《流亡》读后感
洪灵菲发表于1928年的《流亡》是一部青年成长小说，不仅塑造了沈之菲这位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形象，而且真实地反映了早期革命青年挣扎于家庭责任和革命理想之间的两难境地，但不免又抽象地表现了“革命”概念。正如孟超所说：“他不但是忠实的反映出在革命低潮中革命青年由各种苦闷而转到反抗的历史事实；同时，并以愤慨的热情，恣肆的笔力，对于那黑暗的政治，黑暗的社会，以及屠夫刽子手的疯狂的压迫与虐杀，加以无情的暴露，进一步的指出革命才是唯一出路。”洪灵菲在小说中并没有聚焦于青年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如何处理革命和恋爱的关系，而是聚焦于沈之菲的流亡经历，并结合离家—念家、维系封建婚姻—渴望自由恋爱等的两难境地，展现了青年知识分子抛弃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坚定革命理想的心路历程。
主人公沈之菲是一名青年知识分子，这从小说开头对他的相貌描写便可见一斑：“那男的是个瘦长身材，广额，隆鼻，目光炯炯有神。又是英伟，又是消瘦，年约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在T村的一个存放棺材的古屋中，沈之菲对恋人黄曼曼作出了一则浪漫的宣言：“我们俩就今晚结婚吧！让这里的臭味，做我们点缀着结婚的各种芬馥的花香；让这藏棺材的古屋，做我们结婚的礼拜堂；让这楼上的鼠声，做我们结婚的神父的祈祷；让这屋外的狗吠声，做我们结婚的来宾的汽车声；让这满城的屠杀，做我们结婚的牲品；让这满城戒严的军警，做我们结婚时用以夸耀子民的卫队吧！”在这个乡野之中，这对青年恋人晚饭后会去村外散步，“他们歌唱着，舞蹈着，在一种迷离、飘忽、清瑟、微妙的不可言说的大自然的美中陶醉。”他们全然忘却了自己的逃亡者身份，反而保持着青春激情和小资情调。
迥异于很多“革命+恋爱”小说，在《流亡》中，恋爱不再是革命的绊脚石，反而是革命的动力，正是由于黄曼曼的支持，沈之菲才能坚持革命，才能坚持走流亡之路。在沈之菲看来：“革命和恋爱都是生命之火的燃烧材料。把生命为革命，为恋爱而牺牲，真是多么有意义的啊！”“人之必需恋爱，正如必需吃饭一样。因为恋爱和吃饭这两件大事，都被资本制度弄坏了，使得大家不能安心恋爱和安心吃饭，所以需要革命！”显然，这时的沈之菲，革命动机不够端正，对革命的认识也较为肤浅，他还是一个幼稚而急需历练、浪漫而充满激情的知识青年。他的革命初心并非来自信仰，而是来自谋生需要。他自始至终没有发出过革命的豪言壮语，他是通过流亡生活而丰富了人生阅历，完成了人生蜕变，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在逃亡H港的轮船上，沈之菲和同他的伙伴们谈论的不是什么革命，而是青年人最感兴趣的话题：恋爱。一路上，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逃亡，直到轮船靠岸时他才正视起自己的处境：“啊！啊！现在又要受人家检查！又要像猪狗一样的给人家糟蹋！啊！啊！做人难！做不长进的中国人尤难！做不长进的中国的流亡人尤难之尤难！”但是，在通过检查，入住阔气的东亚旅馆后，他和黄曼曼俨然过起了浪漫的度假生活。
直到历经在香港被殖民当局逮捕并遣送回岭东故乡，后逃至新加坡、暹罗（泰国）、上海、S埠，又返回故乡这一系列流亡生活，他才下定了前往革命空气十分紧张的W地的决心：“在那儿可以见到曙光一线，可以和工农群众站在同一战线上去，向一切恶势力进攻！在那儿我们可以向民众公开演讲，可以努力造成一队打倒帝国主义者和打倒军阀的劲旅。我的一生不应该在这种浪漫的，灰色的，悲观的，颓唐的，呻吟的生活里葬送！我应该再接再厉，不顾一切地向前跑！我应该为饥寒交迫，辗转垂毙的无产阶级作一员猛将，在枪林炮雨中，在腥风血泊里向敌人猛烈地进攻！”于是，他再次走上了流亡的征途。应该说，沈之菲的人生蝶变，是在经历了逃亡、饥饿、居无定所、身无分文、无所依靠之后才完成的。
沈之菲不是一个无产者，旧家庭在他眼里虽然是坟墓，守旧的父母的思想是坟墓里的枯骨。但他既怕这坟墓，又爱这坟墓；既怕这枯骨，又爱这枯骨，“他是这枯骨里孵生的一部分。……他贪恋光明，但他不忍过分拂逆黑暗里的枯骨的意旨。他像燐光一样地战栗，恐怖，彷徨！”为了博取枯骨的欢心，他甚至会违心地讨好他们。当然，他还牵挂着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妻子，虽然不爱她，但也不忍离弃，从而让妻子陷入更艰难的境地。沈之菲就是这么一个深为亲情所累而在革命事业上又似乎不够决绝的青年共产党员。他一方面想抛弃旧传统、旧家庭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为传统道德所笼罩，阶级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在他身上产生了乱麻似的纠结，使他处于陷入了严重的心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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