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读后感
这些年在多个网络平台看到对齐邦媛《巨流河》的推荐，有人甚至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好的三本书之一。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我看完了这本书，结论是：不推荐。
在此之前，我刚刚读完台湾作家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之《关山夺路》，这一部讲的是他（一位山东乡绅的儿子），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经历：离开正在就读的流亡中学，当宪兵，看到东北的变局，内战爆发后目睹我军的胜利，知道这个政权容不下“中上层人士”，所以毅然奔往台湾。
而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从她的出生地东北铁岭开始（家里有4000亩地），到九一八事变后，到南京投奔父亲，并在全面抗战后，随父母和流亡学校一路西迁，抗战结束返回南京北京，后来去台湾。在日本侵华，举家迁徙的过程中，在重庆大轰炸的灾难中，他们家当然也有过艰难，然而这种艰难与整个时局、与很多人几乎不能生存相比，作为国民党高官的女儿，她基本上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是的，她并不知道民间疾苦，对学校的左派活动不以为然，甚至觉得政治令人厌烦。在她的少年青年时代，在中国“安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年代，她可以躲在书本里欣赏着英文诗的美。这种自认为的“不问世事的文学青年”是有家庭的背景加持的。
在《关山夺路》里，王鼎钧写道，抗战胜利后，流亡重庆的学生为了回到家乡，复员之路是多么艰难，因为军队、逃离沦陷区的民众、和流亡的贫困学生，都在返回的路上，这是当时有限的运力无法承担的。而在《巨流河》里，在政府还没开始运送学生时，齐邦媛已经坐美国的军机到了上海，又坐国民党的军机回到北京。
四十年代举国困难的时期，照片上的她衣着优雅，目光自信。她的家里出入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父亲的朋友，她自己的好友也都是富贵之家，或者某一行业的头号人物。她的文中倒也没有自得自傲。她从小就是在富足的高门大户中长大，将这一切生活的赐予都视为理所当然。她真的没有自傲，所谓的享受“特权”只是你们这些普通人的自以为。像她这种喊陈立夫伯伯的人，并不认为那些举手之劳是什么特权。
我并不是要批判她什么，这个社会从来不是生而平等的。我只是不知道这本书被网上盛赞和力荐的理由是什么？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对她的生活经历实在没有共情能力。
在《巨流河》中，我对她少女时期的感情比较感兴趣，对她在武大受教于朱光潜非常感兴趣，对她讲述夫君对台湾铁路建设的贡献不感兴趣，对她自己在台湾的工作成绩不感兴趣——
本书后半部分就是一份详细的工作总结，教书交流翻译，在国外做访问学者，在中兴大学做系主任，在编译馆做中文英译，改革教材，编纂图书，后来回台大外文系从事教学工作，总之，始终都是怎样的优秀，怎样颇有建树。（“在编译馆的五年里，夙夜从公，我认真而勇敢地做了很多改革……”“教书三十多年，我没有发黄的讲义，勤于备课如备战。”）我并没有怀疑，否定和批判，真的，我相信她真的很努力也很优秀，我只是想，这是纯粹个人的经历，也无代表性，并不能反映台湾几十年的社会建设，可是为什么这本书被如此追捧？
我相信她本人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是很优秀的，但是整部自传中没有对自己的任何批评，不仅对她自己，包括对她父亲，他是一生“坚持人性尊严，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者”“秉持理想，坚守原则，笃信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我想如果我老了写一本自传，大概会坦白承认自己人性中的不足，行为中的缺漏，应该和她这种完美的自我认同有很大的区别。
PS:
1、本书也许是因为自诩的“不问世事”，也许我买的是大陆删减版，总之并没有对共党的太多议论。
2、看到她书中写到，跟钱穆的交往，与胡适的见面，我心里暗自感叹，钱穆这些人，当年离开大陆确实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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