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读后感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治平三年（1066）奉命设书局继续编撰，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完成，历时十九年。《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历史上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比美，在此读后感大全网为大家推荐一篇《资治通鉴》读后感范文，希望这篇《资治通鉴》读后感可以为大家写作提供一些帮助。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司马光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

　　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