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的文化翻译思想
(一)翻译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
鲁迅从事翻译活动三十余年，译作主要包括科学小说、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他的译书目的明确：翻译科学小说，如《月界旅行》，是为了让读者“获一般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翻译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书籍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例如，译《斯巴达之魂》是因为“斯巴达之魂”的“懔懔有生气”，想通过这篇译述来激励中国的爱国志士掷笔而起：译《毁灭》等苏联作品是为了介绍“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以鼓励中国人民的斗争；译波兰等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介绍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精神活动和思想行动是因为“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与中国境遇相同，因而对中国读者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能促使中华民族反省和觉醒，更能激发中华民族的血性、热情和斗志。”鲁迅自己曾说：“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可以说，在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鲁迅的译书绝不会只凭自己的兴趣，他要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要把异域的新思想、新观念和异域的精神生活，介绍到中国来。总之，鲁迅是要通过译书来改造旧文化、构建新的中国文化。
(二)“忠实”与“传异”是翻译的本质要求
“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这一翻译定义中可以析出翻译是一项在译入语中再现原语文字符号之意义、原语文化之形态的活动。不然，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就无从谈起。因此，翻译的本质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再现原语文字符号之意义、原语文化之形态。背离了翻译本质，翻译便无章可循，便会走入歧途。对此，鲁迅有深刻认识。他在为《域外小说集》写的《略例》中说：“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移徙具足耳。”后来在为周作人所译《劲草》写的序中还提到翻译应该“使益近于信达”，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同上)要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就是“信”，即“忠实”。具体体现在以“直译”为主的翻译方法上。鲁迅关于“直译”的主张说明了他对翻译本质的深刻认识：“任情删易”背离了翻译的本质；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才是翻译正途。
(三)“异化翻译”是实现翻译本质要求的途径
翻译的本质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再现原语文字符号之意义、原语文化之形态。为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应采用“异化翻译”之策略。对于这一问题，鲁迅是从“归化”与保存“洋气”的角度来论述的。
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昵?……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要的目的，……不但移情，也要益智，……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能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宁可译得不顺口。
由此可知：鲁迅不仅将翻译看作是一项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将它看作是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原作的“异国情调”即“洋气”应该在译作中得以保留。“洋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作的语言表达方式：一是原作的内涵(包括文体风格、道德伦理、思想内容等)。只有这样，翻译的“移情”和“益智”功能才能实现。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上则应以“异化”、“直译”为主。具体来说就是“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当然，刚采用外国句法时比较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正是由于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现法，现代汉语才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四)翻译应重视译文读者
鲁迅把译文读者分为三类：
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的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读者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就多。至于供给甲类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要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
在鲁迅看来，译文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很受了教育的”，对于“略能识字的”读者，应该用“改作，最好还是创作”，但是“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言外之意就是译本还是应该有新鲜东西才行，亦即原文中的异质成分还是应该移植到译本中，翻译还是应该满足译文读者的预期――获取异域新元素。译者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对原文进行任意改造。
二、当代西方文化学派的翻译观
巴斯奈特与勒费维尔是文化翻译学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1990年两人合作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992年，勒费维尔出版了《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巴斯奈特为此作序。1998年巴斯奈特出版了她与勒费维尔合著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这三部著作集中反映了文化学派的核心翻译观：
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上。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入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文化的功能等值是手段，文化的转换才是目的。“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改写”，“改写即操纵”。通过“改写”与“操纵”来表明翻译作为变革塑造力量的中心作用。在文化功能等值的过程中，译者有较大的主动权，可以灵活重写甚至打破原文的文学形式。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为此，译者可通过“改写”与“操纵”原文使译本成为构建特定文化的工具。翻译是赞助者、译者、评论者为满足译入语读者需要所“共谋”的产物；“译作是原著的转世”；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不是派生关系，而是具有同等地位。
三、鲁迅与西方文化学派翻译观比较与评述
(一)关于翻译功能
根据前文所述，鲁迅与巴斯奈特等人都关注翻译的功能，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功能。他们都把翻译看作促进社会变革的一种塑造力量。所不同的是鲁迅翻译功能观的核心是要将原语文化如实移植到译入语文化中来，并由此改造译入语文化。在此，鲁迅强调原作的固有价值及其所产生的力量：而巴斯奈特等人则关注译入语文本与原语文本功能的等值。为此，“文化的转换”成为必要，即当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发生冲突时译者要用译入语文化替换原语文化。由此，他们强调译入语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提出了“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改写”，“改写即操纵”的观点，译者通过操纵原文而操纵社会，从而使翻译成为变革的塑造力量，成为构建所需文化的工具。显然，这种塑造力量并不是由原作的固有价值所产生的，而是译者通过操纵原文而产生的。“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就是文化学派“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观点的真实反映。
(二)关于翻译本质
鲁迅认为翻译应是“移译弗失文情”，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任情删易，即为不诚”。由此可知：译入语文本必须全方位忠于原文，译者对原文本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删改都不利于原文本风格、形式和内容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再现。在鲁迅看来，译者只有通过“异化翻译”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异国情调”，才能实现翻译的功能、体现翻译的本质。译作是基于原作基础之上的，原作者和原作是第一位的，译者和译作是第二位的，译者不能像林纾那样对原作“任情删易”。可以说，“忠实”，即“信”是翻译应遵循的原则。鲁迅的文化翻译思想是基于翻译的本质之上的。
文化学派的翻译观将文化视作翻译的单位，虽然突破了以往语言层面的翻译研究视野，却刻意回避了“翻译的本质”问题，“要求译者使译入语与原语在相应的文化功能上等值”。为此，巴斯奈特“允许用新的，完全不同的译入语替换原文，包括原文的语言特征，只要从理论上让译入语读者得到原文读者同样的感受就行。”这无疑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提升了译者与译作的地位，亦即否认了译作与原作的从属关系、派生关系，主张译作与原作具有同等地位。由此可说，巴斯奈特等人的文化翻译观与鲁迅的文化翻译思想在翻译本质方面是截然相反的。
(三)关于翻译策略
对翻译本质、翻译功能的不同观点决定了鲁迅与文化学派所主张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的不同。鲁迅倡导保留原本的“洋气”，为此要采用“异化策略”，反对“任情删易”、“削鼻剜眼”；巴斯奈特等人主张“文化的转换”，原本中有悖于译入语文化的因素皆要“转换”掉。勒费维尔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也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由此可知：巴斯奈特等人主张“归化”策略以及“任情删易”、“削鼻剜眼”的“操纵”译法。这与鲁迅的观点大相径庭。
(四)关于译文服务对象
在鲁迅看来，甲类读者才是真正的翻译文本的读者，译本可“宁信而不顺”：供给乙类读者的译本虽经过对原文的改写，算不上是翻译，但仍应有新鲜东西才行；丙类读者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为译文读者。鲁迅还认识到了译文读者对翻译过程、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影响作用，但原文的“洋气”无论如何需要保留，译者对原文本的干预不应脱离翻译的本质基础。
文化学派同样关注译文读者，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不同于鲁迅之观点。他们赞成“译作是原著的转世”之观点，译作与原作具有同等地位。由此，译文读者的地位也相应得到提高。译文读者自然也就成为决定译者对原文“操纵”程度高低的因素之一。为使译本得到更多译文读者的认可，完成原作的“转世”，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应采用“归化”策略，甚至不惜对原文本进行必要的“改写”。
四，结语
鲁迅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文化翻译的倡导者，他把翻译视作促进译入语文化构建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异化翻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代表他文化翻译思想的“归化”与“洋气”问题、“宁信而不顺”问题在当时虽有较大争议，却具有高度的前瞻性。西方文化学派强调译入语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将译作看作是原作的转世，主张译者根据需要有权对原作进行改写，强调译者的主导作用。总之，鲁迅的文化翻译以“翻译本质”为基础，文化学派则是回避了“翻译本质”问题，为译者随意操纵原文本提供了最佳借口。通过比较可知：鲁迅的文化翻译思想值得提倡，文化学派的翻译观需要重新审视。
鲁迅文化翻译思想剖析在鲁迅一生的笔墨生涯中，翻译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从事翻译的时间前后长达33年之久，共译介了14个国家近100位作家，200多种作品，共计300多万字，占据鲁迅笔墨的半壁江山。鲁迅本人也非常重视翻译，把翻译与创作同等看待，他痛恨轻视翻译，将翻译看作是“媒婆”的言论和行为。在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时，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专家孙郁说：“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他把大量的精力用在翻译，而且他瞧不起自己的创作。”翻译研究在鲁迅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然而，译家鲁迅的研究长期受到了冷落，研究成果显得相当薄弱。可以说，目前取得的成绩和鲁迅在翻译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和鲁迅研究的其他课题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沧海一粟。基于以上考虑，笔者通过深入挖掘鲁迅作品中的“译者记”、“小引”、书信、序、跋以及数量不少的翻译专论，从文化层面解读鲁迅翻译思想的两个方面：直译，硬译、重译，复译。
一、直译的文化解读
晚清民初时期，“直译”不仅在翻译实践中极少使用，而且这种方法往往跟“率尔操觚”、“佶屈聱牙”、“味同嚼蜡”、“无从索解”和“释家经咒”联系在一起。当时以林纾、包天笑、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晚清翻译家虽未打出“意译”的旗号，但在实践中使用的却是“译意不译词”的翻译策略。他们对原作的题名、人名乃至框架结构加以中国化改造，以适合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严复自称这种意译方法为“达旨”，也有人称之为“豪杰译”。鲁迅、周作人针对中国翻译界不尊重原文的状况，为直译正名，公开标榜“直译”，并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实践中付诸实施。
《域外小说集》之后，鲁迅采用的翻译方法基本上都属于“直译”。他几乎在所有译作的序言或后记中都加以说明。1921年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写道：“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1924年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写道：“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1925年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鲁迅又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他的直译主张，在给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表达得非常明确：“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一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者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
鲁迅主张直译，不是毫无批判，生硬照搬，他强调在翻译时“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他要求“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即主张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此外，鲁迅主张直译，希望把外文的语法、句法翻译出来，以弥补新文学的不足，为新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梁实秋等诸家论者批评鲁迅的“硬译”，究其实是没有抓住鲁迅“硬译”理论的真正含义。鲁迅是从汉语词语建设、新文学的建设角度来说的，着眼于译入语未来的演变和建设；他把汉语语言与文化看作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不断接受新的词语和新的句法规则，“顺”和“不顺”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不顺”的词语可以变为“顺”的，而部分“不顺”的则被淘汰。而梁实秋等人则从语言和翻译手法的微观层面来说，强调译入语的现时阅读效果；他们倾向于把汉语语言与文化看成是一个静态封闭的体系。20世纪的中国翻译史已经充分证明了鲁迅“硬译”理论的正确性：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末，现代汉语已经发生了惊人的、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嬗变的原动力和主要因素毫无疑问就是翻译。
1929年1月，鲁迅把“直译”进一步发展为“硬译”。他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明确提出了“硬译”的翻译理论：“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一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鲁迅一开始并不是有意提出“硬译”这个口号，也没想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在翻译理论书籍中尚未找到更好的译法，便只得“硬译”。然而“硬译”一提出便受到梁实秋的指责。梁氏在1929年9月10日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指出鲁迅先生的“硬译”离“死译”不远。
针对梁氏的这篇文章，鲁迅在1930年3月1日发表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对梁氏的论点进行辩驳。鲁迅从学术角度阐述了他对“硬译”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硬译”与“死译”有区别，并不是故意的“曲译”；“硬译”(主要指翻译科学文艺论著及其它革命理论著作)自有需要它的读者对象；“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人以不舒服”，因为思想对立的人觉得“气闷，憎恶，愤恨”是当然的，至于那些对理论知之不多的“批评家”，本是应该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同时也可以“逐渐添加新句法”，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同化”而“成为己有”；“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鲁迅“直译”的总策略可以理解为：让读者走向原著，译者尽量保持原著的内容和特点，不去为了迁就读者而作改动。他认为翻译的作用在于“启蒙”，在于“为人生”。既然翻译要起教化、启蒙的功能，那便是要把外来的新鲜的东西引进来。在这种情形下，译者便会强调译文对译文文化的冲击，便会采用一种让读者走向原著的翻译方法，不但不会对原著稍加修改，而且尽量突出原著的权威，从而让译文在译文文化里产生最大的“暴力”作用。鲁迅采用“直译法”，为的就是要更有效地起到教化作用，产生更好的启蒙效果。
鲁迅在翻译中采取“硬译”策略，可以看作是他一贯主张的语言策略的具体体现。“在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看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语言形式的不同，实质上反映了民族思维方式与感知方式的不同，表现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在鲁迅看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入新思想与新文学，更是为了促进民族的思维与心理以及民族语言的改造，这就是以鲁迅的语言策略和坚持“硬译”标准的深刻内涵和意义所在。正是鲁迅语言的“疙瘩”“杂糅”“别扭”，“才最大限度地凝聚起语言的爆破性力量，将言说与无法言说、正面与反面的、显露的与潜隐的、冷与热、爱与憎、黑色的与白色的与红色的等多种向度、多种维度的情感、哲思与意向凝聚起来，以它弥漫着张力的特有的怪异、陌生与悖论颠覆和冲击着传统的话语规范和秩序，并进而更新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生存方式”。
二、复译的文化解读
20世纪30年代复译现象非常普遍，“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中，复译本的数量占一半多”。许多著名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梁实秋等都参与了名著复译。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翻译文学，但同时也出现了抄译、乱译等不良现象。于是引发了翻译界和文化界对复译的必要性、价值和意义的争论。邹韬奋首先发难，于1920年6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对复译的看法：“应当分途并进，不宜彼此重复。有了重复，首译的人和继泽的人的精力都不免不经济。”茅盾对此不以为然，他在“《简?爱》的两个译本”一文中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不问译本好坏，一见有复译出现，就斥之为‘浪费’，对于译出的某种书‘先插草标，不许别人染指’这是有害的。”鲁迅在1935年写了“非有复译不可”一文，对翻译界存在的那种独占选题，在报纸上登广告，声称“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的现象进行了辛辣讽刺，说这些人“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鲁迅坚决提倡复译，发表了“非有复译不可”，其中提到：
“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赖，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需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
关于“重译”(20世纪20-30年代，人们把不从原文直接翻译，而是根据原文的某种译本间接翻译，称为“重译”。这是不科学的说法，按照现在说法应该称为“转译”)鲁迅于1934年先后发表了《论重译》和《再论重译》两篇文章，认为理想的翻译应由精通原文的译者直接从原文译出，但由于外语人才的短缺，重译的存在很有必要。就当时译界的状况而言：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单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在鲁迅看来，复译可以打击乱译，驱逐乱译。不同的译本可以比较、比赛，犹如赛跑一般。重译可以解决燃眉之急，是一种应急之策，是特殊时期的过渡性翻译。正如前文所言，鲁迅从事文学翻译的出发点并不在于翻译本身，而是把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改造中国语言和文化，并构建新型的中外文化关系。通过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鲁迅要求转译的作品大部分来自波兰、爱尔兰、西班牙、俄国、印度、希腊等“被侮辱被压迫”的国家。从中不难看出鲁迅转译背后的意识形态，以及转译背后潜藏着构建新型的中外文化关系和翻译关系的真正用意。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里，鲁迅就阐明了这样的观点：翻译关系是一种民族之间关系，尤其是一种民间的(non-govern-mental)交往关系。在《无声的中国》这篇演讲里，鲁迅呐喊道：“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由此可见鲁迅复译／重译的实质是要与那些与中国有着同样境地的国家建立一种平等的民族关系，同那些没有滥用军事强权和经济后盾来推行其文化的国家站在一起。他正是通过自己的翻译选目、用一种文化兀傲来表达一种抵抗，抵抗列强盛气凌人的强权文化，抵抗伴随着刀枪而来的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
概而言之，鲁迅的“硬译”和“复译”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手段，而是一种文化策略，是改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文化策略，也是与“被侮辱、被压迫的民族”构建平等民族关系的一种策略。
鲁迅文化翻译思想剖析一、鲁迅的文学翻译
（一）时代背景
长期以来，鲁迅被认为是思想家、文学家，是文化旗手，其实，他还是位杰出的翻译家，他的文学活动以翻译起，以翻译终，他翻译的数量和重要性甚至超过他自己的创作作品。鲁迅是思想家型的翻译家，他对于翻译作品的选择往往带着自己某一方面的深入思考。鲁迅是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他力图通过翻译改革来丰富中国文学的形式，从而达到改革整个中国社会、改变国民的颓废精神的目的。他认为要治愈国人精神上的病症，就必须改革中国文学，提倡白话文，而这一切正依赖于“硬译”带来的文化冲击。中国人素来对自身文化怀有强烈的自信，拒绝批评和改变自身的文化；加上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排外情绪，导致当时任何反对国学的行为都会惹来非议和批评的状况出现，因此，鲁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作品来改革中国文学的道路，拯救治愈国人精神上的病症。由此可知，中国新文学的形成应该是由翻译而不是原创写作开始的。
（二）鲁迅翻译的作品
鲁迅翻译的作品主要是针对国民精神、世界知识，“不取媚于群”，这是一直贯穿其翻译始终的问题，其翻译思想主线是复兴中国，“起其国人之新生”。鲁迅之所以选择翻译外国作品，是时代的需要，更是鲁迅本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
1905年，俄国革命后，鲁迅积极支持热心苏俄文学的新秀的出版工作，帮助他们创办未名社这个现代文学团体。鲁迅不断地把大批的俄国重要作家的作品翻译到中国。他翻译的《死魂灵》《毁灭》等是其中的代表作。他译写的《摩罗诗力说》《坟》再次重申了复兴中国的理想。1907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哈葛德、兰格的《红星佚史》，1908年，鲁迅、周作人翻译籁息的《裴彖飞诗论》，都有强烈的复兴中国的理想。1907-1908年，鲁迅在翻译活动中强调了时代精神、国民精神、世界知识，转而倾向于浪漫主义刚健激俗的人格品质，勇毅起新的独立行为。鲁迅通晓多种外语，这就让他的翻译范围有很大的延伸空间。
二、鲁迅的翻译思想
众所周知，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是近代翻译理论最有影响力的，他翻译的《天演论》，鲁迅“有好几篇都能背”，《天演论》对鲁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在认真地考察研究了严复翻译理论的内容和其翻译作品后，根据自己研究的结论、翻译本身固有的特点以及他本人丰富的翻译经验，陆续发表了数十篇专题性的理论文章，阐述了自己对文学翻译的许多观点和看法，他不赞同严复的“信”和“达”的翻译标准。
鲁迅对于“达”字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归化”的译法应是“意译”，国人译出来的'文章可能会很通顺，但已不忠实于原作了，“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他写道：凡是翻译，“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鲁迅所说的“保持洋气”，其实就是“信”，就是让译作保存“异国情调”，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的主张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实际上，它与我国翻译界的翻译标准“忠实”和“通顺”的含义是一样的，这对我们现在的翻译仍有很大的影响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鲁迅反对那种盲目“归化”和“达”的译法。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忠实于原文，在他看来，忠实是第一位的，这就是从根本上提出了翻译时应遵从的标准和原则问题。让人们在阅读时能够感受到“异国情调”和“原作的丰姿”。
三、鲁迅的翻译标准
（一）直译、硬译
鲁迅先生所说的直译又叫做硬译，从《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就一直坚持用严格直译的方法，他说“硬译”即“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也就是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尽可能等值的直译。一般说来，鲁迅不提倡意译，他认为如果看重意译，输入的内容可能会走样，也无助于进一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在对汉语发展路向的探索中，鲁迅的翻译强调“直译”“硬译”，强调对西方语言的吸收，其带有明显西方语言特征的翻译语言让人们看到了汉语弹性的极限所在。鲁迅主张直译，其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通过译文来改造我们的语言。他博采西方语言资源，同时又十分强调汉语本身的历史继承性。为了能够更好地将西方先进文化引进中国，鲁迅采用了“硬译”作为翻译的方法，这种方法忠于原著，被鲁迅当做是接近原文学作品的基本途径。鲁迅一向主张“翻译”的路子要宽，选材不宜过严，但批评要慎重。为了使作品具有语言的简洁性和丰富的文学性，鲁迅又在“硬译”的基础上提出了“易解”和“丰姿”的概念，完善了其翻译理论体系。
（二）宁信而不顺
“宁信而不顺”是鲁迅先生提出的另一种翻译主张。多年来，中国译学界大多从翻译的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多是负面的。“宁信而不顺”不是一种翻译技巧或翻译标准，也不是“矫枉过正”或“意气用事”，而是一种理性的文化主张，是鲁迅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而发出的呐喊，是鲁迅文化观的反映，这与他的“拿来主义”思想是一致的。这一主张令译界不少学者大跌眼镜，一直为不少人所诟病。“宁信而不顺”非但没有削弱鲁迅“文化巨人”的形象，反而使这一形象更加高大。
鲁迅在翻译方面的追求是有目共睹的，他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要通过翻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后来便可以据为已有”。抱着这样的目的，鲁迅煞费苦心，提倡逐字逐句的直译，实行逐字逐句的直译。在翻译标准方面，鲁迅认为应当遵从“忠实”和“通顺”的原则。鲁迅提倡的“直译”“硬译”和“宁信而不顺”，是为了忠实原作，也是为了汉语输入“新的表现法”。如今，对于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宁可译得不顺口”也要“保存洋气”的主张，不少人仍感到困惑不解，认为这会造成一些词句的“不顺”，容易让读者产生许多理解上的困难。总而言之，这与鲁迅的翻译思想是背道而驰的。鲁迅在他编译的《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谦虚地说，他之所以把自己的翻译称为“硬译”，是一种“自谦”的说法，只作为“直译”的一种替代说法而已。鲁迅针对梁实秋的“看得懂”和“顺”的翻译方法，就可以“宁可‘错’一点儿”，而不管是否“蒙蔽读者”的“愚民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俨然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种“意气用事”的翻译思想。
鲁迅所说的“直译”“硬译”，是希望翻译工作者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要注意忠实原文。“忠实原文”，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地抛弃“易懂”和“通顺”，甚至胡译、死译一通。其实，我们只要认真地阅读和研究鲁迅的翻译作品，就不难发现鲁迅在倡导“直译”的同时，在他的译作中却有很多“意译”的表达方式，他的这些“意译”实际上是非常忠实原文的，他的翻译水平也是很高的。大家知道，《死魂灵》是代表鲁迅翻译最高成就的作品。《死魂灵》是按照“直译”的方法译出来的，其译文准确地表达了原文所描写的“韵味”，让人们能够领略外国文学的“原汁原味”。
四、结语
鲁迅给翻译赋予了重任，翻译工作者们通过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认识到了翻译在国民文化教育中的重大作用。鲁迅对翻译的结论性观点“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是他的基本思想。鲁迅强调应该同时提倡翻译和创作，因为他“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他对外国文化寄予了厚望，人们可以想象到，鲁迅在翻译中对“信”的苛求就不言而喻了，他认为：有了“信”，国人就能够接受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就能将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对比，就能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文化劣势所在，扬长避短，达到疗治中国文化痼疾的作用。鲁迅在翻译中主张“不顺”，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主张，而非其他。鲁迅希望通过翻译的作品来唤醒和激发中国人民的斗争意识，这体现出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思想。鲁迅所说的“不顺”是“翻译”也是一种“进攻”，即主动积极地接受外国文化作品的原汁原味，达到改造国民性，促进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满，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和信仰，使他始终坚守着直译方式，坚持“直译”甚至“硬译”来打破传统的封建文化，输入异样的句法来创建新文化。通过翻译，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少的先进文化因素输入进来，借助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进行批判和改造，用文艺来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唤醒麻木的国民性，引起大众的注意，这也正是他当年弃“医”从“文”的初衷和动机。
鲁迅先生不断地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警示国人，影响国人的思想，以达到疗治中国“痢疾”的效果。他后来转向文学创作，更是源于时代的需要，是忧国忧民的最好体现。鲁迅在文学翻译中学习和掌握新的表现手法，为他后来推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名翻译家，鲁迅对于翻译标准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翻译工作者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鲁迅希望通过翻译国外好的文学作品的同时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理念来促进汉语言的发展，他试图通过翻译西方作品来改革中国文学的道路的良苦用心是值得国人学习和崇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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