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日子还是得一日三餐地过下去，便只好走进母亲的厨房。虽然母亲一九八七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当她在世和刚刚走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
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筷、一勺而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
也为母亲没能见到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每一样新东西而嘴里发苦，心里发灰。
为新厨房置办这个带烤箱的、四个火眼的炉子时，母亲还健在，我曾夸下海口：“妈，等咱们搬进新家，我给您烤蛋糕、烤鸡吃。”
看看地面，也是怕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不便，铺了防滑地砖。可是，母亲根本就没能走进这个新家。
厨房里的每一件家什，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对付日子的时候了。
我觉得无从下手。
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炝过的葱花，四边焦黄。让我依然能在那上面嗅出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
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的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取其坚牢久远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俯身在厨房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
那副老花镜，还真有一段故事。
记得母亲的“关系”还没有从她退休的小学转到北京来的时候，她必须经常到新街口邮局领取每月的退休工资；或给原单位寄信，请求帮助办理落户北京所需的，其实毫无必要，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或是邮寄同样毫无必要，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那些手续办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那样节外生枝，于是这样的信件，就只好日以继夜地往来下去。
那次，母亲又到新街口邮局寄这些玩意儿，回家以后，大事不好地发现老花镜丢了。马上返回新街口邮局，而且不惜牺牲地花五分钱坐了公共汽车。
平时她去新街口，都是以步代车，即便购物回来，也是背着、抱着，走一走、歇一歇，舍不得花五分钱坐一回公共汽车。
可以想见母亲找得多么仔细，大概就差没有把新街口邮局的地，刮下一层皮。
她茫然地对着突然变得非常之大的新街口邮局，弄不懂为什么找不到她的眼镜了。
用母亲的话说，我们那时可谓穷得叮当乱响，更何况配眼镜的时候，我坚持要最好的镜片。别的我不懂，只知道眼睛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器官。一九六六年，那副十三块多钱的镜片，可以说是老花镜里最好的镜片了。谁知二十五年后，母亲还是面临失明、人体各器官功能衰竭、卒中而去，或是以她八十岁的高龄上手术台的抉择。
回家以后，她失魂落魄、反反复复对我念叨丢眼镜的事，丢了这么贵的眼镜，母亲可不觉得像是犯了万死之罪。
很长一段时间，就在花十几块钱又配了一副老花镜后，母亲还不死心地到新街口邮局探问：有没有人捡到一副老花镜？
没有！
老花镜不像近视镜，特别那时母亲的老花的度数还不很深，又仅仅是老花，大多数老人都可通用。尽管当时已大力开展学雷锋的运动，只怪母亲运气不佳，始终没有碰上一个活雷锋。
她仅仅是找那副眼镜吗？
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份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
后配的这副眼镜，用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九〇年，即便戴着它也看不清楚东西的时候。那时还以为度数不够了，并不知道是因为她的脑垂体瘤压迫视神经的缘故。再到眼镜店去配一副，配眼镜的技师无论如何测不出她的度数。我们哪里知道，她的眼睛几近失明，怎么还能测出度数？我央求验光的技师，好歹给算个度数……最后勉强配了一副，是纯粹的“摆设”了。
这个“摆设”，已经带给她最爱的外孙女儿，留作最后的纪念。而那报废的眼镜，连同它破败的盒子，我将保存到我也不在了的时候。那不但是母亲的念物，也是我们那个时期生活的念物。
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钩，就像给学生判作业、判卷子时打的对钩。
那些用铅笔画的钩子，下笔处滑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它们的长尾，直挥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师的母亲的自如。
那些钢笔画的钩子，像是被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拘谨、生怕打扰谁似的，缩在菜目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磨灭不了了。
我怎么也不能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钩子，和用钢笔画的钩子，会有这样的不同。
那些画了钩子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如糖醋肉片、粉皮凉拌白肉、炒猪肝、西红柿焖牛肉等等。
鱼虾类的菜谱，档次最高的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虾、蟹、鳖等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
就是这本菜谱，还是我当作家后，唐棣给母亲买的。
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腌就是一道菜，到买菜谱，已是鸟枪换炮了。
其实像西红柿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绿豆米粥、炸荷包蛋之类，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他勾画的各项，没有一项付诸实施。
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了钩、本打算给我们做，而又不知道为什么终于没有做的菜目。这样想过来，那样想过去，恐怕还会不停地想下去。
我终究没能照着母亲的菜谱，做出一份菜来。
一般是对付着过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冻饺子馄饨之类的半成品，再就是期待着到什么地方蹭一顿，换换口味，吃回来又可以对付几天。
有时也到菜市场转转，东看看、西瞅瞅地无从下手，便提溜着一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的“老三样”。
今年春天，在市场上看到豌豆，也许是改良后的品种，颗粒很饱满。想起去年春天，母亲还给我们剥豌豆呢。我们常常买豌豆，一是我们爱吃，二来也是为了给母亲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
母亲是很寂寞的。
她的一生都很寂寞。
女儿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信中还写道：
……我有时梦见姥姥，都是非常安详的、过得很平安的日子，觉得十分安慰。虽然醒了以后会难过，毕竟比做噩梦要让人感到安慰得多。我也常常后悔，没能同姥姥多在一起。我在家时，也总是跑来跑去，谁想到会有这一天呢？她这一辈子真正的是寂寞极了！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寂寞，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没能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她坐在窗前，伸着头向外张望的情景：盼你回来，盼我回来，要不就是看大院里的人来人往。让我多伤心。可当时这情景看在眼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倒是现在记得越发清楚。不说了，又要让你伤心了……
也曾有过让母亲织织毛线的想法，家里有不少用不着的毛线，也只是说说而已，到了儿也没能把毛线给她。
…………
尽量回忆母亲在厨房里的劳作。
渐渐地，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的，有关厨房里的话，一一再现出来。
冬天又来了，大白菜上市了，想起母亲还能劳作的年头，到了买储存白菜的时节，就买“青口菜”，她的经验是青口菜开锅就烂，还略带甜味。
做米饭也是按照母亲的办法，手掌平按在米上，水要漫过手背；或指尖触米，水深至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不过好米和机米又有所不同……
渐渐地，除了能上台面的菜，一般的炒菜我也能凑合着做了。只是母亲却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吃不到母亲做的“张老太太烙饼”了。
我敢说，母亲的烙饼，饭馆都赶不上。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技艺。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是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地放了光。就连她脸上的褶子，似乎也展平了许多。对她来说，任何好事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哪怕是一时的高兴连在一起的话，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还有母亲的炸酱面。
人说了，不就是烙饼、炸酱面吗！
倒不因为是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用的什么诀窍，她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也不是没有吃过烹调高手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
心里明白，往日吃母亲做的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地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就忍不住想起母亲，和母亲的烙饼、炸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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