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金秋十月，我从山东菏泽家回到原先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大兴安岭漠河x图强镇，看着这熟悉的山山水水、“五七大火”后恢复的森林、小镇里新建的楼群，我真想振臂高呼——图强，我回来了！
住在哥哥家，忙着走亲访友，拜访老同志，感叹我的第二故乡的发展变化，由其是近几年的旅游事业的发展，使当地经济有了新的腾飞。我此次之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回来祭祖。
一九七八年，那时我还没成家。由于父亲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失去了工作，我把他们接到图强和我在一齐生活。十几年后二老相继驾鹤西去，他们就安葬在大兴安岭的群山俊岭中。
第二天，我和哥哥骑自行车去爹妈的墓地扫墓，由于，当年的茔地因“五七大火”后森林还没恢复，站在山坡上能够看到下方的铁路和阿木尔河，而如今二十几年过去了，满眼的白华林里掺杂着小松树，几十米高，绿色的屏障挡住了视线，看不出几米远，要不是哥领着，我根本就找不到了。防火期不能带火上山，只买了两刀纸，准备压在坟头，大哥还买了两盆花，他明白妈喜欢花。
来到二老墓前，我先围着坟墓转了一圈，当年我们钉的板杖子小院还很完好，坟头还那么高，墓碑上的文字依然清晰，周围的小松树已变成大树。
我坐在二老的坟旁，真想躺一会，像从前一样听听二老说话，和二老说一说这些年的离别愁怅。听，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是兴安岭上的秋风，撩动着我的心弦，飘零的桦树叶随风飞舞，落在地上。它将变成沃土，回归于大地。我长眠于此的二老，历经一生的艰辛坎坷，养育了我们九个儿女，沒享几天福就走了，他们生前的样貌和一些往事，一幕幕浮此刻眼前……
五十年代中期父亲与大黑山孙德x大夫，还有一个姓莫的大夫（名字我记不清了），三个民间医生公私合营组成合作医疗，建起了扎来特旗罕达罕卫生院。爹称得上是罕达罕医院创始人之一。
一九五七年我家从大黑山搬到了罕达罕乡，在医院附近买了三间小平房，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当年医院用药都要上扎旗医药公司进，爹有时赶牛车，有时向生产队借个驴车去扎旗，起早贪晚一天才能到，路上带着妈炒的炒面，就着绰尔河的水泡一缸子半路充饥。当时药不全，去痛片都是紧俏药。此刻的青梅素的前身那时叫“大油”，消炎好用的很，人们都视它为灵丹妙药。
爹当大夫，我从来没見他穿过白大掛，总是背个紫红色药箱，上方带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标志，走乡串户为老百姓治病，谁家有病人，不是到医院去看，而是把医生接到家里治病。之后人们称这种大夫叫赤脚医生。爹热心地为乡亲们治病，尽量让病人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偏方土法治病，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与信任。
记得一年春天，河南大队有一个姓卓的人家，孩子出麻疹，爹给治好后，看孩子身体弱的可怜，小孩口馋，想吃块罗卜家里都没有，爹就回家偷偷地将妈压箱底的一瓶水果罐头拿给那孩子吃。之后卓家人来我家千恩万谢，妈明白后，不但没生气并且还责怪爹说：这事还用瞒着我，你做的对，咱孩子没病沒灾的吃不吃都行，他家比咱困难，孩子多可怜。
有一年，村里有六、七个孩子同时被疯狗咬伤了，爹去齐齐哈尔买狂犬疫苗，回到景星下了汽车，身上就剩不到两元钱了，还有六、七十里旱路要走。如果吃碗面条钱也够，但是爹想着：家里一帮儿女盼着出远门儿的爹回来，而爹两手空空，孩子们会失望的。爹就没舍得吃饭，去商店花了一元五角钱，买了一付当时最贵的金边扑克。
等爹走到家天已经黑了，饿的一头就扎在炕上。当拿出扑克给我们，我们姊妹一小帮高兴的欢呼雀跃，如获珍宝。这付扑克陪伴了我们的童年，多年之后，我参加工作回家探亲时，弟弟们还在玩，基本没坏，保存了十几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罕达罕也同全国一样，轰轰烈烈，红卫兵造反，搞两派，批斗当权派。只因爹不参与两派斗争，得罪了医院的造反派，不明不白的就成了内人党（当时定性为内人党是内蒙古的一个反革命党派）。
有一天，妈觉得这两天风声紧，晚上让我和哥哥偷偷的上医院趴窗看看爹怎样还不散会。这一看不要紧，我看到一个终身都忘不掉的一幕：几个造反派坐在椅子上，爹在地中央站着，旁边还有个何阿姨，大弯腰地低着头，短发耷拉在下方，都湿了，可能是汗水吧，她的两个手还朝后反举着，似飞状（之后听说叫坐飞机）。有人振振有词地发言，正在批判着。我和哥哥没敢久看，赶紧跑回家，我已不会说话，也不知哥是怎样告诉妈的。
很晚很晚爹回来了，一向没睡的妈妈问：“他们斗你了”。爹说：“他们说我是内人党，我不知内人党是干啥的，就不承认，他们就让我弯腰”。妈说：“他们打你了”？“沒有，李xx上来按我，我和他支巴起来了……他说扎旗王旗长都是内人党了，你们关系那么好，又是屯亲，能不培养你？我说：我和你还好呢！你也是内人党了？如果硬逼我承认，说我是内人党，那我就是了，我还培养你了呢！听后他不敢支声了。他们让我站着挨批，不弯腰了。张乡长老婆老何，被他们斗的可很了，一向坐飞机，散会她都不会动弹了”。妈说：这回你可贪大事了，你承认了，明天汇报到乡里，他们饶不了你”。爹说：“我一个老百姓，又不是当权派，不怕他们，随便他们说吧”。
我怯怯地听完爹妈对话，钻进爹的被窝并且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仿佛这样爹就不会被人抓走回不来了。爹也紧紧地搂着我，慢慢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一早，爹像没事人一样，和我们一齐吃完早饭，背上他的药箱上班去了。
批斗内人党的斗争只进行了三、四个月，就不那么紧了，再之后就停批了，说是批错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医院的造反派，为了显示他们阶级立场坚定，用心参加革命运动，不断推岀新点子、新资料，变着法地整人。他们向支左的解放军反映：张大夫曾说过林彪林副主席长的不像领袖样，骂伟大的副统帅尖嘴巴猴的。发现了一个反革命份子，支左的解放军抓住这一重大线索，下令重点对这一反革命事件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罕达罕医院挖出个现型反革命，张大夫敢骂伟大的林副主席，一时光传播开来。造反派们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大批判有了实质资料，革命战果辉煌。爹整天理解革命大批判，比当权派斗的还严重。不久，支左的解放军请示上级，要把爹这样的现型反革命送到保安召劳改农场改造。那段时光，我们家就像天塌了一样，妈整天以泪洗面，我们一帮小孩子一点办法没有，只能在家多干活，替妈分担家务。学校老师们也在闹革命，我们都停课了。
就在要压送爹去保安召劳改那段时光，当地小孩痲疹流行，医院的大夫有闹革命的，有受批判的，因为缺医少药没人治病，经常有在山上、甸子上扔死孩子的。听说要把爹送走，一些乡亲自发地向支左解放军和公社革命委员会请愿，让爹给孩子们治病。当时的实际状况和乡亲们（贫下中农）的哀求，感动了支左的解放军，免予爹去劳改，带罪为孩子们治痲疹。虽然是带罪，没去保安召，这也算躲过一劫。
这期间革命斗争持续深入，爹白天治病，晚上还照常理解批判。我们学校虽然恢复了上课，但没有教课书，每一天上课先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只学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当时觉得前途无望，爹成天挨批判，我们也当不上红卫兵，自卑的很。恨不得立刻离开这悲哀的地方。
在林区工作的二姐明白了家里状况，先后把我和妹妹、三弟转到她那里上学，我们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罕达罕，过上了游子生涯。
一九七一年林彪判国投敌，摔死在温都尔汗。也没人再批判爹是现型反革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我那正直、倔强，不会阿谀逢迎的父亲，又面临一场更大的灾难。
我有个大表叔是xxx牛山的生产队长，他们生产队有一母马带一小马驹，都有病了。他们让爹帮治一下。治了几天大马没好，死了，剩个小病马。表叔对爹说：“这小马在那里也得死，这样吧，生产队也没钱给你药费，把它送给你，治一治，好好伺侯一下这小马也许能好，就顶药费吧”。就这样，爹把小马驹拉回了家，精心照料，还真的治好了，没过两年变成一匹英俊的大马，之后被别人以七百元价格买走了。
张大夫卖了一匹马。这又成了医院的阶级斗争新对象，什么资本主义，贩卖畜力，破坏农业学大寨等等一系列罪名全加在爹的头上。开始没完没了的批判，逼迫他退出脏扻。爹自知无罪，拒不退出，于是被停职检查、扣发工资，最后在那些无产阶级革命派们迫害下，使老人失去了他热爱的医生职业。
一九七七年，我还单身，在大兴安岭图强邮电局工作。接到家来信说爹失业了，情绪郁闷，家里也没了收入。我就把二老及小弟接到图强和我一块生活。我们一家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六十岁的爹上山拉柈子，拾粪，种大蓬，卖菜，捡废品。没几年家里就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存款折”。爹领着我们就像生长在石缝里的青松，顽强的在大兴安岭扎了根。
一九八一年，扎旗政府根据国家政策为父平亲平反恢复工作、补发了工资。届时爹早已超过退休年龄，给办理了正式退休手续，并给两个接班指标予以补偿。
老人的恩情和坎坷经历说不完、道不尽。晚年我那耿直善良的父母不止一次提起故乡罕达罕，想念那里的父老乡亲。如今却漂泊他乡，安葬在大兴安岭……
我坐在二老坟旁，泪如雨下，压在心里的话，这天在这对着风儿说，我九泉之下的二老，您听得見吗？
“时光不早了，咱们给爹妈磕几个头回去吧”。
哥哥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起身同哥一齐向二老磕了三个响头。
爹，妈，你的儿子要告别了。秋天来了，你二老要多穿衣服。冬天，兴安岭的雪花会给您盖上厚厚的棉被，二老好好休息。等来年开春醒来，再看兴安岭的绿色，闻满山的映山红花儿香味，听山脚下火车的鸣笛，看阿木尔河清粼粼的流水。让青松为你做伴，让鸟儿为你唱歌。您的在天之灵，保佑子孙平安幸福。
文：张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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