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它由国家制定，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应的经济关系制约。
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同其他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有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指根据经济变化的征兆来调整政策取向，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货币政策偏向扩张;当经济出现过热时，货币政策偏向紧缩。最终反映到物价上，就是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在我国货币政策管理中，中央银行是以比较平稳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来实现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的。从一般货币理论看，对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有两种不同的操控手段：恒定与权变。前者认为，只要货币供应量保持固定增长率，公众就会作出合理预期，从而使物价收敛于稳定。后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应随经济的变动，由央行随时调节。前者的缺点是过于僵硬，在现实中几乎无法运行;后者则因政策制定者预测的主观性与公众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的冲突而受到挑战。因此，不少国家采用预先公布货币供应量增长区间的方式进行调控。在我国，也有人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不是好的货币控制手段，应以利率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其实，我国的利率还处于管制阶段，企业还处于对利率不敏感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央行放弃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转而用调整利率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2003年GDP增长9.1%，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9.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2%;2004年GDP增长9.5%，M2增长14.6%，CPI上涨3.9%。今年M2计划增长15%，CPI估计上升 3.28%。
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基本上是进行总量调节。然而，我国经济的失衡又主要是结构问题。应如何看待这一矛盾首先，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失衡，一定是某个行业、部门或地区出了问题，然后传染至总体经济。从我国的经验看，19921993年海南泡沫、20032004年房地产热等引致的能源、运输瓶颈，使经济出现局部过热，都是由一个或几个行业、地区表现出来的结构性问题最终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的现实例子。货币政策对这种失衡的调控发挥了很好作用，使经济逐渐实现软着陆。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很重要，但它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不能包打天下。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指引也是商业银行信贷的重要依据，通过这样的指引来实现资金支持的有保有压。税收政策的调整等也在某些方面起到了调控作用。这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不应依赖于单一政策，而应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组合，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周期。但宏观调控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调控中行政手段的使用会越来越少，将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来调节。
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一)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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