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对我来说非也。我第一次见识宏伟的长城，不是像那些跟着旅行团的人，在北京的郊区兴致勃勃地跑来跑去，而是坐在一辆越野车的后面。在河北省，我们驱车穿过乡下，要到一个被城墙围着的小城市——宣化，这儿的建筑保持着往昔的风貌。我们在山间蜿蜒驰骋，上下颠簸的程度让人联想到的不是棱堡，而是绵延无力的波纹皱褶，带给人的与其说是乐趣，倒不如说是畏惧。如果这是对一个人是否到达法定年龄的测试，那么这个国家练就的荒诞感显然超越了我的想象。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人就觉得“兵马俑”比长城更值得一看。而那些和秦始皇有联系的其他丰功伟绩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在节假日和平时来西安观光和旅游。秦俑那挽起的发髻，动人的眼神让人感知到了全球文明的权威价值，以至于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城市本身不过是个唯有“小马”炫耀的地方，或者更过分地说，就是个实实在在的荒原。这倒也是，曾经一度长安的辉煌被淹没在了现代的功利外表下，这儿的许多寺庙、圣殿和庵院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利用。已故的西门·利思是“文化大革命”中仅有的被允许到过西安的几个外国人之一，他描述过1972年在“教条和难说话”的政府导游支配下，他在西安只看到了两个旅游点，一个是大雁塔，另一个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当时还在“碑林”里面）。摆脱看管自己乱转时，他发现：
“城隍庙”里的雕塑都不见了，大门口的标志性建筑，宏伟的五座木雕拱门也消失了。神殿被改成了百货店。“西五台”在最近被红卫兵一把火给烧了，没有人敢告诉他“乌龙寺”和“八仙庵”里留下的有什么。
——引自西门·利思著《中国的影子》第70-74页
也许这位比利时汉学家不知道，就在他与当地的官僚打过交道后不久，临潼县一家姓杨的人首次发现了地下的“秦俑”残骸。这一恰逢其时的发现，和即将到来的改革与开放一样，成了陕西脱颖而出的主要遗产产业，现在每年的收入估计超过了2500 亿元。
作为一个在2008年夏天来到西安的人，我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大规模投资的丰硕成果。我刚到的时候，虽然错过了快速工业化带来的恶果，但五六月份的天空还不是多么湛蓝。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已故明尼苏达作家比尔·霍姆（Bill Holm）曾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外教。他写到：“这座古代的唐朝首都化作了一个脏兮兮的水泥工业城”。他观察到尘土和煤灰无处不在，当他把刚洗好的衬衫挂到户外晾干时，不到几个小时，衣服就从白的变成了灰的。衣服下面的树丛反而显得成了唯一干净的东西。比尔·霍姆在西安不如意的经历，在21世纪的这个大都市里，明亮的高楼大厦林立，高层宾馆比比皆是，像亨利·莫尔的雕塑一样让人震撼（亨利·斯宾赛·摩尔 Hey Spencer Moore，1898年7月30日-1986年8 月31日），是英国雕塑家。以其大型铸铜雕塑和大理石雕塑而闻名——译者注）。英国作家科林·休布伦（Colin Thubron，）在为其大作《丝绸之路》收集素材时，曾重访这个城市。他大约在1986年到过这里，他对当地巨大的变化描述如下：
十八年前，我曾艰难地到访过一个衰败的省会，那里忧郁的城墙，文化大革命后幸存下来的一切，除了混凝土砖和半空的国营商店，几乎啥都没有。我的记忆里只有发臭的煤灰，秋天的烂泥。幽灵般四通八达的古老街道上跑的是锈蚀斑斑的卡车，溪流一样的自行车到处乱窜。沿着人行道的色彩通常是褐色、灰色和哔叽蓝。这里的历史仿佛很呆滞，有致命的耐性。
然而现在这里焕发出了生命的光彩。不像北京那样凝结在了其宏伟中，而是活力四射，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的大商场和饭店，城郊都是高新产业开发区。
——引自科林·休布伦著《丝绸之路》第7页
从商业街的角度讲，城市化可能带来特色的丧失，祖传的百年老店挡不住连锁店的压力，以前从事各行各业的小匠人和小商贩正在逐渐消失。在我心里休布伦那样的走马观花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西安的救赎在于扎根关中平原。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里，陕西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一个，故人们很难摆脱乡村生活的影子。
作为一个自诩的“宅男”，我几乎没有到附近去历险的念头，我不认为西安只是一个航空中转站或仅仅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难道不值得我们思索这儿和兰州的不同吗？），这块广袤的平原也是周人和其他辉煌的民族曾经生养繁衍的地方。这座城市也浸润在文明和民俗的时常较量中。我这样说不是指表面上的东西，如在回民街和书院门的有些街铺里，慈禧太后的牡丹图仿制品和户县农民画摆在一起出售，而宋代的青花瓷旁边放的则是剪纸，这些现象和我所言没有多大关系。我要说的是，历史上在此建都的有十三个王朝，而每一个朝代对关中农民的影响可谓大咿。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蒲城县睿宗皇帝（李旦）的陵墓，通往陵墓的道旁有实物一样石刻的马和其他动物。当地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毫无疑问知道许多诸如“年”这样的恶魔。他们带着木棍到那里，把那些动物的嘴都给敲碎了，生怕天一黑，这些动物就会活过来，到村里来捣乱。
举上面这个例子，不是为了诋毁乡下人是破坏文化遗产的凡夫俗子。外国人对普通陕西人对待自己物质文化遗产的评价总是很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英年早逝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弗朗西斯·尼科尔斯⑴曾写道：
他们虽然排外，有偏见，但却没有其它省那些人的狂热和残忍。
——引自弗朗西斯·尼科尔斯著《穿越神秘的陕西》第124页
与外人相遇是当地人自豪感的催化剂，因为这会加强周人子孙的崇高地位和保护这些遗产的本能。要不是有乡村佛教祠堂里勤奋的主持，和犁地的农民告知官方他们发现的地下周代青铜器，谁知道这些文明的遗产会不会被掠夺或遗失呢？
撰写“关内”这片土地，我无意重复旅游手册里枯燥的事实和数字以及标准的成词滥调。我的文章之立意在于从特性和多样性上来突出关中平原的个性身份。从三原和泾阳的黄土地到眉县富饶的果菜园，从咸阳的渭水到渭南的煤矿“黑带”，关中绽放出的是其精致的风景和丰富的资源。在人们的生活水准得到改善后，这里的人们现在也有了时间来回顾和消化自己的文化，甚至是把它推向市场。我将紧紧围绕关系密切的文明和民俗主题，来聚焦这片土地上的宗教、文学、艺术、饮食、建筑和其它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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