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昊先生名家碌，字玉如，中年号茂林居士，晚署迂叟。是我国著名学者、书家。毕生作育人才，曾任天津南开大学教席、津沽大学文学系主任。1 898年生于南京，1 982，年逝世于天津。一生几经战乱，颠沛流离，然洁身自好，为人所重。
先生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早在三十余岁时，就形成隽永飘逸的个人风貌。中年以后广为涉猎，最终以二王为依归。他书法的最大特点是言心写志，一本诸己。不论篆、隶、草、章，不仅融会贯通，而且皆能以自家笔法、自家面目为主。在当代书坛上，能如此自成体系，是不多见的。
先生论书，也有不少独特的见解，他对任何古人，都从不迷信。仅从这里所辑录的文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前人的批评是十分大胆的；对历代碑帖，也都抱着去粗取精的态度。这些见解，对后学者肯定是能有所启发的。
先生生前从不以书家自居，对自己的艺术成果也不甚爱惜。幸赖同门学友相互传抄，尚得保存一二。这里所辑录的，是从百余条书论中选出的，可窥先生有关书法艺术见解之一斑。
论技法
有问行书若何始可入化境，告之曰：行书当然以晋人擅长，而二王称极则。从探究竟，怀仁集《圣教》，洵为有功。至世传右军墨迹，非唐临则钩填。唐颜鲁公行书出大令，磅礴之气，古今希有。北海以二王、六朝之笔为行楷，亦是独创。褚虞秀拔，时有小疵。宋以海岳之高，仍时有齐气。元鲜于与赵皆有可观，明文与祝皆有绍述之姿，文少变化，而祝间不醇，斯数人者皆不能限之朝代以称也。习行书融此诸家于腕底，亦可以号能行书矣。
习行草“金钱圣教”与《兰亭》为必经之阶。近世元明两代墨迹印珂锣版者甚多，由之寻唐晋门径最当。略如故宫所出鲜于伯机写杜诗，明文衡山行草诸帖。文之书有石印本多种，亦大可玩味。文书虽少变化，然极矩蠖之美。他如故宫出之孙过庭《书谱》亦当悉心读过，不独可知草法，其文辞亦至美也。
作书要无论为隶，为楷，为行或草，必笔笔不苟。即一小点或一小转折处亦不宜轻易放过。必使来踪去迹，方圆长短。毫无拖泥带水，浮，略，肿，率各病。持之久远，然后可进而言神韵。初步潦草，终身无臻化境之日也。
如欲习行草，能将《元略》入门，庶可得三昧。骤闻之似不能解，实则非故欲骇言。因六朝无间南北，精书者皆然，化=王行草之法入楷则，能得其理。则从之寻行草之源，虽《兰亭》多本，甚至《怀仁集圣教》各本，不得洽心之导，而于是翻可得金针。
有问习书如何选纸落墨，答曰：书为六艺之一，嘉书悬诸壁上，餍目娱心，其美无穷。大字则见屋漏痕，以生纸绵薄者为佳。墨注于纸而不光，装成如城制，近人多不知矣。研墨清水用之称意，过时则胶沉水浮，屋漏之痕不匀。至于执笔，孙过庭《书谱》云，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执笔太近，腕肘伏案而势屈。至于小字硬黄纸见双钩，又别论也。临书当以慢为胜。慢比快难，铺毫墨到，久自见功，轻踢轻跳，弊难言矣。
见得多，临得多，萃古人之精华，省自家之病痛，积久不懈，神而明之，一臻化境，便超凡入圣，无往不妙到毫颠矣。日篆，日隶，日草，日行，日楷，善书者无不融会而贯通之。不为字匠，不主门户，吾诚无间然矣。
临古人碑帖先须细心玩读而后临之，必一笔不苟，甚至点画之间亦不轻易放过。初写必求能匀，能慢，先不能慢，后必不能快。鼓努为力是所切忌，终至悬肘时而得丰神，可望登堂入室矣。
学古人书必有自家立脚处，一味著力于形貌，去神态愈远矣。
临古人书必先极似，能似得其貌，而后可言得其神。点画使转尚无门径，动言遗貌取神，自欺欺人，此书法之所以不传也。
作书忌俗与熟，亦忌乖谬潦草，善书者虽笔墨纵横，点画狼藉，而一折一丝无不有来踪去脉，绝无阘茸滓杂之弊。明此而后可与论临池也。
作字能令心静，然后气足神完。一涉匆遽，笔墨皆非矣。小楷以形小，虽毫发之细，亦须如狮子搏兔，香象渡河之用。明乎是，而后可以言法。任笔为体，聚墨成形，此所以为大忌也。阴阳向背，不惟结构重之，一点一画亦应有之其中，小道云乎哉!
偶然欲书，确为一乐。平生最忌情倦手阑，人来乞书，尤难堪者不容少缓，立待将去。当此之时，笔既无神，而错落不由己。愈恐有失，讹舛继踵，诚无以自名，殆如昏瞀。事过思之，亦不禁哑然失笑也。吾念嗜书之人，此境亦皆有之。
诗书画造诣愈深，变化愈大，愈觉无止境。无止境，其乐乃无穷。故可以终身向往而无厌。故有止境之事，不能称为艺也。人生有一艺之擅，精神始有寄。否则愈老，生也愈觉无味矣，长寿为何耶!
进步于不知不觉中，是脚踏实地为学者。
旧纸著墨极如意，若遇有修养人，毫无火气，温润可亲。予自束发，喜研书法，至老不倦。今粗有得，屈指过四十年矣。乃又知一艺之微亦非造次可希。而嗜之初，非有所冀而为之也。有冀而为，即得亦不深矣，其深识诸。
论今人习书之弊
今人作字率皆剑拔弩张，功夫不到，妄逞险怪，是诚书法之恶道。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能悟斯旨，思过半矣。
吾幼嗜临池，不为俗说所摇，于今发斑斑白白，稍稍有悟。从吾学者，无不倾筐倒箧以援。盖惧斯道之不传也。然无天姿者不能领会。聪颖者又多不肯朝夕与之，作而辄辍，而后知一艺之精之難也。又，不多读书者，书法亦不能佳。
今人嗜书法者，动喜云“脱窠臼”。此本是当行语。陈陈相因，固为病痛。然一捉毛锥，便想出人头地，一鸣惊人而不误，亦不知其可也。
作字必具绳矩，而后可以示后。必具绳矩，而后始可纵横而得不乱。今人纵字画出于无规矩，楷书且不可识，遑论草书乎。
今人求学问不能登峰造极，率病坐一懒字，而尤病在不肯自拯。又有于懒中冀得方便之门，以神其不泥古之明。呜呼!于此亦可觇世道。
论宋、元、明、清书法
宋代米襄阳书，承先启后，吾谓实出苏黄上，天禀之高，直入晋唐。苏黄非不晋唐是知，特己病多耳。
白石，信多才之人，精音律与诗词，又深洞书法之理。《续书谱》之撰，虽文不及虔礼，而为论多精到。后人评其词得清空之气，是能知白石者。夫清空二字，又岂独词重。为人，为文，为诗，为画，为书，为篆刻，何莫皆然。
明书法至拟山而绝其传矣。有清一代，囿于馆阁，书法殆类机械而无天机。故为高论者，律汉持魏，去之弥远。行草之涂，无人能嗣响矣。每观老辈作书，率皆掌不能空而腕不能悬，不知点画之变，守方正之形，奄奄沓沓，生气毫无。稍大之字，无不乞灵于玉版，故不待近年不重书法，而书之法固早泯灭于墨卷白折间矣。
觉斯作字，喜从古体，而往往不合六书。如此卷“竈”字从“氢”之类，是不免贻笑方家也。觉斯用笔、行气，洵有独到。波磔之任自然，使转之能流贯，今人未能梦见。
《元略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
而妍，亦自然趋势。颇怪称北碑者，必欲与二王分门户，而使汉隶并。故宗是说者，其书法亦终不能悟古今之变也。必为朴拙之形，乃益增丑怪之相。
吾服顽伯天纵之才，篆隶以写法出之，于是一洗前人刻滞之弊。此让之、捞叔能为后来之秀，然行草终去宋明人远，遑论晋唐。吾则谓行草入晋唐之室，篆隶悟顽伯之笔，而后可称中夏之书家也。
有清三百年，高者动言篆隶，以示碑版之功，实则篆隶石拓俱在，若不神而明之，出自机杼，写同《峄山》、《石鼓》诸刻，毫发不异，亦不为贵也。犹之写《阁帖》而无唐宋墨迹为之先路，即写同枣木原刻无异，亦木雕泥塑，终无魂灵耳。
又隶书吾服郑谷口簠，后来金冬心亦未可厚非，斯皆能自树立而不囿于碑版者。“北翁”、“南翁”之隶，吾不识其佳处，道州之篆隶，隶愈于篆，隶亦苦无气韵耳。
写秦先之篆，杨沂孙天赋亦高，至吴清卿工夫未可厚非，言神韵则去杨岂止三千里。后来丁佛言虽出于清卿，可称后来居上，惟他书不能称之。书法固小道，就艺论艺，由秦至今，历几何代，经几何人，其中渊源得失，不有学力以赴之，眼力以烛之，正自难言，此有待于知者下一定论也已。
尝谓收藏鉴赏与临摹入室融神会心者，截然两事也。
迂叟二十余岁时，见明末王铎墨迹(临《阁帖》数帖)，王之人洵不足取，而书法有可称者。于是知青主贱子昂，实有其心胸。而下视觉斯更不可论矣，然有清三百年，求“拟山园”之笔不可得，亦馆阁时会使然。与赵山木(世骏)之小楷，如先不受卷折之束足，则天禀之厚，更可展所长，故其大字，一生不知肘开奔放之致，洵可惜耳。
《淳化》无论如何精湛，终不如《大观》与《澄清堂》之佳者。是二者能挹其菁华，又不若得墨迹之可悟入。吾于是有“元明人墨迹之上者，可以借梯上溯晋唐之室门”也。
(这是1976年吴玉如在王浞华先生所藏法帖上之題跋。辑录时略有删节。)
论碑帖
自书法尚碑薄帖，而雍容中和之度，神秀凝重之器。近百年中微独鲜见其迹，亦且少闻其论也。魏碑非不可学，弩张剑拔，切齿裂眦，无真力干中，惟貌肖于外，于求笔法翰墨，乖矣。然模习晋人，真迹罕觏，木刻展转，神索形滞，上仅软熟，下甚瘿肿，为世诟病，亦其宜也。能挺不失润，韵而神超，则学魏学晋，同条共贯，亦何轩轾云哉!
习魏碑志最好能撷菁华，弃糟粕，更要能冶晋、隋、唐为一炉，庶几得纵横如意，不囿于滞而沦于怪僻。清末从事魏碑者多矣，然神蛇牛鬼能造悲庵之境者，已不多见矣。
作字首重结构，一入俗样，便无意味。结构犹有迹可寻，用笔则不究古今变化接替之原，尤不足以言书法妙诣。有清乾嘉后，往往重碑版，由碑版尚拙，尚重，尚怪，于是群趋即魔道矣。人目之悦美，斯进化之不得逆施者，必欲丑而外妍，吾不知于视官之云何!然所谓妍，若金某之篆，宁某之隶，潘某之行，则走亦不敢赞一词也。迂叟为绍璋老弟吐妄语，发一笑。
褚法影响唐代，原自晋与六朝。隋之《龙藏寺》，寄梯航之迹尤深，临之者十九未入也。此石神理，金针可度，解人实难，而佳刻亦难。吾六十而后，始于楷法有所悟，娱于己足矣。
《兰亭》多种，悉出右军，而虞、褚、欧、陆笔法各不相蒙。能得此理，斯可与论书矣。
吾尝怪古人重书法，远者不论，元明以降，真得书髓者几人!即鲁公行书，原出大令，《争坐》之传，洵为可宝，而自宋以来，揣摩临写之辈，几人登堂入室，挹其神理，斯难言矣。世习鲁公书者，每称《多宝塔》、《颜家庙》、 《东方画赞》、 《麻姑仙坛》诸作，殊不知皆耳食皮相也。颜书精华实在行书，如《祭侄稿》、“三表”皆有金针可度。楷法则远不及褚、欧诸家之足神味。世又多并尚颜柳，实柳亦是行胜于楷也。
人每问行与楷孰难，答曰“行难”。因行变化多，楷变化少。唐、宋、元、明，溯源不离二王，而四代各人眉目绝不相蒙，此其明验也。吾每示人，无间文也，诗也，六法，八法与篆刻也，成宜有自己之灵魂神态。
一入“泥塑木雕”，纵极精湛，已索然矣。
又习古人书，吾子每言： “须知鉴别，取菁英，弃糟粕，不解此，聚古人之病于一身，复益以己病，终身不可救药矣。”斯言诚是也。然则何为以取，何为以弃邪?斯则存乎己耳。吾无以为喻，姑就此书中择“益”、“请”、“贵”、“会”、“有”、“道”、“仆”、“中”、 “若”九字宜从不学，亦可知弃取之方矣。
甲寅二月初三日，鲁安示以此帖，迂叟乘兴写以归之。
(这是1 974年吴玉如在杨鲁安先生所藏旧拓《争坐帖》的绫边上所作的小楷长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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