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偏居青海一隅的瞿昙寺，在历史上有着极高的名声。明朝13帝，多少宠爱在其身。在这样一个藏传佛教寺院里，有着仿明故宫的汉式建筑、壮丽的明清壁画以及精美、尊贵的稀世珍品。但是经过600多年的风云变幻，曾经红极一时、盛极一方的瞿昙寺已荣耀不再，但是因它而产生的建筑、壁画、石雕艺术，却仍是一份丰富而厚重的民族文化遗产。
都说青海最负盛名的寺庙是塔尔寺，然而在我心里，比塔尔寺历史更悠久的瞿昙寺更值得回味。比起塔尔寺庞大的信众、如梭的游人和丰足的香油，瞿昙寺是寂寞的，只有偶尔刮来的轻风，才会让檐下的铃铛发出点响声。但是历史的尘封，丝毫不能掩盖其光芒，环视它那历经600多年的建筑、壁画和尊尊精美的文物，你只会对它心存敬意。
繁华与荣耀都随雨打风吹去
初次见到瞿昙寺是1972年。那时，我在青海乐都一个锻造厂里当铁匠。我的徒弟是藏族人，家住乐都南山，我常搭上拖拉机去他家玩。过湟水河走进南山岗沟，河谷里春天有杏花绽放，夏天是青稞苗青青。而海拔4千多米的南山顶上则四季有积雪。
乐都的海拔高度1900多米，走向南山，海拔渐高，而山谷也渐渐变窄，泥泞的盘山小路直让人揪心。忽然，山谷尽头，南山崖下，赫然出现一片熟悉的场景：一条规矩的中轴线，一片对称的大屋檐，一座完全汉式的寺院。俨然一座北京的王府。徒弟告诉我，那是瞿昙寺。
瞿昙寺坐落于乐都县南山沈家峡的上游，海拔2400多米，西北靠罗汉山，东南临瞿昙河，河的南岸就是梯田层叠的凤凰山。瞿昙寺山环水抱，随势而起。有好风水者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靠山罗汉山，山势浑圆端正，犹如一座巨大的屏风，挡寒风，纳阳光，又似一顶硕大无比的军帐，寺院建筑呈“将军坐帐”之形。主山东侧有庙顶子山，西侧有卧虎山，是“左右砂山环抱”，山门临着一条清澈的瞿昙河，环绕而过。隔河遥对的照山凤凰山“俯首来朝”……
瞿昙寺也许确系风水宝地，因为在寺中遗存的明代皇帝朱高炽于洪熙元年(1425年)撰写的御制瞿昙寺碑碑文上交代了明初瞿昙寺选址、规划、营建、赐名的过程，“命官相土，审位面势，简材饬工，肇作兰若，高闳壮丽，赐名瞿昙……”。“命官相土”就是钦命官员赴实地考察选址。“审位”即是审定方位，确定朝向。
其实，瞿昙寺现址早先是一座小佛堂，由一位从西藏游历到青海的噶玛噶举派的僧人桑儿加查实(俗称三罗喇嘛)修建的。关于三罗喇嘛修建佛堂民间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据说，三罗喇嘛来到此地时，身后的罗汉山松柏参天，门前的瞿昙河畔杨柳荫浓。三罗喇嘛感动于荒野之中竟有如此灵地，遂高诵佛号，停杖憩息。临行时忘携禅杖，待回身去取，却见禅杖已在泉边扎根，长成寺前高大的珍珠树……
过了瞿昙河，穿过几户人家，绕过残破的土坯城垣，只见瞿昙寺的大门紧锁着。徒弟带我绕到大墙的北侧，找到一户人家，一个抱着小尕娃的老人打开了寺院的旁门。
这就是被当地人称为“小故宫”的瞿昙寺?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羊儿站在平平的屋顶上吃草，所有的大墙斑驳脱落，裸露出里面的土坯或石砖。朝阳一面的油皮被晒成灰白，所有的彩画都卷起了薄皮……走进最后一座大殿隆国殿，迎面是一面直径1米的大鼓，被撕破的牛皮鼓面在山风里飘动，鼓下是一只石雕小象，目光呆滞。那就是瞿昙寺最著名的石雕“象背云鼓”？繁华都随雨打风吹去。看着眼前的瞿昙寺，有谁想得到它曾有过非常的兴旺与荣耀?
乐都位于西宁东面，地处青海省最东部的河湟谷地，也就是黄河、湟水河流域。这里农业发达，是青海最富庶之地，早在4000多年前，乐都的柳湾就生活着农耕部落。这里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边沿，也是吐蕃民族生活的边缘地区，也正因为如此，早在公元9世纪，经历了磨难后的藏传佛教在南山深处得到了弘扬。
明初，政权根基未稳，于是朱元璋一方面对西北蒙古贵族及各族官吏进行招抚，另一方面派兵进军陕、甘、青地区。1370年，明军进入青海东部地区追剿元兵残部，当地一些藏族人也跟着闹事，局面混乱。在罕东各藏族部族中享有很高声望的三罗喇嘛，遂劝说罕东各藏族部落归顺朝廷，为明朝立足西陲奠定了基础。朱元璋由此意识到作为宗教势力代表的三罗喇嘛的作用和地位。后来三罗喇嘛去南京进贡，请求朱元璋对他的寺院给与护持和赐名，朱元璋见他“藏扬佛法，忠顺朝廷”，遂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御赐寺额“瞿昙寺”，并拨款建寺。瞿昙两个字来源于梵文“乔达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姓氏，600多年前的金字大匾至今仍悬挂在瞿昙寺殿前廊内。
瞿昙寺得到了明朝历代朝廷的扶持，1393年，明政府首先在乐都瞿昙寺设西宁僧纲司，三罗喇嘛被授为都纲，掌管青海宗教事务。这是在青海设的第一个僧司衙门。此后明朝13帝中有7位先后下过敕谕，赐匾额、修佛堂、立碑记、赐印。永乐年间还派遣御用太监孟继等4人奉旨修寺，调集宫廷匠师专司建造。从洪武二十五年建瞿昙殿至宣德二年(1392年—1427年)隆国殿落成，历时36年的营建，使瞿昙寺终成气势恢宏，声望远播的青海名刹。寺内现存的五通皇帝御碑就详尽地诉说着这段辉煌往事。宣德二年，明宣宗朱瞻基又将乐都南山七条沟(包括现下营、峰堆、城台、曲坛、亲仁、岗沟、中坝、桃红营八乡)封为寺院领地，数千户农牧民世代为寺院纳粮服役，还从西宁卫调拨52名士兵守护洒扫寺宇。直到清初，当地还有“七分佛差，三分县差”之说，即农民纳差十分，寺院拿七分，县府拿三分。
瞿昙寺飞来的鸿运，其实是明延安定塞外的战略措施。从瞿昙寺外残留的城垣可以看出，明朝初年的瞿昙寺绝不仅仅是一座佛教寺院，而是明朝的前沿阵地，是河西边陲重要的战略要地。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明永乐七年(1409年)，在青海湟中出生的宗喀巴，在西藏拉萨大昭寺发起大祈愿法会，他被公认为西藏佛教界的领袖，格鲁派遂成为西藏第一大教派，明朝皇帝也多次召请宗喀巴，而后格鲁派在青海得到发扬，在宗喀巴出生之地西宁湟中建造的塔尔寺也应运而盛，而这一切却预示着瞿昙寺日后不幸的命运。
瞿昙寺香火鼎盛了近400年后，遭遇了一次重创。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青海最有权势的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很多藏传佛教寺院都参与了叛乱，然而一年后，叛乱即被川陕总督年羹尧平息，与罗卜藏丹津有牵连的瞿昙寺寺主阿旺宗泽被捕入狱，在兰州拘禁了7年之久，封号被革去，领地也大大削减，瞿昙寺从此一蹶不振，如江河日下。而格鲁派寺院塔尔寺此时也早已取代了瞿昙寺，在藏区享有极高的声望。
一座汉式建筑的藏传佛教寺院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在青
海乐都打铁的那几年，瞿昙寺一直都如废墟般破败不堪，直到1995年青海省考古所对它进行了维修复原工作之后，瞿昙寺才重现生机。1996年我重回青海，又特意去了瞿昙寺，24年前给我们开门的老汉找不到了，寺里已经有了几个喇嘛，也有了文物管理员，我在山门外还为文管员马骏和小喇嘛罗嘎桑拍了照片。小喇嘛白华丹领我们参观了正在修复的瞿昙寺，我欣喜地看到乐都“小故宫”又将回来了。
瞿昙寺之所以被人誉为“小故宫”，是因为它有着明朝汉式的建筑风格，其中不少还是仿照明故宫的建筑形式。全寺共有前、中、后三进院落，寺院5座主要殿宇在中轴线上一一纵列，两侧游廊配殿对称环立，整座寺院端正、大气、素雅。
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却有着明代汉式建筑风格，实属罕见。
佛教寺院最早出现于印度，印度佛寺建筑的布局多为在中央设方形佛殿，殿外有僧房围绕。同一建筑主体中，往往按上中下大小不一、形状一致的规律分布。而中国传统建筑和空间布局强调轴线对称，比如明清北京域的建筑布局就是运用中轴线，以强调左右均衡对称的方式布局。受传统建筑模式的影响，汉传佛教寺庙一般也都由一组又一组的庭院式建筑组成，讲究中轴线分明，左右对称。
而藏传佛教寺院则不讲究中轴对称，往往以一个主要建筑为中心，其他建筑围绕着中心散落分布，由此使得寺院内的道路纵横交错。但是瞿昙寺却是汉传佛教寺院的布局，甚至殿宇的名称都很类似，这个例外与瞿昙寺得到了明朝恩宠有关，于是当我们流连于寺内，处处可见熟悉的建筑形制：中轴线、四合院、左钟右鼓、琉璃砖瓦房顶、飞檐吻兽等等。
青海考古所的张君奇先生是青海古建维修专家，为维修复原瞿昙寺工作了6年。他说，瞿昙寺院内最宏伟的建筑隆国殿及两侧抄手斜廊，就是依照故宫太和殿的前身明代奉天殿为蓝本建成的。而隆国殿前左右对称的大钟楼大鼓楼，则是模仿奉天殿两边的文楼和武楼(清代的体仁阁和弘义阁)建造的。“它们无论从大木结构、斗拱形制、还是细部隔扇‘蔟六雪花纹’、枋头‘霸王拳’、屋顶吻兽小跑、平座滴珠板、鼓镜柱础，均与故宫建筑一致无二。”
面积约为900平方米的隆国殿建成于宣德二年(1427年)，是瞿昙寺内最后完成的建筑，也最完整地体现了明代建筑风格。在全殿建筑中，最富有情趣的是抄手斜廊，让你无论是身在斜廊还是身在廊外，都有如身在画中般的感受。抄手斜廊是唐宋时期宫殿寺庙建筑格局的遗规，在唐宋壁画、石刻和文献中常能看到，而惟一仅存的实物则是隆国殿了。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明代奉天殿，其两侧的抄手斜廊，在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太和殿时，已被拆除代以卡子墙。因此当你看到隆国殿两侧那完整无损的抄手斜廊时，你不能不为它如此的稀贵而肃然起敬。它以烘云托月之势使主体建筑更加巍峨壮丽，呈显出一派皇家殿堂风范。
当然瞿昙寺也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瞿昙寺中院建筑宝光殿、瞿昙寺殿、金刚殿、小钟楼小鼓楼及配殿宝塔的大木结构和木装修就是甘青地方手法。院内的四座如意佛塔，也与西藏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相同，是藏式传统形制。600多年来始终屹立在西北偏僻一隅的瞿昙寺，不仅建筑年代久远而且包罗万象，官式建筑与地方手法交相辉映，它以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被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誉为“国宝中之国宝”。
前有敦煌，后有瞿昙
隆国殿门前的8根大柱子还裸露着，红色尽褪，但殿内的金光大菩萨已经焕然一新，身上和手臂上披戴着金色的哈达。菩萨前摆放着一块两米多高的牌匾，牌匾从左至右分别用梵文、汉文和藏文雕刻着金字“皇帝万万岁”。这块牌匾是瞿昙寺的镇寺之宝，牌背后刻有“大明宣德二年二月初九日御用太监孟继……建立”，那是1427年，隆国殿竣工的日子，560多年过去了。在1996年那个夏季，我徜徉在瞿昙寺数百年间的历史风云里。
除建筑以外，瞿昙寺还有被称为艺术三绝的壁画、彩画和石雕。
瞿昙寺的壁画总面积为1523平方米，仅其数量就十分惊人，其中明代早期壁画占79％，余为清代壁画。其中隆国殿内墙壁画级别最高，其内容分为三世佛和藏密宗欢喜佛，画面巨大，高达5．5米，而且全部是沥粉贴金，绘制精美，色彩艳丽，据张君奇先生的估计这些壁画为藏传佛教绘画高手之笔。
在隆国殿两侧的长廊即民间所谓的“七十二间走水厅”中，有壁画28间、38面，面积约400平方米。南廊中的明代壁画别具风采，与许多寺院壁画相同，从左至右，上面描绘的是佛祖释迦牟尼自降生到涅槃的全部经历。按专家的评价，其人物造型准确，形象优美，线条流畅而柔中含刚，是地道的钉头鼠尾铁线描。仔细观赏，会发现其中人物所持的器皿，如玉碗、熏炉、提壶、兵器均为宫廷所用，仅宫廷团扇就有9种之多，其上人物的服饰都为宋代中原人士打扮或宫廷装束。由此分析，这些壁画应出自宫廷画工之手。
北廊中的清代壁画，原先也为明代壁画，后因破败、损毁，在清代被铲掉由民间画工重画，因此这部分的壁画色彩艳丽，却景物拥挤，线条琐碎。画工是甘肃凉州平番县(今甘肃永登县)孙克恭、徐润文及门徒何济汉等人，为什么这些壁画能准确地道出画工姓名呢，因为在画壁画中的屏风时，孙克恭他们利用屏风都有落款的特点，巧妙地将自己的名字题了上去：平番县画像弟子孙克恭、许润文沐手敬绘。
据地方志的记载，画完壁画后，孙克恭的徒弟们即返回故乡，而孙本人却留在寺院直至终老。还有一些壁画，比如小鼓楼北三问殿内墙的壁画，也是佛教题材，但画中人物服饰却是蒙古人打扮，画风迥异。历史上瞿昙寺与蒙古宗教上层来往密切，此壁画也有可能出自蒙古佛传画师之手。
提起壁画，人们总会想到敦煌壁画，张大千先生曾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但是敦煌壁画的年代止于元，元以后的明清壁画，对于西北地区来说，无论从规模还是艺术的水准而言，瞿昙寺壁画都堪称其首，其珍贵程度乃国宝级。所以有学者说瞿昙寺壁画使中国西部壁画艺术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时代阶梯，可谓“前有敦煌，后有瞿昙”。
只有皇家才使用的花斑石石雕
2006年又是一个10年过去，这次我是自己驾车去西藏，途经乐都时再次造访了瞿昙寺。我带来了1996年为文管员马骏拍的照片，在村里打听了许久，结果迎来的却是马骏的儿子，马骏早就去世了，小马成了瞿昙寺的文物管理员。而照片上的小喇嘛罗嘎桑，也早已经还俗回家了……我忽略了年代的更迭，到底是10年过去了。
小马领我再游瞿昙，走进山门，左右草坪中两座高大的御碑亭在低垂的侧
光下格外鲜艳。左碑亭中5米多高的瞿昙寺碑，碑文是明洪熙皇帝在1425年题写的，右碑是明宣德皇帝在1427年题写的。碑上的楷书书法惊人地端正，碑后的藏文更是秀美。
过金刚殿，绕过装饰一新的如意宝塔，见瞿昙殿深檐中的“瞿昙寺”三个大宇，雄浑厚重，重现金光。登上瞿昙寺最高处的隆国殿石阶，走上殿前的巨石平台，站在高大的旃檀树下，扶着雕云刻莲的红砂石栏杆，凭眼四望，层层殿宇楼台尽在眼前．远山如凤，起伏婉转，近前风铃叮当，清脆悦耳，屋顶吻兽，神采飞扬。
隆国殿的四扇大门敞开着，当中的金刚佛像和座前的万岁牌披满了哈达，香烟缭绕。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尊久违的小象，鼓早就修复了，静静地竖立在大殿中，望着小象熟悉的眼睛，我突然觉得，这尊由红砂石精雕细刻而成的象背云鼓似乎与马踏飞燕同工异曲，只不过马踏飞燕多了许多东汉的浪漫，而象背云鼓多了些大明的雄浑，就像明太祖朱元璋题写的寺名“瞿昙寺”三个字一样。
瞿昙寺里可以与壁画媲美的就是石雕了。如宝光殿佛台莲花座、隆国殿佛台莲花座，还有六伏狮曼陀罗、鼎座、磬座、灯座、御碑须弥座等等，它们或是用花斑石雕的或采用当地出的红砂岩。花斑石又称纹石，出自河南浚县和江苏徐州，这种天然石料的质地坚韧，图案丰富，色泽鲜艳。红、紫、绿、黄，五颜六色，有很强的装饰效果。石质呈淡紫色的又称豆瓣石，上面均匀分布着浅黄色花斑，磨光后石面莹润细腻，色彩斑斓。花斑石极其珍贵，向来为皇家所用。明定陵地宫后殿、永陵的宝城都使用了花斑石。故宫坤宁宫、清西陵也用此石制砖墁地。瞿昙寺花斑石须弥座集中在宝光殿内，每件上部都刻有“明永乐年施”汉文及藏文、梵文对照铭文，张君奇先生说，它们都是明皇室布施给寺院的供品，其雕刻精细，磨制光洁。每件石雕是分层拼对的，应该是在河南官方采石场雕好后千里迢迢运至瞿昙寺的。
大量使用石材，关键在于长途运输，明清两朝建设都城北京的石材木料，有些要从河南或江苏运来，有大运河可依托还算便利，但将大量石料运往青海，那就是极其艰难的事情了。由此也可见瞿昙寺的尊贵地位。
每访一次瞿昙寺，都有新的发现，都会加深对它的认识。太阳西落罗汉山，山门的影子已经延伸到了经幡杆下，我赶忙为小马小两口拍了一张照片，他们默默地望着我。“我还会再来的!”我说。一阵朗朗的诵经声从寺门涌出，滚过我的心田，又回荡在被夕阳映红的青山、河谷中。(本文首发于2007年第一期《中国国家地理》，本刊刊用时作者做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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