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一门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学问，也是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之一，却不见于当下教育部门的学科、课程体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近十多年来一直倡导恢复博物学教育，主张博物学生存，带领研究生从事博物学史研究。其主要著作有《浑沌语义与哲学》《分形艺术》《中国类科学》《看得见的风景》《博物人生》《天涯芳草》《檀岛花事》《博物学文化与编史》《博物自在》《从博物的观点看》《崇礼野花》《中央之帝为浑沌》等，曾获得霍英东奖、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台湾地区吴大猷科普佳作银签奖、中国科普作协图书金奖、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关系研究”的首席专家。杨雪泥于2017年6月结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本科学业，即将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师从刘华杰教授学习哲学技术哲学。受《鄱阳湖学刊》编辑部的委托，杨雪泥于6月18—23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就刘华杰老师倡导的博物学文化、博物生存（living as a naturalist）及其与生态学、哲学、自然科学等关系的相关理论、实践等重要问题，对刘华杰老师进行了学术访谈。现将访谈内容分享如下。
杨雪泥：博物学贴近具体的、素朴的、真实的自然和日常生活世界，与其他自然科学相比似乎更“肤浅”“无能”，但肤浅自有肤浅的“智慧”，无能亦有无能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肤浅”和“无能”正是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本来面目”。但博物学也有超越性的维度，它如何与哲学中的不同流派交流、互通？
刘华杰：我们现在一说哲学，往往取狭义的理性论辩，再进一步理解为学院派哲学，而学院派哲学又被进一步狭义化为西方著名学府中讲授的哲学。
博物学与现在主流的学院派哲学较难沟通，但与广义的哲学是能够沟通的。哲学据说代表时代精神，要关注现实，反思、批判现实，给人类指出道路。现代性明摆着有毛病，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太快，从而使人这个物种与其他物种以及整个生物界、整个自然环境的发展步调不再一致，人与自然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人想跳出自然，却又跳不出去。人不仅压榨自然同时还嫌弃自然，既想保护自然又想毁灭自然。此时，博物学作为一种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古老知行体系，就显现出它无与伦比的优势。姜还是老的辣，博物学在此时比强力的现代自然科技更有价值，更值得优先传习。它的缺点反而变成了优点，比如慢、弱、宏观，因为这样有助于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
就情感和大尺度意义来讲，博物学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这似乎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和塞奧弗拉斯特的年代。他们师徒两人都研究现在大家明白地叫作“哲学”的内容，同时他们也探究动物和植物。不过，不能声称博物学是充分的哲学，没有什么东西敢于声称“充分”，我们不能像蒯因当年那样声称物理学哲学是足够的哲学。就批判功能而论，哲学中哪些东西重要是相对于时代特点而定的，不存在绝对不变的、永远最重要的哲学核心。
有了这样的考虑，也就容易理解亚里士多德、培根、卢梭、歌德、梭罗、利奥波德、古尔德、E. O. 威尔逊这些人为什么同时关注博物学和哲学。
杨雪泥：您认为生态文明最终还是有赖于“对人类理性和共生理念的坚定信念”，这样一种人类的“理性”包含哪些层次？
刘华杰：理性便是某种合理性，涉及一定范围内的讲道理。讲道理的过程要满足逻辑上的一致性，不能自相矛盾。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有保全自己尽可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本能。不过，这只是理论上如此，现实中要求参与者能够准确识别利与害，区分不同尺度的利益，识别的程度差别巨大。麻烦之处在于短程、小范围考虑与长程、大范围考虑并非都一致，许多时候是矛盾的。而眼前的、短程的利益与好处容易被识别，因而容易被以理性的名义所选择。通常所谓的势利、短视、小心眼，并不是毫无道理或毫无理性，它们也是某种理性的选择，但它们又经常被鄙视，是因为条件一变，权衡的范围大一点，原来的判断、选择便变得不再合理。理性确实是有层次的，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简单地说高层、长程、大范围的理性就绝对好，就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生态文明是一种理想状况，也将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它要求人们充分“算计”，既有小尺度的算计，也有大尺度的算计，两者要取得巧妙的平衡。于是，可以简单地说，理性就权衡的范围大小而言有短程理性与长程理性之分。
唯科学主义者一般只承认自然科学之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合理性。这种工具理性通常也同时包含短程与长程的考虑，可能短程的居多。它强调如何做，一般不涉及是不是应当做，因而又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分，当然区分也是相对的。自然科学更多涉及前者，而人文学术更多涉及后者，也有相当多交叉的部分。
生态文明如果能达成，不大可能是人类非理性冲动的结果，一定是理性计算、折衷的产物。当下，要避免将理性概念过分狭义化而简单地等同于工具理性。如果自然科学讲理性，那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也是讲理性的，正规宗教和神学也是讲理性的。但所有各方均未完全理性化，也永远不可能完全理性化。
杨雪泥：任何回归，都是对生命有限性的一种妥协，回归博物学也是如此。对人类生命之有限性的妥协，其实也是对人类理性之有限性的妥协。您认为生态文明需要充分的“算计”，充分施展人类理性，这个过程必然也包含对理性自身的反思、对理性限度的充分认识，换句话说，也是对人类非理性的深入反思和认识。就这方面而言，您认为生态文明是否也为多元化的“信仰”留下了余地和施展自身的空间？
刘华杰：没错。理性、科学、真理等“大词儿”也是有限度的，它们也不过是一种命名、称谓，不宜动不动就在实在论的意义上使用，特别是不宜宣称自己总站在正确的一面。实际操作中人们遇到的理性、科学、真理，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东西，即有限的理性、不完备的科学、相对的真理。在进程当中，要始终看到对立面中同样包含着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即非理性、非科学、非真理当中也有我们苦苦寻找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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