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由中国和瑞典专业人士联合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先后两次共6年的征程中，跨越重重戈壁荒漠，考查范围涵盖气象观测、地理与测绘、地质古生物调查、考古与民族学等领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科研成果
“爸爸，我们来了！”
300级台阶，从新疆天池边的福寿观牌坊走到观门，普通人大概只需几分钟。而年龄均过七旬的刘美丽、刘安妮和刘艾林姐妹，停停走走，兴奋地聊天、提问，花了数倍的时间。
9月底10月初，从所居住的澳洲、美国，姐妹仨齐聚乌鲁木齐，又从天池、库车，一路追寻父辈的足迹。
90年前，她们的父亲刘衍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备注：1930年代用“考查”而非“考察”一词，除后来出版的黃文弼日记书名外，本文因循此称呼全文照用。以下简称这次考查为“西北科考”）的第一批成员，当时的北大理预科学生，曾驻扎于天池福寿观一带进行气象观测。因为在这次科考期间表现优异，刘衍淮获得了珍贵的留德机会。留学期间，出于对军事气象的兴趣，他矢志献身这项事业，回国后培养了成百上千军队气象人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刘衍淮与李宪之并称为海峡两岸的气象科学泰斗与气象教学的“一代宗师”。
雕梁画栋的福寿观并非气象站原址，气象站坐落在更高、更远的山坡上。
观测站有一蒙古包，余与德人马学尔及一哈萨克仆人住其中。山之阴面松柏丛生，山腰有一三官庙，有道士ー人主持之。山下为一大湖，岸上松柏苍翠，风景绝佳。湖岸道观名福寿寺，有道士数十人，耕种附近田地，也去迪化化缘。
——刘衍淮西北科考日记
90年过去，不仅当初的帐篷早已灰飞烟灭，原址附近也没有关于刘衍淮及科考团的丁点介绍。
但在1930年代，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当时的北平新闻界给予了连篇累牍的报道。1927年4月，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5月，专业人士的队伍，加上数百匹辎重累累的骆驼，从包头出发，考查范围涉及内蒙、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诸省。
一次原本因德国汉莎公司开辟新航线而派赫定启动的气象考查，最后演变成了先后两次、长达6年（将之后的绥新公路勘察也算入共计8年），绵延万里，涵盖气象观测、地理和测绘、地质古生物调查、考古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调查的大规模研究。所得各类采集品、文物与科研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几个月前，刘家姐妹将刘衍淮留下的科考照片、日记和文献等珍贵资料捐献给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这些东西回到了它们的家。我们想，在天上的父亲应该会很高兴。”刘美丽三姐妹语带欣慰。
9月29日，该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受赠仪式和纪念活动。徐炳昶、黄文弼、袁复礼、龚继成和刘半农等西北科考团理事和成员的后人见证了这一时刻。
黄文弼中心的成立同样源自一项意义非凡的个人捐赠。2012年至今，黄文弼的儿媳李传芳带领子女，遵循两代人的遗愿，在多方调查后，选择将黄文弼的三千多册图书（多为线装书）、一千多枚拓片及珍贵地图捐赠给新疆师大。不久前，袁复礼后人也把家里保存的（由袁复礼收藏多年）科考团部分成员的文献和物品捐赠给这里。
然而，除后人圈子和少数研究者以外，西北科考的历史如同一片巨大的空白，为世人所忽略。如若不是在1980年代之后，先后由民间发起过三次周年纪念、一次课题研究，又在黄文弼中心诸多学者的努力下开始筹建科考团纪念馆和研究平台，中国西北科考团几乎就要埋没在历史的缝隙里。
“这些年，我们习惯了昼夜兼程，生怕慢下来，习惯了兴冲冲地往前看，不太往后看。到今天，尘埃落定，我们终于到了要把历史翻出来摸一摸、细细琢磨的时候。”黄纪苏说。“回顾20世纪初的西北科学考查，是在传统学术和现代科学的结合中一次极有意义与成就的实践。但1949年后，在反侵略、反帝的话语体系里却陷入了尴尬。今天来看这段历史，其实正是一部民国前后的外交史，知识分子和民间社会的成长史。”
“胼手胝足，永无止境”
古人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勉励青年，而我们又恰恰生在如此不幸的一个中国，更不容有半点安闲自在、偷生于世！……我希望能像一个穿老布衣服的乡下人，胼手胝足，辛苦一生……我愿脚踏实地一生做我的实地工作。我愿永远保持这样的态度！
——地磁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中国西北科考团成员陈宗器
在艾林的童年记忆里，科考永远是父亲刘衍淮讲给她听的每晚Bed time story（睡前故事）。
“太小了，我只记得他讲他们骑骆驼。讲狼来了，一条一条死的狼，在帐篷旁边。还有夜里入睡前，生怕骆驼跑掉，他们会把骆驼绳子绑在手腕上。”
直到看到父亲的亲笔日记，才了解真实场景的危难。
山上风大，野狼常到蒙古包周围寻觅食物。有一次我在冰面沿湖测量，想画一湖的地图，因四月中天气已稍暖，湖冰时时作破裂声之巨响，余惧冰裂而坠水，故半途而废，常见山上降雪之日，湖及寺处降雨，上下高度差千余米，温度差在10℃以上，五月三日下山时山上积雪深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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