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罗马乃至整个西方教育史上，昆体良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他是在修辞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二十余年，著有《雄辩术原理》。这部著作反映了罗马帝国的教育实践，也总结了他长期从事修辞学教学的经验，是西方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教育学专著。昆体良也由此成为西方第一位教学理论家和教学法专家。
主持罗马修辞学校20年
昆体良公元35年出生于罗马帝国西班牙行省埃布罗河上游加拉古里斯的一个小镇。少年时代，昆体良进入由著名文法教师里谬斯·帕利门在罗马开办的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法、文学和作文等课程。以后，他曾担任著名律师、雄辩术教师多米提乌斯·阿弗尔的助手。这个时期的经历，为昆体良一生的教育活动奠定了基础。58年，他离开罗马，回到西班牙，主要从事律师工作，同时讲授雄辩术。68年，他随当时的西班牙总督、不久成为罗马元首的伽尔巴重返罗马。
公元70年，是昆体良一生教育活动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罗马新元首维斯帕芗在罗马历史上首次开办了由国库支付薪金的国立修辞学校，包括一所拉丁语修辞学校和一所希腊语修辞学校。昆体良受命主持拉丁语修辞学校，从而成为罗马教育史上第一位公职教师，也是罗马第一位由官方授予的教授，直到90年退休，前后长达20年之久。在教授雄辩术的同时，他兼操律师业务，这使他有可能以当律师的丰富实践经验充实教学内容，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90年以后，他主要从事著述，一度曾担任元首图密善两个侄外孙的家庭教师，并因此被封赠执政官的荣誉称号。
在古罗马教育史上，昆体良是最负盛名、影响最大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他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罗马学校教育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对罗马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世特别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昆体良的主要著作有《雄辩术原理》、《论罗马雄辩术衰落的原因》等。此外，在他生前，他的学生未经他本人的同意，整理、出版过他的一部分讲义和两卷法庭辩护词。但仅有《雄辩术原理》一书传世。《雄辩术原理》写作于公元91－94年间，公元96年正式出版，约65万字。原书用拉丁文写成，从近代以后，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等多种文字。仅英译本就有若干种，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斯迈尔的节译本《昆体良论教育》，英国牛津大学1938年出版。还有巴特勒的全译本，伦敦威廉·哈涅曼出版社1921年出版。1989年，我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作为《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的一部分，约18万字。
昆体良的教育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昆体良总结了自己成功的教学经验，也总结了古代西方世界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在教学方法方面的经验，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雄辩术原理》全书共12卷，主要探讨有关雄辩术的各种理论问题。其中第1、2、3、12等卷，系统论述了雄辩家的培养和教育，集中反映了昆体良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色。第l卷包括前言和正文（共12章），主要分析雄辩家教育的目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方法。第2卷21章，系统探讨了雄辩术的性质和目的，着重论述雄辩术教学的基本方法。第3卷讨论雄辩术的起源、组成部分和规则。第12卷包括前言和正文11章，主要阐述理想的雄辩家所应具备的各方面素质，特别是道德品质。以及道德教育的方法。上述各卷系统总结了作者一生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针对罗马教育当时存在的各种弊端，较为全面地提出了雄辩家教育的基本原则和设想，尤为详尽地阐明了有关教学的理论。
昆体良在哲学上奉行斯多噶学派。像其他斯多噶派的学者一样，他十分重视道德的问题。他把伦理学引进他的教育思想中，因此重视德行的培养就成为他的教育理论的一个特点。西塞罗在论述对雄辩家的要求时，着眼点只在于雄辩能力，而不关心他们的道德品质。昆体良对西塞罗推崇备至，但他 “当仁不让于师”，他认为他有责任弥补这一缺陷而比西塞罗更前进一步。昆体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众多的雄辩术研究者比作一群出航的旅客，出发时，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千帆竞发。走了一段航程后，人渐渐稀疏了。最后，走到天水相连、茫茫一片的海洋之上。这时，昆体良只能隐约看见一个同行者，此人就是西塞罗。但是西塞罗已经落帆停桨，停止前进了，而昆体良却还要以西塞罗的终点为起点，再航行一段路程。昆体良所要航行的这段路程，就是进一步讨论雄辩家的道德修养问题，即一个雄辩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痛感社会上道德沉沦的昆体良坚持把良好道德的培养放在教育任务中的首要位置。他所培养的雄辩家，必须是善良的精于雄辩的人，善良是第一位的，在雄辩术上达到完美之境是第二位的。
昆体良认为，如果一个人掌握了雄辩术却用之于教唆犯罪、陷害无辜、与真理为敌，教授雄辩术的教师就不是给战士以武器，而是给强盗以武器。如果上天赋予人以说话能力，却被人用去犯罪，倒不如生来聋哑、没有理智更好。不言而喻，要培养出具有崇高道德的雄辩家，只有道德高尚的教师才能做到。昆体良这样要求别人，他自己也是值得称颂的榜样。从教育理论着眼，昆体良摆正了德与才的关系，强调了德才兼备。他说：“在我看来有德行的生活甚至较之最卓越的雄辩才能更为可取。”
在昆体良看来，对于雄辩家的培养要“从咿呀学语开始，经过初露头角的雄辩家所必需的各个阶段的教育，一直到雄辩术的顶峰。”具体来说，分成以下几阶段：
第一阶段：家庭教育。昆体良非常重视幼儿教育。他认为，幼儿教育可以在德行和知识方面为雄辩家的培养打下初步的基础。幼儿教育是在家庭里进行的，父母、保姆、家庭教师都是幼儿的教育者。尤其强调保姆必须是一个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说话准确的人，因为她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幼儿。
第二阶段：初级学校。昆体良反对古罗马贵族聘请家庭教师的传统做法，主张应尽早让儿童接受学校教育。在他看来，家庭教育容易使孩子养成冷淡、自夸和羞怯的习性，而学校教育则不同。学校里学生集中，不但有结交朋友的环境，而且也有竞争、互相观摩学习的机会，因此，从学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都能很快地胜任雄辩家的角色，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昆体良认为，在初级学校中，儿童主要学习阅读和书写。
第三阶段：文法学校。此阶段设置的课程很广泛，包括文法、修辞、音乐、几何、天文、希腊语、拉丁语、哲学（物理学、伦理学和辩证法）。
第四阶段：雄辩术学校。要求学习一些与雄辩术有关的、更深的课程，例如辩证法（逻辑）、伦理学、物理学（自然哲学）等。此外，为培养雄辩家，还要进行说话能力、演讲和辩论能力等基本能力训练。
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中提出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课程计划，奠定了西方分科教学的基础。总体而言，《雄辩术原理》中规定的课程内容为“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他讨论了这些学科的特定内容、教学方法步骤以及学习该学科的重要意义。同时，《雄辩术原理》中还对学科教学法作了专门详细的论述。例如，文科教学法、阅读教学法、识字教学法、语音教学法、音乐教学法等。昆体良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奠定了西方分科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昆体良在教育史上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他在教学法上的成就。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教育家中，就教学法而言，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昆体良那样给后代以深远的影响。
昆体良在总结自己长期的教学工作经验基础上，对教学原则和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倡导因材施教，深信每一个儿童都具有才能上的个别差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精细地观察学生能力的差异，弄清每个学生的天性的特殊倾向”；教师在识辨了学生的能力和个性以后，就必须因材施教。他主张按照每一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安排课程。对于智力较弱的学生，在教学的进度和内容方面可以适当迁就一些；但对于天赋素质丰饶的学生则要尽力培养，使之成为真正的雄辩家。另外，他还提出，“对不同年龄的学生，纠正错误要用不同的方法。作业的分量和改正错误的标准应适合学生的智力水平”。
在教学方法方面，昆体良也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认为，教学必须有张有弛，劳逸结合。昆体良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桩事物，能够持续不停地紧张”，只有给予间歇和休息，才能“维持其紧张的强力于永久”。学习也是这样，学习是需要轻松的，强制性的长时间学习，必然使精力丧失，学习起来毫无劲头，如果经过休息恢复精力，则必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学习。他主张年轻人应该去游玩，因为“那是青年活力的象征”。他提出把学习和休息、游戏妥善安排，有张有弛。
昆体良坚决反对体罚，认为这是对儿童的凌辱。他认为，用体罚的方法来驱使学生学习，不但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相反却会使学生产生厌学的情绪。
昆体良及其《雄辩术原理》的学术价值
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全本一直被认为失传了，后人只能从该书的片断和其他文献中，窥知昆体良的教育理论。直到1418年，才被意火利学者波齐奥·布拉秋利尼重新发现。经过人文主义学者的注释、宣传，《雄辩术原理》在意大利、德国、荷兰、法国等国，立即引起极大的反响，得到了普遍的高度评价。昆体良的教育学说因而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思想来源，对当时几乎每一位人文主义教育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丁·路德、夸美纽斯等人的教育理论，同样受到来自昆体良的有益启示。直到19世纪，《雄辩术原理》仍受到广泛的赞誉，英国著名思想家穆勒称之为“整个文化教育领域中古代思想的百科全书”。
昆体良被公认为是西方教育史上的伟大教育家，是第一位教学理论家和教学法专家。他的《雄辩术原理》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教学理论的著作。首先，昆体良系统地总结了古希腊、罗马学校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为整理、继承、发展人类优秀的教育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昆体良根据自己一生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教育、特别是教学的原则、方法，从而丰富了人类对教育和教学活动的认识。再有，昆体良所提出的关于重视早期教育、关于班级教学、关于教学量力性的原则、关于重视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以及关于教师素质的要求等主张，深刻揭示了教学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对西方教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有些见解，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雄辩术原理》客观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偏重于教学问题的探讨，对于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分析则相对不足。昆体良在分析教育目的、教育作用等问题时，更多地是从教育与个人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而较少从教育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这一点不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此外，昆体良对教育、教学问题的见解，更多的是一种经验的具体陈述，缺乏严密的理论论证。这些缺陷或许与罗马人重实际、轻思辨的民族心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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