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固然博大精深，却难免死气沉沉，齐泽克深入浅出地阐释拉康，也激活了拉康的理论。他也因此成为拉康之后成就最大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让我们以一个概念——“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主人能指”是“符号性权威的空洞能指”。它是能指，但它是空洞的，即没有任何内容的。拉康称之为“没有所指的能指”，即同义反复、空空如也的能指。齐泽克有时称之为“符号性虚构”。比如“父亲名义”中的“父亲”即是一例。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寻找父亲”的一环。许多文艺作品都有意无意地揭示了这一点。巴西电影《中央车站》（Central Station）即是一例，捷克电影《青青校树》（Elementary School）是另外一例，里面的孩子都在寻找自己的父亲。其实我们寻找的不过是“父亲的名义”而已，至于有血有肉的生理学意义的父亲，倒是可有可无之物。我们寻找的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符号性的权威。货真价实的生理学意义上的父亲因为缺少符号性，因为过于“本真”，而无法承担此项重任。《中央车站》中的约书亚最终没有找到父亲，这是编导的高明之处，因为如果真的找到了，“父亲”这一幻象反而很可能在瞬间幻灭；《青青校树》中的小主人公对于身边的父亲不感兴趣，对于学校里的那个英雄老师（后来才知道是个冒牌货）却是崇敬有加。即使在这位英雄老师的鬼把戏被揭穿之后，孩子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对之膜拜，就颇能说明问题。
我们需要一个符号性权威，一个符号性父亲，即一个“主人能指”。它是空洞的，也必须是空洞的，因此无关乎真假，只关乎效用。割舍母亲，寻求父亲，是男孩子告别俄狄浦斯情结、投入父权制文化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长大成人。男孩子喜欢看恐怖片，实际效用也在于此，即在对恐惧的体验中（恐惧通常是母性化的），符号性地割舍了与母亲的联系，投入父亲的怀抱。当然，这里的父亲是权威性的空洞符号。父亲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是空洞的。至于为何是空洞的，拉康的看法是，因为被阉割了。被阉割的父亲必须具有阉割后的一系列特性：拿腔捏调、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狐假虎威……这样的父亲未必讨人喜欢，不这样的父亲肯定会被孩子厌弃。这些仿佛都是父亲的缺点，但是如果父亲没有这些缺点，孩子们就无法长大成人。
齐泽克认为，“主人能指”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未必仅仅表现为一个词语，有时候它就是一种姿态。同义反复（tautology，或译套套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姿态。“我收集这些商品，是因为这些商品很稀少；这些商品之所以很稀少，是因为很多人都在收集它们。”不计成本和不考虑使用价值地收集商品，可能是一种无害的趣味，但为了国家的荣耀而不计代价和不考虑使用价值地“收集”他国领土，则是另一回事，因为这意味着战争，意味着鲜血、死亡、灾难，意味着生死存亡。还有比这更糟的：“你何以如此出众？因为我是一个德国人！德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有雅利安血统！为什么你有雅利安血统？因为我是德国人。”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鲁迅在《论辩的魂灵》中曾经揭露某些人的诡辩手法：“你说谎，卖国贼是说谎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这样的同义反复仿佛是文字游戏，却大有深意，是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文化逻辑。排犹主义者所遵循的逻辑不就是这样的吗？在排犹主义者那里，犹太人实在可恨。但这里的“犹太人”只是空洞的“主人能指”，表面上它具有一系列的普遍有效的特性，比如残酷盘剥、诡计多端、贪得无厌，所以才那么可恨；但实际上，排犹主义者又会说，正是因为这些人残酷盘剥、诡计多端、贪得无厌，所以他们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才可恨。看看，又转回来了。理论上转一转是没有关系的，付诸实践，就会血流成河，六百万犹太人的生命就这样毁灭于法西斯主义之手。
之所以如此，与“主人能指”发挥的“缝合功能”有关。用齐泽克的话说，“有关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图像是缝合我们意识形态系统的非一致性的一种方式”，是解决我们现实危机和精神困难的惟一出路。齐泽克认为，“主人能指”发挥着“缝合点”的作用；所谓“缝合点”是指这样一个“点”，它不仅把众多漂浮的能指缝合在一起，而且还能通过“询唤”（阿尔都塞用语）把个人转化成主体。比如，我们一度耳熟能详的“阶级斗争”概念就是这样的“主人能指”，它可以把所有漂浮不定的能指“缝合”在一起，赋予其精确而固定的意义：关于民主，我们会说，真正的民主是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截然相反的，因为真正的民主是实质上的民主，而资产阶级的民主则是形式上的民主；关于女权主义，我们会说，对于女性的压迫和盘剥，是阶级条件下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关于生态保护，我们会说，对于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掠夺，是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罪恶果实等等。同样，“犹太人”这一能指，缝合了有关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所有能指，使之成为一套固若金汤的信仰。在这套信仰面前，日常生活的经验显得苍白无力。比如我们相信犹太人具有犹太人的那些负面特性，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完全可能碰见慈祥和蔼、正直善良的犹太人，这时候，究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修正”我们的信仰，还是我们的信仰“篡改”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一般说来，答案是后者，我们会告诫自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主义的可恶也表现在这里），慈祥和蔼、正直善良只是犹太人的表象，阴险狡诈、残酷盘剥才是其本质，我们切不可为假象所迷惑，上了犹太人的当。在“文革”年代，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阶级敌人十分险恶，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阶级敌人”却几乎个个为人谦和，有好几个“阶级敌人”都是我的启蒙老师，教我识字和写字；我们的日常经验无法改变我们的信仰，相反我们轻而易举地以“伪善”二字“篡改”了我们的日常经验。
多么可怕的逻辑，但它却曾经左右过我们的行为，支配过我们的想象力，这是我们应该永远保持警惕的。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齐泽克自选集》，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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