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关于高考改革的话题,再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媒体爆出的民间版和官方版的改革方案,都对高考改革提供了几种可能的走向,许多专家也就此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但从本质上说,这些方案所提出的改革意见基本上是技术和操作层面的,没有涉及它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确保高考公平。
恢复高考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其间虽然也有许多改进和调整,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高考制度走到今天,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受到这么多的批评和指责,除了它在导向上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如何保证公平方面面临很大的困境。这几年虽然倡导和实施阳光招生,但在高考招生的整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权力和金钱的染指,使得许多政策和规定的执行捉襟见肘,漏洞频出,加之高考录取率的地域性差别,使真正意义上的高考公平难以实现,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虽然教育部否认了由媒体爆出的官方改革方案,但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关注的重点,依然是解决“一考定终身”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这确实是现行高考制度设计上的重要弊端,但却不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如将高中阶段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录取的依据之一;考录分离,扩大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力等,只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拿出可行的方案就可以实施。但不管怎样的改革方案,最难解决的依然是一个老问题,就是怎样保障实施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如何建立使改革目的得以顺利实现的制度保障。
就考生在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考评而言,如果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弄不好就会成为权力和金钱运作的新目标,形成“腐水倒流”,使那里的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现行的高考体制虽然存在导向上的偏差,但高中阶段教育也只是以升学率为追逐目标,除了千方百计提高考生的成绩外,相对而言对高考本身的公平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一旦确定除了高考分数之外,学校还有其他提高升学率的途径,情况就会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有权有钱者就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考评的结果;另一方面学校也会为增强本校学生的升学竞争力,有意识地提高学生成绩。无论哪种情况,都将使高考的公平和公正受到致命威胁,也将使高中阶段成为新的舞弊多发的泥潭。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至于考录分离,由高校自主招生,更可能为一部分人打开展示权力和金钱魅力的方便之门。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谁也无法保证优质资源不被权力和财富所左右。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来自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村的考生,被挡在大学校门之外。尽管有国外高校的榜样,但中国的高校目前不但缺乏体制上的独立性,更缺乏严格自律的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根据目前国情来看,确保一项制度和政策规定的严格实施,比制定它本身要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法不依,有章不循,在当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更多的时候大家习惯于在一种潜规则下运行,很多利益都被潜规则悄悄地瓜分,而在政策法律规定的层面上却很难得到体现。上学可以顶替,民族可以造假,权钱可以加分,论文可以抄袭,考试可以作弊,当此之时,如果对高考改革抱有过多理想主义色彩的期待,就会多少显得有些幼稚。
尽管如此,高考还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虽然要冒很大的风险。在目前情况下,要降低改革的风险,就要尽可能减少柔性标准,减少人为操控的因素,在确保公正公平的基础上,重点放在为考生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上,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考评多元化和理论上的全面发展,从而使改革不至于给高中阶段教育带来过大的压力和冲击。
还有一项需要在改革中加以调整的重要利益关系,就是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上的地域性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由政府政策主导的教育不公现象,也是屡禁不止的高考移民问题的主要诱因,因为它造成了全国范围内分数面前难以平等的局面,使一些省市之间的高考录取率可以相差二三十个百分点。对于高等教育资源相对较少,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省份的考生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最大的不公平。因此,不管高考怎样改革,如果不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不清除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上的地方保护主义,那么这样的改革所能达到的目的,也只能是不触及既得利益的局部的小公平,而不是实现让所有人都拥有接受高等教育平等权利的大公平,自然也就难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
所以,高考改革,必须坚持公平优先原则。离开了公平这个前提,再完备的改革方案,也只能是自说自话,对高考中始终处于弱势的群体而言,不可能有多少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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