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鲁迅曾对《史记》感叹不已，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司马迁一生的创作结晶。集中着述，花了15年左右，如果把资料的准备工作算在内，全部时间要超过20年。《史记》记录的历史，是从传说中的皇帝开始，到汉武大帝太初年间为止，大约3000年。其体例为纪传体，多以人物或家族为单位展开，故事性很强，文笔出众，是后代传记文学的先驱和样板，影响至深至远。
这样优秀的史学着作、文学作品，其孕育和创作的过程也非同一般。据史学记载，司马迁从小聪颖过人，“年十岁则诵古文”。父亲是汉武帝的史官，因此，司马迁很早就受到了扎实的史学训练。长大之后，遵从父亲遗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遍了大江南北，获益良多。
38岁的时候，司马迁成了汉武帝的史官。官阶虽然低，但司马迁仍然感到非常荣幸，于是谢绝了宾朋交往，抛开了自己的家业，全身心投入到史学专着上，以求建功立业，为君主和国家造福。几年后一件大事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当时匈奴经常侵略汉朝，汉朝大将李陵进军匈奴，寡不敌众而且没有后援，兵尽粮绝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大怒想重罚李陵的族人，群臣争相附和，大说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说李陵为人正直，其叛逃事出有因，希望皇上能够宽恕。但汉武帝不为所动而且迁怒于司马迁，司马迁为此受牵连被处以“腐刑”。司马迁悲愤至极，曾经想自杀雪耻。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还是决定坚强的活下去，决心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于是他历经艰辛完成了《史记》一书，希望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读完《史记》，合卷之后觉得收益良多。主要体会有以下三点。
一是钦佩司马迁敢于说真话。在当其他同僚为迎合汉武帝的情绪大加贬损李陵时，身为一个小小的史官，位微人轻，面对因李陵的叛逃而愤恨不已的汉武帝敢于直面呈理，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受其他人的影响，没有一丝为己的私心，冒着触怒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为别人争取合理的判处。以现在很多人的眼光看，司马迁的确很傻、情商太低，在不适当的场合做了最不适当的事。但是，我认为一个人一生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是难能可贵的。说真话、干实事、做真人九个字说起来简单，扪心自问，是不是每个人能够真的做到呢？说真话，干实事，做真人，是做人的起码要求，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当前所迫切需要的，也是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但往往有些人抱着“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做“违心”的事，结果损人不利己。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戴着假面具，不需要做“伪君子”。做一个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好人，才是人之本。
二是敬仰司马迁的执着。在汉代，腐刑是羞辱之刑，受腐刑之人通常会受到社会的鄙视和嘲笑，是可耻的。司马迁自己也以“刑余之废人”自称。但是司马迁并没有因此而颓废，没有因为受到腐刑而被彻底击倒。尽管刚开始时委屈、愤懑、耻辱，甚至一度想自杀，但是最终还是痛定思痛，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自己终生热爱的事业当中去。没有把受过腐刑当成甩不掉的思想包袱，反而激励了自己“舍小义，雪大耻”的决心，最终通过《史记》这部巨作执着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甚至汉武帝在看了《史记》之后也为司马迁所感动，特别是在汉武帝晚年，经过“巫蛊之乱”之后，他对以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长时间的反思，最终向司马迁委婉表示了李陵当年之事确实有可恕之处，实际上是对司马迁间接地道歉。从某种程度来讲，司马迁最终取得了胜利。当今社会，执着实际上也是做事的根本。从小方面讲，我们从事的水利事业需要执着才能完成各项艰巨的科研任务，才能真正做出成绩；从大方面讲，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更需要数代人的执着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三是《史记》中“以人为本”思想。在思想上，司马迁因为自身的经历，对“人”的思考要超过当时那个年代，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思考问题，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史记》突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史学模式。它选取人物的原则是以人体现的价值为本，不以成败论英雄，不随世俗论是非，充分肯定人物的历史作用，表彰个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弘扬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当前我们社会也提倡“以人为本”，但是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史记》的“以人为本”是以单个人为本，是小为本，而胡总书记提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是大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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