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以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完成本书的写作。作为一名西方记者，斯诺所站的是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去描述当时人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除此之外，还表现出了红军及其领袖们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这本书可以说是让人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当时十分神秘的中国的红色革命。并且，他把自己在红色区域的所见所闻都一点一滴的记录下来。后来汇编为《红星照耀中国》。整本书的内容丰富而且生动。
1936年，中国革命与战争最凶猛、最危险的时期，斯诺孤身一人冒险穿越南京国民党军队的新闻封锁，长途跋涉来到西贝苏维埃地区，寻找红色中国。故事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更是让我对当时的人民、红军、毛泽东等等都有了崭新的可谓是颠覆性的认识。
在苏维埃社会一节中，有两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共产党在西北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象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二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
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结的那样，正是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农民才会主动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也正是由于秉承了这样的理念，共产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在我的认知范围中，当时的人民一定都受到了思想的禁锢并且十分保守，甚至可能有些木讷。但是事实却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进行批评和抱怨，这无疑就是他们言语自由开放最直接的证据。大部分农民团结一致，并且看好“苏维埃”和“红军”，以此证明他们思想觉悟是很高的，有共同的追求，有目标，并且坚定不移的支持着自己的信念。对比当今，我们貌似更缺乏精神信念这一块儿，这是我们所欠缺的地方。
这本书中所描绘的红色中国，与我们教科书上所学到的是有许多出入的。相比之而言，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更加真实、可靠。
说道红军，就不得不提军队。在斯诺看来，他感受到了红军高度的政治觉悟，认为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在真正的红军一节中，作者这样描写到：“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位外国武官这样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的作战能力。这就是红军的军官们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弟兄们，向前冲！”。同样是六个字，差别却是很大的。第一种是把自己与士兵放在了同一个位置，与士兵们心连心。
提到红军，另一个比提的就是长征了。电视里所演的长征真的是惊心动魄、惊险万分。红军通过各种巧妙的战术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堵，摆脱危险困境。无论是四度赤水河、勇夺泸定桥、飞度金沙江等等都显示了红军的有勇有谋。当时，当他们面对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民时，当当地人民对他们闻所未闻，他们仍旧是勇往直前，他们的功绩、作为都帮助他们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甚至是吸引了一部分人来参军。这足以证明了中国红军在人民中的威望和感召力。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是一个奇迹。它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精神世界，非凡的心里素质，而这些也仅仅占了全书的一小部分。也可以说，红军的长征也仅仅占了中国革命的一小部分。
提到书中关于领袖的描述，就不得不说斯诺对毛泽东的描述中这样写道：“不可否认，你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述，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毛泽东的经历是本书的一大重点，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故事。斯诺写到“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的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成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读到这段的时候，反观我们现在的大学生。逃课、迟到的比比皆是。好多大学读书的风气早已荡然无存，大家上大学似乎都只为了文凭这一张纸，没有人关心是否真正学到了知识，是否真正度过了一个有意义难忘的大学生活。
美国记者西奥多.h.怀特曾对《红星照耀中国》做过如此评价：“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一个未知的中国革命，也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和认知。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成长史更是对当时的人民、当时的社会一种全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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