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德治学说的理论前提是人性善论。所谓仁义礼智，我固有之，非外在赋予：“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孔子和德治探讨。
人还具有先天的“良知”道德品质，“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既然人生来性善，可以接受劝说和教化，那么，施行德治就是可行的，通过伦理劝谕可以达到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正因如此，道德教化论就成了孔子德治的核心内容之一。
然而，法家完全反对这一主张。并对性善论进行了详尽的批驳。认为人性本来自私又功利，“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韩非子·五蠹》)“君臣之计，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车子的舆人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匠人希望人死掉，原因在于利益使然，非人性之善恶。既然人天生自私，趋利弊害，就客观上为行使赏罚提供了可行性。
另外，人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原因在于“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固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应薄，固民争。”可见，人口、财富、社会关系等因素都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的观念品行也就自然随之而变化。况且，韩非认为，道德高尚的人是有限的，自觉为善者寡，惧罚远恶者众。既然人们并非自觉自愿为善而不为恶，就有必要以法治手段逼人弃恶从善。
儒家学说中，道德的作用被渲染到极致。孔子学说就是典型的道德决定论，德治是核心内容之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作为统治者，只有以德为政，民众才能象群星绕北斗那样拥戴统治者。具体地说，一是通过修身，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要靠教化手段，教而化之，以道德感化孜孜为利的小人，提高他们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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