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购了一册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徐迟先生的《我的文学生涯》，这个版本里穿插了几十幅徐老各个文学时期的相关图片。
一
东苕溪出天目山之阳；西苕溪出天目山之阴。二溪会合于湖州，就改称苕霅(zhà)溪。这苕霅溪水，淙淙地流过天目山的余脉，然后循山流下，注入了三万六千顷广袤的太湖。太湖之南的杭嘉湖平原，既是鱼米之乡，也是享誉全球的蚕丝织成的锦绣天堂。
徐迟的家乡，美丽的江南小镇南浔，就在这湖州境内。它是湖州的明珠，人称“钜富之镇”，其显宦巨富多如牛毛。而堆金积玉之中也不失书卷之气，名闻全国的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就坐落在南浔镇上。更迷人的是小镇的山色水韵。山因水而明亮，水出林而纯洁。水中星月，小楼人家；桥影似虹，船舶如梭；无处不透亮，何处不生辉！何等的文采风流，都在这苕霅溪山水的倒影之中。难怪徐迟要像串起一串珍珠似的，连用六十多个“水晶晶”的形容词，来夸赞家乡小镇的稀世之美。
这里有水晶晶的水:水晶晶的太空，水晶晶的日月，水晶晶的星晨，水晶晶的朝云，水晶晶的暮雨，水晶晶的田野，水晶晶的寺院，水晶晶的宝塔，水晶晶的天主堂，水晶晶的耶稣堂，水晶晶的水风车，水晶晶的水车，水晶晶的池塘，水晶晶的水网，水晶晶的荇藻，水晶晶的春草，水晶晶的垂柳，水晶晶的菏叶珠子，水晶晶的竹径，水晶晶的桑树园。水晶晶的蚕虫。水晶晶的油菜花。水晶晶的稻田，水晶晶的紫云英，水晶晶的稻香村，水晶晶的积谷仓，水晶晶的小岛，水晶晶的琼楼，水晶晶的玉宇，.水晶晶的山庄.水晶晶的藤萝架，水晶晶的九曲桥，水晶晶的太湖石，水晶晶的雨巷，水晶晶的长街，水晶晶的绸缎店，水晶晶的歌榭。水晶晶的酒肆.水晶晶的野荸荠，水晶晶的水晶糕，水晶晶的桔红糕，水晶晶的灯火。水晶晶的炊烟，水晶晶的纺车，水晶品的织梭。水品晶的脚丫船，水晶晶的渔舟，水晶晶的烟波，水晶晶的野鸭，水晶晶的自鹭鸶，水晶晶的少女，水晶晶的老者，水晶晶的婴儿。水晶易的心，水晶晶的梦.水晶晶的爱，水晶晶的铁环，水晶晶的陀螺，水晶晶的童年，水晶晶的灵魂，水品晶的生命，这个水晶晶的小镇，水晶晶的倒影。映出这个水晶晶的世界!这是，呵!这是我的水晶晶的家乡!
1914年10月15日，徐迟就出生在这小镇上的一个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教育实业家的家庭里。他的曾祖父曾在总理衙门担任过相当于内阁中书之职；祖父也是一时乡贤俊彦，并有诗才，著有《植八杉斋诗话》和《玉台诗稿》等著作；他的父亲徐益彬(又署“一冰”)先生，曾留学于日本东京大森体操学校，追随过孙中山，接受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归国后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现代体操学校和第一份现代体育刊物《体育杂志》。徐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以及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南浔小镇上度过的。
他的生命之船，是从江南小镇启航，经过了漫长曲折的人生之旅，而到达了那波澜壮阔的海洋的。《我的文学生涯》所写的，就是徐迟回首话沧桑，追忆自己由出生到成长以至成熟的过程。把这样的一部回忆录，命名为《我的文学生涯》，其用意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江南小镇是他生命的起点，是养育了他的家乡，是他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栖居地，而更重要的是，在江南小镇上，他度过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有意义的“发展时期”，江南小镇是他的灵魂的归宿，生命中的忧伤而甜蜜的情结。离开，回归，又离开，再回归……小镇上的苦难与欢乐，兴盛与落寞，总是和外面的世界风云的变幻连在一起的。作家终究也逃离不了自己心灵上的故乡。——这也使我想到福克纳和他的家乡小镇奥克斯福德镇的关系。要研究福克纳，岂能绕开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所生活过的这个密西西比州的“像邮票一样大的”南方小镇。
二
《我的文学生涯》是一部大书。全书近六十万字，仅是徐迟的回忆录的前半部分，即1914至1954年间的经历。整个回忆录全部写完，总字数将会超过一百万字。它所涉及的历史，正好是整个20世纪的进程；它所写到的人物，牵涉各界，仅开国以前，就写到了有名有姓的四百多人了，可见规模之宏大。
徐迟这一代作家，是整个20世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战争、自由、爱情、革命、解放、和平、建设、动荡、浩劫、反思……在这漫长、起伏的时代潮汐和历史长河之中，徐迟也自有他的幻想与幻灭，以及再幻想和再幻灭……到了晚年，当他拿起笔来，回眸自己背后的时光，他自然就拥有了一切旁观者和后来人都不可能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我以为，徐迟的《我的文学生涯》，也是一部“诗与真”的书，诗人的激情和史述的真实兼而有之。
“把人与其时代关系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掖助他又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著作家又怎样把它反映出来，似乎就是传记的主要的任务。”徐迟在追忆历史时，首先也遇到了歌德所说的“真”的问题。
在动笔写《我的文学生涯》之前，他曾和提倡“说真话”，主张“把心交给读者”的巴金老人谈过一次话。当时巴金就说到了，写回忆录能否做到坦率诚实？能不能像卢梭写《忏悔录》那样无所不言？徐迟最后是接受了《忏悔录》的写法，并认定，写作这部《我的文学生涯》，也是他所做过的不少事情的“最后的忏悔机会”了。他说：“既然写了，何必扭捏？如果这回忆录的良机还不好好利用一回，来清洗自己，那就是永远的遗恨。”文心昭然之后，即付诸行动。“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忏悔录》的这句话，实在也可以印在《我的文学生涯》首页上。
三
且让我们举出几个“真”的事例来见识见识。
譬如对刘呐鸥、穆时英等曾经被列入“贰臣传”的作家，很久以来已无人挂齿，许多属于他们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中也避之惟恐不及。然而徐迟却直言不讳地谈到：“1934年的上半年，……我不时地到上海去，拜访施蛰存、杜衡、叶灵凤和当时最出风头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和刘呐鸥。我对新感觉派也很感兴趣，甚至有点儿着迷。”(《我的文学生涯》第三部第七章)同时徐迟还说道，“(刘呐鸥的)《都会风景线》实在是别树一帜，开一代之新风尚的好作品。”
徐迟还就势分析道，正如黑婴等等，是一半儿模仿、一半儿抄袭，可以说，都是得之于穆时英，而穆时英实际上却是得之于刘呐鸥的，而刘呐鸥又是得之于日本小说家横光利一的，而横光利一也受有法国小说家保利·穆杭的一些影响。日本作家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原也是新感觉派，可见新感觉派也还出了有成就的作家的。不应一笔抹杀的。徐迟最后毫不讳饰地说：“那时我也尝试过写新感觉派的散文，在《妇人画报》上发的散文就有点这个味儿。不过我没有写出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新感觉派作品。到了我的晚年时期，我才写出了一些有点儿影响的作品，其中我是用了一些新感觉派手法的。”
这样秉笔直言，绝不是为了标榜门户，而是告诉了文学史家一点真实的情况：三十年代初期的徐迟，正是一个现代派、唯美主义乃至新感觉派都沾得上了一点边儿的文学青年。
再如他对同时代一些人物的臧否。写到孙大雨这位“新月”诗人、莎翁戏剧翻译家时，徐迟一点也不隐晦自己对孙的观感：“孙大雨……虽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其为人也，实在骄傲得过分。他目中无人，只他自己才是天下第一。他是莎士比亚专家，译的一部《黎琊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正文的译文，下册是注释。这下册旁征博引，很有一番真功夫，是只有学院派皓首穷经才能写出的。”然而也正是这位孙大雨先生，四十年代由香港飞重庆时，“他穿了一件特制的长袍，其大无比，装满了他要带到山城去出售的各种大小商品，因为飞机上不收旅客载重量的运费的。他带得实在太多了，那副滑稽的样子引起了机场上所有人的笑话。他却岸然不经为意，用漂亮的英语和海关人员申辩。……后来他到了重庆，果然赚了不少钱。”徐迟接着议论道，“可惜他这么一个出色的莎士比亚专家，虽然自命不凡，实在也庸俗得出奇。但既然他还是有点学问的，我也还是在他的学问上对他很尊敬的。他的可笑之处还只能算是小节了吧。”(第四部第十八章)
不避名人、尊者之讳而如实写来，使读者从真实的历史中咀嚼出一丝苦味。倘是豁达的智者，看到这里说不定也会莞尔而笑。
又如对袁水拍这个人，徐迟的书中多次写到过他，“解剖”过他。他是徐迟四十年代在香港结识的好友之一。他和徐迟、冯亦代三人自称为“三剑客”，友谊之深，可想而知。四十年代初，袁水拍已先于徐迟进入了由乔冠华作辅导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可以说，袁是“三剑客”中最早靠近马克思主义的人，接着他就想帮助引导徐迟。然而徐迟却不能不坦率地回忆说：“他曾想帮助我，但不得法。他没有能得到我的心。”其原因是，“他像推销什么商品似的把那些书塞给我，他只能是一个很不高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推销员。”结果呢，“本来我给予郁风的崇敬之心，应该是给他的。但我给了郁风了。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人也关心着我，并指点过人们怎么来帮助我的，当然就是乔冠华了。”
徐迟在这里坦然承认，那真正引导他进入了被他称为“奥伏赫变”似的“觉醒”的人，是女画家郁风和乔冠华，而不是那写过《悲歌赠徐迟》的诗篇的好友袁水拍。“不可思议的，在此地完成，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徐迟说，“我奉此为我的新生的铭言。”(第四部第十三、十四章)
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当年的“三剑客”之一的冯亦代在读了《江南小镇》的部分章节后给徐迟写信道：“我真佩服你的勇气，能够把自己整个儿身心，暴露在读者的面前。……祝贺你，为你那个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下了一个侧面的塑像。”(1994年4月致徐迟的信)老作家李乔在读了《我的文学生涯》之后，也由衷地说道：“您为自传或回忆录这项创作开拓了一个新天地。我读书不多，看过的这一类作品大都有一个模式，只写好，不写坏，偶有涉及他人之处也很简略。'为长者讳’，竟讳得什么也没有了，干巴巴的，只有几根无味的骨头，缺乏时代风味，缺乏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这样的作品很感索然。《我的文学生涯》突破了这框框，再现时代风云，再现过去的生活，'我’的一切便真实可信了，有动人感，立体感，史诗感。”(1991年7月21日致徐迟的信)
四
西蒙诺夫在写他最后的著作《我这代人的见证》时，曾有过这样的忧虑：当我们回忆往事时，我们会经不住诱惑，情不自禁地要把事情想象成这样，即当时，三十年代或者四十年代你已知道你当时所不知道的事情，你已感觉到你当时所没有感觉到的东西；而且情不自禁地要把你今天的思想和感情说成你当时的思想和感情。因此，西蒙诺夫说，“我完全自觉地想同这种诱惑进行斗争”。
此等顾虑，以及如何为回忆录选定一种合适的叙述方式，徐迟在写《江南小镇》时，也考虑到了。因此，他为全书设立了两个“叙述视角”：一个是展现回忆录内容的叙述者“我”，他以主人公的身份充当着生活事件和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另一个则是历尽沧桑之后的老年的“我”，他居高临下，回首前尘，知人论世，评衡清浊和是非，作为对前一个“我”的整个生命历史和心路历程的见证人与剖析者存在。当主人公沿着生命线逐渐成长，他所生存的环境也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另一个“我”则逆流而上，以一种晚年的平和和客观的心态，以一种具有了足够的才、学、识、情的成熟的判断力，一段段地评点着主人公在每一个时期的动作行止以及围绕在主人公四周的人和事，分析着其中的前因后果和善恶是非。其在文字上的标志，便是大量的出现在括号里以及散落在事件叙述过程中的那些段落和句子。
王元化生前在给徐迟的信上说道：“我还没有读过这样的自传。它的境界、情调、气质、叙述的口吻，乃至节奏，其中的小小的议论，都使我倾倒。文章不火气，不做作……纯真如赤子，但又时时闪出饱经人世沧桑的智慧。”(1993年6月21日致徐迟的信)这段话是对徐迟的这种叙述方式的成功动用的最好的肯定。
有人说，歌德的《诗与真》和卢梭晚年写的《忏悔录》，都是用散文写成的诗篇。《我的文学生涯》实际上也是一种“半诗半史的体裁”——毕竟是出自一位抒情诗人之手笔的回忆录，它除了给读者以价值观念上的教益和“史”的质实，更给了读者以艺术欣赏上的享受和“诗”的风韵。《我的文学生涯》的文笔变化多趣，根据不同情节的需要，有时议论风生，以理服人；有时情不自禁而敞开胸怀，逸兴遄飞。而当写到他的几次恋爱事件，写到他的家乡小镇在即将和平解放的前夜里，里应外合地做准备时，又使人觉得如同戏剧一般，既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和一般的沉闷、干巴巴的回忆录迥然相异，《我的文学生涯》是可以作为一部引人入胜、文笔优美的文学作品来阅读的。这也正是它当初为什么不是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之类的刊物上，而是发表在《收获》上(奇怪的是，《收获》当初在分期连载它时，总是把它置于“长篇小说”的栏目之下)。
五
然而，这部书也成了徐迟留下的两个未完成的文学工程之一。一是《荷马史诗》的诗体翻译；另一个就是这部回忆录的后半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从二三十年代走过来的作家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摇摇头，自叹才尽，无法效命而停笔，过早地终止了各自的创作生命。但也有一些作家，似乎克服了“异化”，在痛苦与困惑中走出了高尔基笔下的那个克里·萨木金式的自我天地，很快投入了新的时代当中。徐迟当属后一类作家。
他这样说过，面对克里·萨木金这面“镜子”，他曾经觉得，自己“也是掉在新中国里的一个魔影”。他为此也极其困惑过。但是最终，他还是“十分认真地通过了三四年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好不容易才克服了它，最后费尽了心血，终于使我的个人与社会、个性和共性，越来越靠近，直至后来两者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大体上达到了统一，因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活力，取得了稍稍的心安理得和较好的成效”。
徐迟先生把他的这种迷惘与犹疑，坦白地披露在这个“续集”的开端：“我现在只好叹叹气，对你们说：我只是一个幻梦家而已！而如今我的幻梦全幻灭了。幻梦！幻灭？是这样吗？”他追问自己。虽然他是多么不愿意看到，甚至不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然而他却不能不承认了：“是这样的！是的，你们也许还不信，我的幻梦是真的幻灭了。”他还写道，当他写着这个回忆录的时刻，“我还清楚地想起，并清楚地看到我自己在那种依稀的蒙昧时代的得意洋洋的、磅礴浩荡的情绪。多么大的一个幻梦啊！随着是多么悲哀的一个幻灭！”也许，正是这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沉重的迷惘感，才是徐迟后半部分回忆录再也不能继续写下去的真正原因。
读徐迟《我的文学生涯》有感2篇说到徐迟，也许会有人想到他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和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也许，还会有人想到，在《瓦尔登湖》的诸多译本中，徐迟翻译的算是经典之作。1981年，外国文学译丛出版了《瓦尔登湖》，在前言的署名处，徐迟的姓名被“译者”两个字代替。当我们离那个消解个人影响的时代愈行愈远时，人们渐渐发现了徐迟——这个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为无数少年营造了当科学家的梦想，同时，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在文学道路上执著了一生的诗人。
今年，是徐迟老人去世十周年，他的名字又一次被人们提起，在他的家乡浙江南浔，召开了徐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他的自传《江南小镇——我的文学生涯》也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在时隔十几年之后重新出版印行。
每个人都是一个谜，每个生命在百年之后再回头望去，都会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徐徐展开。这本《江南小镇——我的文学生涯》终于摆在案头的时候，我看着封面上徐迟老人凝望向远方的眼光，想到的是学者冯亦代在1993年致徐迟的信中写到关于这本书的评价：我真佩服你的勇气，能够把自己整个儿身心，暴露在读者面前。……祝贺你，为你那个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下了一个侧面的塑像……
（1）
经常在想，徐迟老人生前为何将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江南小镇”。第一次看到《江南小镇》，便为徐迟之子徐建设计的封面所吸引，绿色为底，几笔水彩，简简单单，便勾画出诗人心底“水晶晶”的南浔小镇。“东苕溪出天目山之阳，西苕溪出天目山之阴。二溪汇合于湖州，就改称苕霅溪……”这苕霅溪水，淙淙地流过天目山的余脉，缓缓流淌进一个诗人的记忆里，记忆随之蔓延，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终于，流淌汇聚在这些厚厚的书页间，再回头看时，诗人的身后，已然沧海桑田物是人非，而这一切，皆缘起于那个浸泡在水晶晶的记忆之中的江南小镇。
作家张抗抗曾有一篇文章，《寻找徐迟》，录于20xx年的《书摘》上。在那篇文字中，她这样写道：“那些年代久远的小镇人物和故事、那些诗一般美丽的语言，是那个生命的细胞、肌肤和血液；诗人生前独立于世的品格与思想，是那个生命坚硬的骨骼。那是诗人生前最后的倾诉——魂牵梦萦的故乡南浔小镇，托付着他固执的纯真与残存的理想”。诚哉斯言，1931年12月27日的那个清晨，徐迟乘火车离开了江南，这是第一次北方之行，那个时候的徐迟，心里想的是洗粉兜，德懋弄，赐璧坞……一个个在吴侬软语中柔若无骨的名字，是他对家乡最初的怀念。也许，当时这个身材瘦弱的少年不会想到，后来的日子里，他去了北京，上海，香港，桂林，重庆，台湾……而后，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透过最好的画框,江南旋转着身子,让我们从后影看到前身”。饱经离乱之苦的诗人，终于可以安静地看着自己的江南小镇，仿佛李可染笔下黑瓦白墙绿水环绕的风景画，那是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
在流乱岁月中，徐迟曾多次从外地回到家乡，在自传里，每次写到回乡之旅，他总会加上一句，“我要回到我的水晶晶的江南小镇去了”，直到诗人晚年，执笔在自传的第一节写下“水晶晶的水，水晶晶的太空，水晶晶的日月，水晶晶的星辰，水晶晶的朝云，水晶晶的暮雨，水晶晶的田野，水晶晶的寺院……这是我的水晶晶的家乡”，六十个“水晶晶”，构筑起在历尽沧桑之后诗人心中“托付着他固执的纯真与残存的理想”的家园，他从这里走出来，带一份诗意的心灵，走向社会，走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队伍中，走进中国现代文学史。支撑他在流乱岁月里生活下去的，正是由这个水晶晶的小镇滋生出的诗意浪漫的秉性，也只有这个小镇，可以让他在风云变幻世事无常的年代，为心灵寻得一份安谧的充满诗意的所在。
（2）
在徐迟离开我们十年之后，再回头翻看他记录下的自己的文学生涯才发现，他记下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体验，更是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这些记录为后来的文学研究者研究现代文学史也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
从写下第一首诗歌《小月亮》，发表第一篇意识流小说《开演之前》开始，他便已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在这部《江南小镇》里，徐迟回味着自己的文学生涯，在燕京大学接受冰心和艾略特的言传身教，后来在上海结识了施蛰存戴望舒叶灵凤等人。20多岁时，已出版诗集、小说，并翻译出版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国外文学作品，这些成就使他渐渐在当时的文学界小有名气。勤奋的文学创作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让他和前面提到的许多位大家往来频繁并在文学艺术交流中建立了弥足珍贵的友情。
二战爆发后，徐迟和戴望舒叶灵凤穆时英等人一同自上海举家迁居香港，在那里，又结识了来自不同方向的一群人：袁水拍、冯亦代、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叶浅予、黄苗子、丁聪、乔木（乔冠华）、夏衍、郁风、杨刚……他们合作编辑出版了在中国期刊史上不容忽视的《耕耘》杂志，促进了战时香港的文化繁荣。许多年之后，画家郁风仍然能够回忆起当年的徐迟是如何倾心于黑格尔的一段话：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精神，全世界都浸透了这种精神的热忱。这段话，又何尝不是当时流亡香港的中国文人们共同精神状态的一个写照？
诗人和作家们怀着对于自由和平的梦想，在战火下辗转奔波于全国各地。徐迟在此期间，多次来往于重庆香港上海之间，在那些动荡的年月里，他与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建立起了终生不渝的友情。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军轰炸香港之时，他藏身于音乐家马思聪的家中，屋外在狂轰滥炸，马思聪夫妇在家中为客人献上了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这种面对生死所表现出的超然，支撑着中国的艺术家和文学家们度过了那个梦魇般的年代。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徐迟访问美国时，看望了当时已定居美国的马思聪夫妇，不知经过世间风云洗礼之后的几位老人，再回想起这段往事，该是何等的唏嘘不已？
在《江南小镇》中，徐迟提及最多的一个人，便是日后成为中国外交史上风云人物的乔冠华——当时的政论家乔木。向来性情孤傲的徐迟，第一次与叶灵凤在香港的一间咖啡馆听到乔木的演讲，便为其对于世界政治形势分析之透彻和演讲中饱含的激情所深深折服，为此，他在自传中多次引用了乔木在当时的发言，并不时地击节赞赏。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了他们保持一生的友谊。
在重庆的日子里，徐迟见到了前来参加谈判的毛泽东，并写下了《毛泽东颂》。他是第一个在重庆公开歌颂毛泽东的文人，虽然后来他的这首诗歌被目为“歌德派”宣扬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之作，但结合当时动乱的年代来看，即使算是“思有误”，却至少做到了“情存真”，与后来的一味歌颂伟大领袖的“歌德派”诗歌也是相差甚远的。而且，在《毛泽东颂》里可以体会到的，还有饱守战乱之苦的文人对于和平生活热切盼望。也许，后来人对这首诗也不可避免有“求全责备”之嫌了。
徐迟在自传中写到自己的弟弟徐舜寿，着墨不多，却清晰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位中国航空事业奠基人的成长过程。作为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徐舜寿在飞行事业中鞠躬尽瘁，为中国培养了数位科学院的院士。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之后，他的名字渐渐被大众淡忘，却永远铭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飞机设计工作者的心里。这本书对于徐舜寿的记述，在探究中国航天史方面，亦有着不容小觑的史料价值。
作为诗人和翻译家，徐迟对自己的文学生涯有着极详尽的叙述。除了写作出版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之外，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翻译编写了有关音乐欣赏的三部小书，这是在当时与丰子恺的音乐随笔齐名的，系统介绍西洋音乐的三部重要的著作，按音乐家李德伦生前的说法，即使徐迟没有后来的报告文学作品和他写作翻译的众多文学作品，单就此三本谈音乐的小册子，便足以让他在中国的音乐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了。
徐迟作为一个翻译家，二十几岁便译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后来又译了许多文学作品，如司汤达《巴玛修道院》、《托尔斯泰传》、梭罗《瓦尔登湖》等，尤其是后者，现在已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经典之作。
许多年过去了，他翻译的《瓦尔登湖》依然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令他名满天下的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偏重于描摹时代的文体，与其他的报告文学一样，开始渐渐为后人所淡忘了，而他的这本自传《江南小镇》，在20xx年，被《收获》杂志评为百部中文经典之一，在互联网上，亦有许多人在查询着这本传说中的佳作，正是在寻找这本书的艰难过程中，作家张抗抗写下了前面提到的那篇《寻找徐迟》。徐迟的身后，其著述的不同命运，似乎在昭示着他在自传中所说的自己一生的梦想：“虽人生无常而文学千秋”。
（3）
十年之前，就在剧作家曹禺辞世的同一天的深夜，八十二岁的诗人徐迟，推开医院病房的窗户，纵身跃下，向人世做了最后的告别，他的身后，留下的是数百万字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译文，还有这部未完成的自传《江南小镇》。我曾经试图去理解造成他这一举动的直接原因，最终仍然不得其解。冯亦代先生在纪念徐迟的悼文中将其归结为“老年狂躁症”，发自内心地有些抵制这种说法，不是对冯亦代先生的不敬，而是因为出于对一个诗歌的灵魂的喟叹。对于徐迟最后的告别，任何解释似乎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从众口不一的说法中，我看到对此不屑一顾的一个苍老孤高有些微驼的背影在蹒跚着远去。这种景象一次次在我的眼中出现并渐渐清晰，也越来越多地增加着悲壮苍凉的意味。
在《江南小镇》中，徐迟回忆起自己的父亲徐一冰先生。其乡人对他的评价是：“性狂直”。大概，父亲的这种性格是深为徐迟所仰慕的，在自传里，他不止一次写到父亲的“性狂直”。狂直孤傲之人，往往有着极强烈的自尊，而至于常有惊人之举。在冯亦代先生悼徐迟的文中可见一斑。“1941年他在重庆由叶浅予介绍参加了山东戏剧学校的工作，校长王泊生是有名的党棍，当时貌作开明，不过想多招几个青年到学校而已。徐迟在第一次校务会议同王泊生意见相左，从争论到发生冲突，徐迟马上卷起铺盖离开学校，浅予等人的劝说也未起作用”（《一颗明星的陨落----哭徐迟》，冯亦代）。此事也被徐迟记在自传中，虽是一笔带过，但也隐约可见诗人对原则之固执己见。解放后，好友袁水拍做文化部副部长，徐迟找他求一张戏票，袁给的是一张后场倒数第三排的票。徐迟本来耳聋，坐在这里自然是不合适的。等到开场前几分钟，一帮看客由过道齐齐向前四排拥去，看时，却是袁家的男女老少，还有女佣和司机。“这张无情的戏票使徐迟伤透了心”，“他一向总认为他的朋友中第一是袁水拍，第二就算是冯亦代了。不过他最后还是同袁水拍断了交，因为他认为受了袁水拍的侮辱”（《一颗明星的陨落----哭徐迟》，冯亦代）。
一生痴迷文学的徐迟，在1958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临走的时候，郭小川说：“这次下放劳动，不要求你写作，而是要求你不写作。不是先下去生活，而后写作，而是就是下去生活。”徐迟答：“要求作家不写作，怎么行啊？”果然，徐迟没有把这话搁心里，“我是乘着下乡的东风而大写其特写，跟郭小川游戏一番的”。他在自传里这样写道：“我在那里参加的是果园的劳动。虽说不要写诗，我还是写我的诗，那是没有办法的，怎么能不写呢？”，于是，在逆境中的徐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风沙的季节中，忽然黎明晶耀：淡蓝色的冰河里，裂开深蓝色一条。大雁飞回来了，旋转蓝色的翅膀。空中宁静无尘雾，一片春光。天地河山小村，被笼照上朝阳，初春无比爱娇，露出喜悦一笑。初春明媚阳光，投射在果林里，密密的干枝影，纷纷跳下沙地。”诗人之执拗，自此亦可见一斑。
作为诗人的徐迟，有着孤直高傲的自尊心。可以想见，年老而体衰之时，病卧于床榻之上，再不能执起写作一生的笔去继续自己的诗歌之梦，且日常起居都要旁人照料，这些对于性情孤傲的诗人，心境该是何等苍凉。我宁愿将徐迟的最后一跃，看作他的诗情在生命中最后一次灿烂的迸发和对个体尊严最后一次执着的追寻。正如金克木先生在纪念徐迟的悼文中所说的，中国的诗人有属于水的，如屈原和李白；也有属于天空的，便是徐志摩和徐迟。也许，纵身跃向太空，是徐迟为自己追求自由的一生的一个最好的注脚，他用自己的生命，为自传《江南小镇》做了最为精彩也最为人喟叹的一个结尾。
读徐迟《我的文学生涯》有感3篇
這是王安憶和張新穎的對談記錄，20xx年出版。此前我沒看過王安憶的小說，看過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後半生》，知道他對沈從文有較深入的研究。
談話中涉及王安憶的成長過程、寫作路上的關節口、通過看獲得寫作材料，還談到前輩和同代作家們，最後談了她的寫作歷程。整本書看下來，不夠靈動，話題以及內容都有些呆板，兩個人經常聊得不在一個點上，張新穎有時會提出自己的觀感或觀點希望在王安憶處得到印證，王安憶明顯沒有相同的想法，但他不依不饒。由書中得到的對王安憶的印象是踏實，會用蠻勁寫小說，缺乏想象力，現實經驗給她的寫作材料明顯不足，她也一直都沒融入到普遍的社會生活中。
他們的談話也給了我若干啟發：
文革中的人們並不是都不閱讀或無書可讀，其實那時候書很多，流動性很大，只是圖書館之類的機構已經癱瘓了。那時候各種樣人都感到苦悶，喜歡借閱讀和寫作發洩自己的苦悶，內心生活更豐富，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也比現在要大。
現在的人慣於為反叛而反叛，實際上並沒人強迫他們什麼，所以這種反叛也很虛偽和無力。反叛之先，應有一個接受或屈從的過程，真正去面對了它，真切體驗到它的不好，才反叛，這樣會更有利，也更能促成改變。
我們近一世紀的文學傳統，是打破推翻上一代，沒有繼承，所以整個文學創作活動沒有沒有文學史的特質，不像西方文學有其源頭。八十年代那些人的萎靡，在於模仿、揮霍，外國一個東西進來，競相模仿、揮霍，一下子讓它爛大街。這裡所說的外國的東西，是指形式，其實內裡很缺乏。
厚古薄今，是因為我們看到的古代的東西，都是揀選、審美化后的結果。要在現實中看到美，要求我們會觀察、會選擇、會用審美的眼光看事物、要能發現它的價值，這對一個人的要求太高。《憂鬱的熱帶》里作者說，他很羨慕那些早生很多年的人，那時候研究材料多而且完整；但他也說，在那時候，缺乏現今的研究方法，所以面對那麼多東西也可能視而不見。更重要的是，可以預見到，他如此嫌棄的當下，會成為後代人類學家希望置身其中的時代。
除了這些，我還認識到當下的中文寫作，並非如我所認為的那樣不堪。在書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劉慶邦的名字，很有閱讀的興趣；也第一次起了讀《芙蓉鎮》的興趣，昨晚看了十分之一，覺得特別好，寫的是我家鄉那邊的事，我以前總以為它是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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