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节倍思亲。”1961年春节，吴伯箫把自己的思念集中于一辆小小的纺车，写下了如下动人的文字：“想起它，就像想起旅途的旅伴，战场的战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
没有疑问，《记一辆纺车》是一首对纺车即对劳动的颂歌，一首对当年延安大生产运动的颂歌，一首在“三年困难”时期激励人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颂歌。
从《记一辆纺车》问世到现在，时光又流逝了整整四十年，人们对“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和含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也正因为这样，有人不免心存疑虑：今天还有必要阅读像《记一辆纺车》这样的散文吗?
其实，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须知优秀的风格鲜明的作品一经问世，便具有独立的持久的审美价值。对于“左”的路线的推行，广大作家是不能任其咎的，何况作者歌颂的是四十年代初期的延安，并非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总之，对于《记一辆纺车》，我们应着重探讨的是它的艺术特色在哪里?提供了怎样的艺术经验?
众所周知，延安大生产运动由党中央发起，规模宏伟，人员众多，意义重大。对此可以采取详尽的纪实的写法，吴伯箫本人在参观南泥湾以后，就曾写过《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文中提到了许多有姓有名的人物，记载了部队开了多少荒、养了多少羊和猪等一系列数字。这类报告文学作品在当年具有特殊的新闻和史料价值，自然不容低估，但在全国解放以后，延安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已广为人知，再重复原来的写作路子恐怕就没有必要了。可喜的是吴伯箫顺应人们阅读心理的变化，不正面展开，不逐一描述，而是以小见大，由此及彼，把一辆纺车作为切入点，把一切群众场面化为自己特殊的视听感受，亦即通过充分个性化和抒情化的艺术手段，写下了这篇美文。这不能不说是作者重视抒情，重视构思，是对抒情散文这种“文体”的自觉把握和追求。
更值得赞美的是作者对“纺线”的生动描绘。我国自古以来不乏表现纺纱织布的作品，但多半是言在此(纺织)而意在彼(人物)，因此常常伴之以摇曳不定的灯光、低沉幽怨的歌谣、主人公想念外出游子的绵绵思绪……吴伯箫却敢于正面切入，趣味盎然地写出“纺线”的各道工序和环节，请看他如此描写“纺线”的姿势：
可以坐着蒲团纺，可以坐着矮凳纺，也可以把纺车垫得高高地站着纺。(三种姿势，均无不可，对于纺线能手来说，活动天地之宽可以想见)站着纺线，步子有进有退，手臂尽量伸直，像“白鹤晾翅”，一抽线能拉得很长很长。(撇开前二种，专写后一种。既写“步子”，又写手势，“白鹤晾翅”之喻妙不可言)这样气势最开阔，肢体最舒展，兴致高的时候，很难说那是生产，是舞蹈，还是体育锻炼。(把“姿势”升华为“气势”，让“生产”包容了“舞蹈”和“体育锻炼”，倘非情深意切，何以臻此!)
“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钱钟书：《读〈拉奥孔〉》)《记一辆纺车》得益于生动的比喻不少。有了这些比喻，简单的纺车焕发了精神，劳动的场面增添了气氛，全文也因此虚实结合，活泼流转，大大强化了抒情色彩。如写学习纺线，用纺车像“露出头角的蜗牛”、“着陆停驶的飞机”两个比喻来反衬纺线人的无奈和焦躁，读来忍俊不禁。又如描写竞赛场面，作者用“飞机场上机群起飞”、“扬子江边船只拔锚”来形容纺车响声，显得视野开阔，不同凡响。
除比喻外，作者还爱用偶句、排比句和委婉的设问句，读来颇有回环复沓、舒徐自然之感。如果说作者早期的散文名篇《山屋》、《马》等遒劲、豪放，那么，《记一辆纺车》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平添了一份妩媚之姿。
记一辆纺车读后感纺车这东西，现在恐怕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了。即使在最偏远的乡村，人们也会去买方便美观的成衣或者机织布，有谁还会费力不讨好地用那古老笨重的纺车去纺线织布呢?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总有一些东西是要被淘汰掉的。
然而，在60年前的延安，纺车意味着什么呢?有了纺车，可以把干部战士自己种出来的棉花纺成均匀的棉线，就可以织出致密厚实的土布，就可以温暖地度过陕北冬天的严寒，就可以精神饱满地工作、学习、战斗，就可以不断坚持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一辆小小的纺车，承载着抗日军民不屈不挠，笑着面对一切困难的乐观精神，承载着那种勇往直前的必胜的信念。这一辆小小的纺车，便是当年陕北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主角之一，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最好的象征。时间像流水一样逝去。今天的人们，过着物质极为丰富的生活，不仅在衣食住行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当年的陕北相比都像是两个世界。这种变化，正是当年陕北摇着纺车的人们不惜牺牲生命去追求的。
但是，今天的人们在对纺车感到陌生的同时，也已经忘记了许多其他的东西。在有的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的时候，在有的人不顾一切地超前消费的时候，在孩子们漫不经心地丢掉一个香喷喷的包子的时候，当年延安那段艰苦的岁月在他们的脑海里变成了完全的空白。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在我们不是真正富足的时候，我们还应该记住，有一种精神叫做“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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