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第二十五回，有这样一则故事：倪霜峰，南京人，住在水西门，有六个儿子，家境贫穷，靠着自己为人修理乐器挣得微薄的一点收入，过着食不饱腹的生活。鲍文卿也是南京人，家乡也是在水西门，他的老爷是当官的，而他家境很是宽裕，因鲍文卿的老爷病故，鲍文卿也就回到了南京的水西门，在自己的家乡做起了生意。 一天，鲍文卿的乐器坏了，正好在门口遇到了一个修补乐器的人，于是，让他来修，后来知道那人就是倪霜峰。时间一长，两人就彼此有些熟悉了，倪霜峰知道自己的生意不够养活六个儿子，就忽然有了要把自己的小儿子倪延玺卖给鲍文卿的念头，鲍文卿因膝下无儿一听这一消息，开心极了，当即答应倪霜峰待事成之后，会叫人给他送去二十两银子，并当场立了过继文书，以便以后双方都不得反悔。倪延玺从此也换了姓氏，变成了鲍延玺，倪霜峰因此也得到了那二十两卖儿的银子。 这则故事里，我仿佛看到了倪霜峰是那么的无奈和无助，为了区区二十两银子，不得已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忍痛卖给了一个才刚刚相识的人，一纸过继书文成了倪延玺的卖身契。看了这则故事，我忽然想到了《绍兴晚报》在XX年8月30日第7版上的一则报道：河南“四胞胎”北京乞讨，引来众人相助，特别是绍兴酒老板的一纸协议捐助，让四胞胎从此不再乞讨回到了家，一方有难，百方相助，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体现出来的优越性。想想倪霜峰的卖儿和倪延玺被卖的遭遇，实在是觉得同情和怜悯，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感叹：倪延玺，你真是生不逢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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