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人”制度似乎是一个可以彻底解决创造剩余和分配剩余两者脱节问题的答案，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并非对所有企业都有效。根据我们的推演过程，能否推行合伙人制度，将会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人才驱动：每家企业所从事行业中，各生产要素对企业剩余的决定性有所区别，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一定会有决定性生成要素不掌握在人才手中的情况。我们认为，合伙人制度能否建立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企业的决定性生产要素是否掌握在个人手中，我们之前提到的知识型的企业比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咨询公司，一定需要以合伙人制度来进行激励，个性服务是用户体验决定性因素的行业比如经纪业，也需要实施合伙人制度。相反的，传统制造行业、能源行业的企业剩余就并不基于个体的知识或者服务能力，因此便不具有实施合伙人制度的基础。
第二，业务封装：企业的业务能否从某个维度分解为一个又一个可以进行单独核算的业务单元，比如咨询公司的业务是一个又一个的咨询项目，万科的业务是一套完整的拿地-设计-建设-销售的地产项目，韩都衣舍的业务小组由买手（选款师）、页面制作人员、库存管理人员组成。但是另一些企业的业务比如汽车公司，就无法进行封装，那么就无法确定量化评估基于“人”的贡献，也无法通过合伙人和股东的博弈谈判来确定利益分配机制。
第三，股东胸怀：现有法律体系仍然是基于产权理论所建立的，企业从法律意义上仍然归属于资本拥有者也就是股东。而合伙人制度是一套相对理想和创新的机制，利益的重新分配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伤害既得利益者，因此，合伙人制度需要建立在具有长远眼光、事业格局以及广阔胸怀股东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谈合伙人制度也就没有了根本。
事业合伙人制度范文资讯事业合伙人制度一、引言
提起万科，很多人并不陌生。在住宅领域，万科历来被视作行业标杆，它是全国首个住宅销售超过千亿的企业，并在20xx年成为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商。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正值而立之年的模范企业，在股市的腥风血雨中，也难逃“野蛮人”的闻风而来。近日，宝能系和万科管理层的“大战”愈演愈烈，这也是时隔“君万之争”20年后，万科在众多的房地产蓝筹公司中“脱颖而出”，再一次被推向风口浪尖，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此，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万科的管理机制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值得我们探究。
二、详解万科“事业合伙人”制度
（一）“事业合伙人”的含义
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作为合伙人制度的一种，是公司高管人员通过拜访国内外优秀的互联企业，发现了其中不一样的“合伙人”概念，又结合万科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实际，经过思考、探索，最终形成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升级版。
简单来说，万科的“事业合伙人”等于“职业经理人”加上“共担”，即职业经理人是共创、共享，而事业合伙人是共创、共享，还有共担，把之前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员工与老板的关系发展为合伙人关系，建立背靠背的信任。“共担”意味着责任，员工与企业命运相连，共担风险，如果毁损企业的价值，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来说，一方面集团高层通过“公司持股”获得权力，另一方面一线公司管理层和基层员工通过“项目跟投”来合伙，在具体实施上双管齐下，独具一格，更加全面。
（二）“事业合伙人”的实施方案
万科新时期的“事业合伙人”包括三个层面的实施内容，即上面的核心骨干员工持股计划、中间的项目跟投计划和下面的事件合伙计划。
（1）上面员工持股计划。“持股计划”是万科让符合条件的各级雇员“自愿”成为合伙人，并将其在经济利润奖金账户的全部权益，统一委托给有限合伙制的深圳盈安财务顾问企业（盈安合伙）这一操作平台进行资金管理，再加上利用融资杠杆融得的资金，一起购买万科股票。其中，符合条件的各级雇员大致分为三类人，一是集团董事会成员、监事以及高管和地方公司高管；二是集团公司总部一定级别以上的雇员；三是地方公司一定级别以上的雇员。同时，万科为了确保高层和企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对高管层设定出资额的下限，而对非公司或地方公司高管的员工设定购买的上限。
在实际操作中，万科于20xx年按照“不同级别、不同比例”的原则，对万科各级雇员的年终奖金进行了扣除留存以用于未来盈安合伙对万科A股股权的收购。根据万科公告，截至20xx年1月27日，集合计划共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4942778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8%。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500名骨干员工持有了万科百分之四多的股票，持股人数不断增加。
（2）中间项目跟投计划。除了上述部分骨干员工参与持股计划，剩余员工又将何去何从，他们的利益又将如何保障？为此，万科采用了和PE相似的做法，即项目层面的跟投制度，就是对于企业今后所有新项目，除旧城改造及部分特殊项目外，原则上要求项目所在一线公司管理层和该项目管理人员必须跟随公司一起投资，限制董事、监事参与跟投，除此两类的其他员工可自愿参与跟投。同时要求员工初始跟投份额不超过项目峰值的5%。
随后，万科又在上述基础上升级了该制度，即该制度的2.0版本，并开始在某些地区的项目上率先尝试，比如南京浦口G78和九龙湖G83项目。升级版调整了项目跟投制度，实现了进一步的区域放权，使得项目跟投人拥有决策权，让一线人员自建操盘团队，操盘团队由项目跟投人通过投票表决的竞聘方式产生。这样新项目的操盘者不一定是工程科班出身的项目经理负责，而是以能力论英雄，谁有能力谁上，分别负责项目的拿地、开发、运营等环节。
（3）底下事件合伙计划。众所周知，大公司部门之间的责权利难以划分清晰的界限，进而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效率和效果，万科亦如此。所以，万科打破此界限，成立了执行层面的事件合伙人，其致力于以解决一个事件或完成一项任务为核心，比如为客户节省成本等，跨越部门边界，临时组织事件合伙人参与到工作任务里面去，事情解决就解散，回到各自部门，有始有终，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同时，选取对该项实践最有研究、最有发言权的人来担任组长，而不是职位最高的人。
（三）“事业合伙人”的实施意义
首先，实行事业合伙人制度，有望填补万科股权意义上的实际控制人缺位，在某种意义上稳固管理层的控制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被收购的风险。
其次，实行该制度，可能是一种更好的利益共享机制，绑定了员工和股东的利益，对于解决多年以来员工和股东利益不一致的矛盾，稳定员工，起到长期激励有重要意义。
再次，实行该制度，有利于顺应万科轻资产运作的转型趋势，使组织架构实现从金字塔科层结构向去中心化的扁平化合伙人结构转变。
最后，实行该制度，有利于企业搭建更大的舞台，在组织内部建立背靠背的信任，向生态化、健康化的良性组织靠拢，实现企业长远发展。
三、“事业合伙人”的不足与展望
目前，万科事业合伙人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独创的管理体制，尚未经受市场足够的检验，难免出现漏洞。首先，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有一些细枝末节的制度在制定时考虑不周全，存在争议，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次，该制度的覆盖范围暂时仅限于企业内部员工，尚未涉及企业扩大范围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产业上下游合作伙伴、资金方、土地方、总包、设计、营销、离职员工等等。从项目跟投的角度考虑，把产业上下游合作伙伴、资金方、土地方、设计、营销、离职员工等发展为合伙人，是事业合伙人机制未来可以尝试的新领域。
事业合伙人制度范文资讯事业合伙人制度早在古罗马时期，我们就可以找到“二人以上相约出资，经营共同事业，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合同。中世纪时期，在意大利商港形成的康曼达契约，已经形成了有限合伙人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中，大量的专业知识型企业如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都实行合伙制度。而在基金、信托领域，大家对一般合伙人(GP)、有限合伙人(LP)这些概念都已经很熟悉。在目前的中国，领先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尝试这种合伙人或类合伙人模式。
那么，事业合伙人机制究竟有何新意?20xx年，万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思考事业合伙人制度。这是因为，万科要面对以往的合伙制所未涉及到的三个问题：第一，万科原来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制企业;第二，万科是重资产企业，并非专业知识型企业;第三，万科的规模已经很大，在中国民营企业中纳税和总资产排名第一。在此基础上实行类合伙人机制具有非常大的难度，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还没有特别成功的先例。
那么，万科为什么还要知难而进?不妨先回到两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企业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什么是伟大企业?
企业存在的根本性理由，或者伟大企业的标准，首先是满足人类从未满足过的需求。比如飞行是人类的梦想，直到飞机制造厂和航空公司出现，大家才实现了这个愿望。谁第一个满足人类从未满足过的需求，基本就可以戴上伟大企业的桂冠。
然而，伟大的开创者毕竟是少数。更多企业从事的是另一件事，即让产品价格可以被更多的人接受。正如熊彼特所言，商业社会的典型成就，并非在于为女王们提供更多的丝-袜，而在于能使丝-袜的价格低到工厂女工都买得起的程度。简单地说，就是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类需求。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那也是伟大企业。
这表面上很平淡，但暗地里激-情四射。商业社会的不断进步，资源效率的不断提升，背后是把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一遍遍重新组合。还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这是“永不停歇的创造性毁灭风暴”。
企业利用资源的效率，一个简单的评估指标就是企业剩余。产出扣除各项要素成本后，就是剩余。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剩余，就是实现了更高的经济效率。如何能创造更多的剩余?最直接的回答当然是科技创新。但有一个或许比科技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性。
人要走出舒适区是需要动力的。懒惰和浪费是人的天性，而这个天性是经济效率和企业剩余的大敌。有效的企业制度，应该基于基本人性来设计，而不能假设它的成员都是圣人或天才。企业要想创造更多的剩余，就得让那些影响剩余多少的人成为剩余的获得者。影响越大的人，获得的比例就应该越高。
公司制和合伙制的两难
基于产权理论而建立起来的经济法律体系，最基本的原则是财产的衍生价值归财产所有人。具体到企业，便是企业剩余归股东所有。这是历史形成的结果，必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第一，股权收益在各种投资人回报中是劣后的，天然需要承受剩余为负数的风险。因此，股东有提升企业剩余的动力。第二，人是有惰性的，需要被监督。在企业规模没有超出合理管理边界的情况下，老板监督员工，可能比员工自我监督更有效。第三，商业社会早期阶段的企业，很多股东既是投资者也是管理者，甚至是首席技师，企业最重要的知识就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然而，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制度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首先，只要企业存续时间足够长，所有权和经营权就必然分离。当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剩余都归股东所有，管理者有什么动力为股东创造尽可能多的剩余?
其次，当企业规模足够大，不得不采用科层结构时，就一定有官僚主义，此时即使企业有创造更多剩余的追求，也不一定能转化为有效的行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知识经济的崛起和资本市场的出现。人类历史上存在的两种最基本企业制度——合伙制和有限公司，前者更适用于知识型企业，后者更适用于资本密集型企业。
然而，资本市场使得资本定价日益透明，资本也逐渐成为一种购买便利的资源。而知识的价值越来越高，知识与资本之间的天平在逐渐转移，这使得企业股东获得所有剩余并扮演劣后角色的机制遭遇挑战。它的效率，已经不可能像开始时那么高了。那么，如何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人们提供了很多方案。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并不那么有效。
比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等公司治理制度。股东大会是行使股东意志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但一家公司不可能整天开股东大会。连董事会一年也开不了多少次。公司治理当然是有用的，但主要用处在于防止一股独大的大股东，或者内部人控制的管理层。激励经营者为所有权人创造更多剩余，这并不是公司治理的范畴。
比如股权激励。虽然它一定程度上将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但再慷慨的股权激励，经营者在剩余中拿到的一定是小头。越大的企业，股权激励能够覆盖的`人员比例就越校此外，股权激励往往是单向的。经营得好，管理者能分享收益，但如果经营失败，管理者并不承担风险。这种单向激励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鼓励管理者选择更冒险的经营风格。
比如对赌制度。在私募股权投资(PE)和风险投资(VC)领域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制度是风险和收益双向共担的，但前提是管理团队拥有可对赌的资本。PE和VC这些领域，薪金收入很高，管理者比较容易完成资本积累。换成别的行业就未必有效了。
再比如创业和上市的创富机制。某种意义上，它似乎解决了知识所有人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裂问题。然而，这种机制仅在其上市前有效。在上市后，就会面临传统企业要面临的所有问题。
这个两千年来公司制度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合伙制度下并不存在。合伙制与公司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合伙企业做决定的人是一般合伙人(GP)，不管他们的合伙份额有多低，都需要承担劣后义务，甚至承担无限责任。这些一般合伙人也是企业的经营者。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动力，是毋庸置疑的。
但合伙制也有问题。财富500强里面，好像一个合伙企业都没有。合伙企业基本都是纯粹的知识型企业、轻资产企业。也就是说，合伙企业可以走得很远，可以很赚钱，但做不大。
事业合伙人制度是两全之策
那么，公司制和合伙制是否真的泾渭分明、冰炭不同炉?我们的回答可能是否定的。在满足特定条件的前提下，企业或许能实现公司制和合伙制的合璧。新的、更有效率的企业制度，或许能够兼有公司制和合伙制的优点，而同时规避二者的缺陷。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种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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