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２日电１９６６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
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1966年8月23日，上海红卫兵在南京路上张贴大字报。新华社发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从九大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极度膨胀，加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严重忽视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敬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受到限制，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正因为如此，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后参与上海落实政策工作中难忘的人和事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17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中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中共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是经常注意要克服中共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中国共产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中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后参与上海落实政策工作中难忘的人和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的剧作影射现实，是一株“毒草”。中共中央和xxx委的一些主要领导对批判该剧持保留态度，引起毛泽东不满。基于对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状况的误判，毛泽东错误地认为，目前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这些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于是，事态迅速扩大和升级，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亲自修订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提出要把混进党政军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出去，要识破“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两次会议错误地进行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斗争，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林彪、江青、康生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致使全国陷入动乱。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义愤填膺地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中共九大系统阐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并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尤其是修改后的党章指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篡权阴谋破产后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林彪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觉悟起来，对“文化大革命”持怀疑观望甚至抵制反对的态度。毛泽东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想尽快结束混乱局面，强调安定团结，对极“左”思潮有所批判并着手纠错，支持周恩来调整和发展国民经济，并支持周恩来落实干部政策，使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复工作。这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坚持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顺应了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中共十大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在江青等人操纵下，1974年，国内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和“评法批儒”活动，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局面又出现混乱。毛泽东后来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认为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使得局面迟迟得不到根本扭转。
“文化大革命”使党的作风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随着个人威望达到高峰，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林彪、江青等人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一错误，狂热地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致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在家长制、一言堂盛行的情况下，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难以维持。
二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遭到严重破坏。随着主观主义作风日益滋长，毛泽东对形势和国情作出错误估计，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违背了他本人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明显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
三是严重背离了党的群众路线。“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四是客观上助长了不正之风。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口号的煽惑下，国内一片动乱。一些靠造反起家，惯于搞投机、耍阴谋、闹派性、个人野心膨胀的人，乘机攫取权力，致使党在组织上严重不纯，由此带来作风不正的问题。
毛泽东本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面对纷乱的局面，党的九大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起“斗、批、改”运动，试图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达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目的。整党建党是“斗、批、改”运动的内容之一，毛泽东所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成为整党建党的“五十字纲领”。该纲领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在指导思想上是错误的，故而不可能切实解决党内矛盾以及党内作风所存在的问题，并影响到社会风气。例如，迫于就业形势十分紧张，全国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许多家长为了使子女离开农村，设法打通关系，争取大学招生、入伍、招工的名额。不少干部不按原则办事，借机以权谋私，甚至进行勒索。“走后门”现象延续多年，成为一大社会问题，颇受群众诟病。
周恩来积劳成疾病重后，邓小平于1975年受命主持中央工作。他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包括整顿党风。7月4日，他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强调要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发扬党的优良作风。10天后，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军队整顿，把军队存在的问题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邓小平举例说，有个战士不给抱着娃娃的妇女让座，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邓小平认为这是“骄”的表现，是作风出了问题。关于“奢”，邓小平严肃指出：“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有的部队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而且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关于“惰”，邓小平批评说，有些高级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军队整顿的任务》（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9页。
毛泽东同期也谈到党内的骄奢之风。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同在197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根据邓小平意见并经讨论，前后修改十余稿。9月2日的修改稿共18条，第十七条谈“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鲜明地指出：“要扎扎实实，力戒空谈。减少会议，开短会，讲短话。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反对浅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要发扬大庆油田‘三老四严’的作风。要敢于负责，反对互相推诿，敷衍了事。要讲求效率，反对疲疲沓沓，拖拖拉拉。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能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引自《胡乔木传》编写组编（程中原执笔）《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第164页。按：据该书所加的题注，1976年3月3日，为配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这一稿在内部印发。7月，“四人帮”又将之公布，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进行批判，但采用的底稿是一个颇多错讹的手抄本。
克服党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现象，防止党内尤其是高层的蜕化变质，是毛泽东始终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体现了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群众观点。但是，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沿用过去搞运动、开展过火斗争的极端方式，从理论到实践都犯了“左”倾错误。在内乱背景下，党的作风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积累下来的老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其教训是深刻的。
由于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四人帮”煽惑下，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受到错误批判。
1976年4月5日，全国爆发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抗议活动，体现了民心民意。
毛泽东病逝后，“四人帮”加紧篡权的阴谋活动。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行动，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灾难。
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呈现不同特征：之前主要是反“左”，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之后主要是反右，反对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者。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时时感受到来自“右”的危险和威胁，毛泽东对“左”的倾向虽有警觉，但主要是纠偏，而不是反“左”，所以将反“冒进”、反“三面红旗”指斥为右倾。从1957年发起反右派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将彭德怀等四人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到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包括1975年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在思想上的演变轨迹。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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