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干扰下，打乱了清华正常秩序，教学、科研等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然而，清华的师生员工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与抗争，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一些教学、科研和后勤服务工作。
文化大革命在清华
从1965年底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起到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历史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及其极左路线，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国带来历时十年的动荡，清华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也被打乱了，进而成为“文革”的“重灾区”。
1966年6月1日新华社全文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掀开了高校中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全国一样，清华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动荡，师生们被迫停课参加运动，大批干部被打成“黑帮”受到批斗。6月13日，中共xxx委宣布派工作组进校，并宣布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停职反省。之后部分学生对工作组贴出诘问的大字报，8月工作组撤离学校；由各系学生为主的文革联席会议组成的校文革临时筹委会，主持学校运动和日常工作。但不久清华纷纷成立许多红卫兵组织，学校工作完全处于混乱状态。
“文化大革命”中席卷全国并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起源于清华附中，1966年6月2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尔后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表示支持，于是“红卫兵”的名字不胫而走。8月1日，毛主席复信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从8月18日起至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生总共1100万人，以及兴起的全国“大串联”的运动，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以“破四旧”为由进行“打砸抢”，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名进行“红色恐怖”，极其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伤害了众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清华第一个校门——“二校门”也在此时被毁。
之后，清华全校“停课闹革命”，学生们各行其是的进行大批判、大辩论、贴大字报等。清华成立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经过“夺权”掌握了学校行政权力。清华井冈山和北大、地院、北航等首都红卫兵组织被“四人帮”极左路线所利用，曾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1967年4月，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井冈山总部”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两派，陷于无休止的争论，到1968年4月两派发生武斗，持续百日之久。此一时期，学校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大部分师生纷纷离校。196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派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校，制止了武斗，稳定了局势，接管了学校全部领导权。1969年1月25日，由军宣队、工宣队为主组成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1970年1月学校成立党委会，全面领导学校工作。
干扰破坏与抵制
清华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下结束了无政府状况，但是迟群等人在清华竭力推行极左路线，违背教育规律，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清华一以贯之的办学道路。他们一方面发动“清理阶级队伍”、揪“5.16”分子、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斗、批、改”运动，提出“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致使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身心遭受迫害和摧残；1969年5月，学校在江西鲤鱼洲建立试验农场，3000余名教职工先后下放到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其中千余人染上了血吸虫病。另一方面，他们鼓吹极左路线的办学思想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1970年7月21日，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红旗》杂志署名发表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文章，推行“要始终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所谓六条基本经验，并被推广成为全国高等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清华和全国高校造成了严重的错误影响。
这一时期，清华的广大教职工和干部凭着教育工作者的良知、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同“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抗争和抵制。蒋南翔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在1972年批驳了《创办》的错误观点；清华大学前党委副书记刘冰、何东昌等干部和广大师生，坚持认为清华不是“黑线”，对迟群等人的逆行予以了揭露和抨击。清华的教师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努力教学，力图使学校的工作符合教育规律而少受损失。从实际出发，采取为工农兵学员补习文化课、恢复基础课教研组、增加系统理论教学时间、恢复和加强实验室开展科研工作、对年轻教师进行业务培训等措施，以期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但是，被迟群等人视为“右倾回潮的表现”而受到批判，使学校的教学工作再一次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首都人民利用清明节不顾“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活动，不少清华师生也冲破封锁，步行到天安门广场献上白花。
系科建制频繁变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大学系科建制变动大，专业设置变动频繁。1970年8月，根据清华大学专业体制调整方案，全校拟定设置三厂、七系、一连、一个基础课和两个分校，即试验化工厂、汽车厂、精密仪器及机床厂；电力工程系、工业自动化系、化学工程系、土木建筑工程系、水利工程系、工程物理系、工程力学数学系；机修连；基础课；四川绵阳分校、江西分校（试验农场）。
当时，将原动力机械系的锅炉、燃气轮机等专业与原电机工程系的电机、发电、高压等专业合并成立电力工程系；将原电机工程系的电器、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与原动力机械系热能动力装置专业中的热力设备自动化专门化及热工测量专业等合并成立工业自动化系；将冶金系与原农业机械系的汽车拖拉机专业、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的机械制造专业和机械厂合并，成立清华大学汽车制造厂。同年，又经调整，将工程力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的一部分转入自动控制系，组建计算机软件专业，又将无线电电子学系留在北京的电视专业和半导体车间并入自动控制系，其系名改为电子工程系。此外，土木建筑工程系改为建筑工程系，工程化学系改称化学工程系，工程力学数学系改为工程力学系。
至1970年底，清华大学本部设电力工程系、机械制造系、精密仪器系、水利工程系、建筑工程系、电子工程系（电子厂）、工业自动化系（后改称自动化系）、工程物理系、化学工程系、工程力学系等10个系。1972年全校设有10个系和1个分校（四川绵阳分校），共有48个专业。1975年，建筑工程系增设抗震工程专业；水利系增设治河泥沙专业；电子工程系增设微电机专业；工程物理系增设重同位素分离专业。全校10个系和绵阳分校共有52个本科专业。
“文革”期间，清华采取“开门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清华大学在校外或京郊先后建有江西鲤鱼洲试验农场（后又称为江西分校）、四川绵阳分校、大兴农村分校等3个分校和水利系三门峡办学基地1个办学基地。
同时，举办各类进修班和业余大学。1969年清华大学开展“教育革命”试点，就是从办老工人进修班开始的，第一批老工人进修班的学员首先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口号，这一口号也迅速传遍全国。随后几年每年都招生（在全国范围？），学制一年至一年半。至1976年4月，已有42个班1千多名学员毕业，在校的仍有18个班500多名学员。在此期间，还举办了多种专业进修班（如专门为解放军学员开办的计算数学进修班等）和各类短期培训班（如房屋抗震短期培训班等）。为此，不仅在校内而且在校外还设立了多个办学点，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给工农兵送学上门”。
1970年招生的系为:精密仪器与机械、原子能、汽车制造、自动化、电力工程、数学力学、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工程物理等10系，以及四川分校（无线电工程）、江西分校（试验农场）。之后，各系科名称及专业再次进行调整。至1975年，全校共有10个系和绵阳分校共52个本科专业。此外，1974年成立的北京大兴农村分校还设有农机、农电、农建和农水等4个专科专业。
清华大学还成立了业余大学，于1975年3月31日举行开学典礼。业余大学设有普通机械、普通电工、自动化、汽车维修、金相热处理、焊接、锻压、铸工、化工设备与原理、环境保护等10个专业，学制分为半年、一年或两年不等，每周学习两个晚上一个下午。招收学员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本单位领导批准和学校同意的办法。首届学员共招收了1400余人，来自179个工厂与单位。其中一年制的518人于1976年5月22日举行了毕业典礼，毕业学员全部回原单位工作。
招收工农兵学员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即学校“停课闹革命”，正常的招生制度被废止，教学完全停顿，长达四年之久。直至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8月清华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教学工作得以恢复。
工农兵学员的学制3年，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毕业后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该请示报告根据毛泽东“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七·二一”指示精神并将其具体化，就招生办法、学制、学习内容、学生条件、学生待遇、分配原则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和方案。同年10月15日，国务院电告各地，全国高校的招生工作，参照此报告执行。这种所谓“废除修正主义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以及培养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工作，自然与“文革”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至1976年一共招收6届学员，到1981年最后一届毕业，学校共培养毕业生16353人；其中普通班13671人，进修班2469人，专科班213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兵学员们都十分珍惜机会而刻苦地学习，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进取发挥作用，其中也不乏优秀人才，不少人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和管理人才。
清华的教师们以满腔热情爱护这批学生。虽然他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教师们仍尽心努力培养，在课堂上循循善诱地从小数到微积分进行补课，还到学生宿舍孜孜不倦地进行辅导。电力工程系第二届学员寇可新在《幸运的大学生活》一文中说:“我是当时的69届初中毕业生，三年的中学生活是1966~1969年度过的，可想而知，我的实际文化程度是小学水平，这样的文化基础怎能读好大学的课程呢？但是，我很幸运，我们清华的老师为我们如此参差不齐的学子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编写了适合我们的学习教材，使我们顺利完成学业”。“我们这个班，是文革中燃气轮机专业的第一批学生，我们得到了几乎所有老师的精心爱护和培养。按他们后来的话说:‘你们当时是我们几年来的第一批学生啊，我们老师全力以赴来指导这个班’。回想起来，几乎所有的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基础课的老师也都下到小班来讲课。试想，任何一届学生，都不会有我们这样的待遇。这真是我们在那个年代不幸中的有幸。这难道不是幸运的吗！”
此时，学校的研究生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直至1973年，学校才重新开始试办研究班，学制2年。在激光、固体物理、物质结构、有机催化4个学科方向，从在职青年教师中共招收43名学员，为这些新学科培养了研究人才。这是当时的时代产物，这批学生经历了多年实际劳动的锻炼；虽然他们学业被荒废了好多年，但学习热情很高、认真刻苦，其中培养出不少优秀的人才。
科研工作的开展
“文革”开始后，学校的科学研究基本停止，研究人员流失，实验室关闭。据1976年统计，学校从事科学研究的教师仅占在职教师总数的10%以下，学校实验室及仪器设备也遭到严重破坏与损失。据1977年8月学校对各实验室科的调查统计，从1966年6月至1977年4月，清华大学仪器设备损失约1800万元（约占原仪器设备总值的一半），实验室家具丢失1万多件，实验室工作人员从1100多人减少到500多人，其中实验技术人员从480人减少到180人，有三分之一的实验室需要重建。
直到1970年以后，师生员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陆续开展了科研工作，取得一些重大成果。在“文革”结束后，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清华有77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和部委奖，有些就是始于这一期间的科研工作。如:试验化工厂承担完成了利用钍建造增殖核电站的研究任务，精仪系和自动化系研制出激光定位分步重复照相机、双频激光干涉仪，机械系潘际銮等研制成节能逆变焊机等，达到当时的先进水平；电机系高景德发表专著“串联电容引起的电动机的自激”，为许多地方的电力、石化系统解决了重大技术理论问题；水利系教师在三门峡工地结合治理黄河，开展了泥沙动力学及河床演变的研究等。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而告结束。长达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对新中国还是对新清华而言，都是一段“史无前例”的特殊历史。“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清华也从“文革”重灾区走出，经过拨乱反正、恢复整顿迅速走上准确轨道，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开始了伟大变革时代的新征程。
文革初期大学生造反原因与北航红旗的成立2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
当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如今，又身在何处？
乱世狂女聂元梓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xxx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折磨致死。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其同时，聂还加紧了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邓朴方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申辩的权利，开除党籍，刑讯逼供。邓朴方采取了当时惟一可行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愤慨和不平。他从楼上纵身一跳……
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xxx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锒铛入狱。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岁时同第一个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1966年同第二个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文革”时，她违心地领着红卫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儿子找到北大来论理，她还躲着不敢见，并暗地里指使红卫兵：“他们不是好人，轰出去。”从此，她和第二个丈夫脱离了关系。聂元梓在73岁那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地派“女杰”谭厚兰
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xxx革委会常委。
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xxx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xxx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
几度风雨王大宾
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到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中，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1968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xxx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
1973年，王大宾在接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添了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双方协议离婚。1987年夏季，有人给他介绍了xxx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那天，王大宾首先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8岁，是共产党员。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
王大宾后来曾任xxx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中国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天派“领袖”韩爱晶
“文革”开始后，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中，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个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彭德怀。当时彭总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老总，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老总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老总打倒在地。使彭老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老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老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老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造反“司令”蒯大富
1968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结果，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反蒯斗争，蒯大富被开除团籍。7月18日，形势急转，毛泽东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来蒯大富参加xxx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很快，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人称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
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毛泽东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点了蒯大富的名。会后，五大学生“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
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xxx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xxx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1992年，他和妻子来到了xxx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
文革初期大学生造反原因与北航红旗的成立3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xxx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7月13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原政委）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7月16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和王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事情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人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也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被认为是冲击毛泽东主席住地、危害毛泽东主席安全、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打着“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央代表”王力……。
这就犯了“大忌”，犹如“大逆不道”，犹如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等于犯了“弥天大罪”……一时间，武汉“七二〇事件”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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