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结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蕴含着极其丰富的革命精神和无比厚重的文化内涵。红色文化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重要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肇始于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长和发展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努力奋斗去实现美好生活的乐观主义的面世态度，积极向上的社会交往心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根本原则所催生出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载体，是红色文化的本质所在。
红色代表什么？
说到“红色文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复合词，由“红色”与“文化”两词组合而成。因此，在对“红色文化”内涵进行界定前，有必要探讨“红色”一词的文化含义。
在自然界，红色本是可见光谱中长大约为630至750纳米的长波末端的一种颜色。纳米（nanometer），即毫微米，是一个长度度量单位，国际单位制符号为nm。1纳米=10的负9次方米，相当于4倍原子大小，比单个细菌的长度还要小得多。假设一根头发的直径为0.05毫米，把它轴向平均剖成5万根，每根的厚度大约就是1纳米。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纳米技术，就是专门研究结构尺寸在1至100纳米范围内材料的性质和应用的一门科学。
人们可能会问：“红色”既然是一种颜色，怎么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所有的颜色，在人类文化史上，都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含义。“红色”与“文化”结合，组合成“红色文化”概念，可能是因为红色与人类新鲜血液的颜色较为接近，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红色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3世纪末叶北欧各国。那时，北欧人通常会在战斗中挂起一种红飘带，起名为Baucans，代表“宁死不屈”。根据坊间传说，挂这样的红旗，意味着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夺走船上的财产。这种红飘带一直沿用到17世纪，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代表反抗的红旗。例如，当城市或者村落被敌人围困时，就挂起红旗，表示战斗到死的决心。这一点，与挂白旗代表投降正好相反。
红色成为革命的颜色，则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使用的drapeaurouge（红旗）和bonnetrouge（红色锥形高帽），象征独立、战争和烈士的鲜血，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意识。法国大革命时期，以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为代表的激进政治团体雅各宾派在鼓动群众革命热情时，就使用了一面红旗，象征“烈士的鲜血”。在夺取政权以后，这面红旗被当作国旗来使用，与法兰西三色旗并列。所以，以后的革命运动中，红旗被誉为“战士的鲜血”。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者用象征革命的红旗取代传统三色旗；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革命者直接用一面纯红的旗帜作为自己旗帜。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两个多月，却获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评价，而这面红旗也成为一个标志。1923年，苏联的第一面国旗就是以红色作为背景。从此，红色逐渐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象征，红色浪潮席卷全世界。
在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中华文化中，红色早已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五行中的火，对应的颜色就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就象征红色。古人以为，红色有驱逐邪恶的功能。在中国古代，许多宫殿、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官吏、官邸、服饰多以大红为主，即所谓“朱门”“朱衣”。红色还代表权威，皇帝批阅奏折，使用朱砂红笔，称为“朱批”。红色还象征喜庆。自古以来，逢年过节、婚嫁喜事，家家户户都会用各种红色器物进行装点。红色还为许多文人墨客所喜爱。在诗人的笔下，把“红”发挥得淋漓尽致，“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红情绿意知多少，尽入泾川万树花”（文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此外，红色因其鲜艳夺目，还常带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而“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语出《元曲选·儿女团圆》），则提醒人们“红得会发紫，紫得会变黑”，不要得意忘形，胡作非为，否则红就会变成黑，由灿烂走向灰暗。
总之，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红色主要是代表喜庆、吉祥、权威、激情和斗志等。而红色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文化”，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选择、融化和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系列先进文化的综合体。
不过，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当中，对于色彩的文化象征意义是不同的。对于不同色彩的文化象征意义，要根据各民族、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予以充好的尊重，尊重文化的平等性、多样性。
刘润为先生指出，红色这一特定的颜色及其文化象征意义，“恰好与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品格情操、精神气质形成了异常完美的‘同构’关系。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善用‘比兴’，因而人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凝练地称为‘红色文化’。显而易见，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刘润为：《当代思潮论集》，研究出版社，20xx年版，第131页。）
文化的形成来自于精神，是人的意识的产物。红色文化的本源，来自于革命精神。但是，光有革命精神，不能称之为“红色”。资产阶级革命，也有革命精神，不可能想到“红色”，“红色”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大特征。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农民起义，都是通过暴力革命，这些农民起义，这样的革命，由于没有伟大的理想和目标，不能称其为“红色”。红色文化是由革命精神发展出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革命、通往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过程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性、共产主义理想是红色文化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红色文化”概念的提出
“红色文化”在中国产生和发展已有一个多世纪，然而，“红色文化”概念从提出到今天，不过十多年时间。20xx年，xxxxxx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张茂枝，江西理工大学教师彭央华、项波等分别发表文章，探讨红色文化资源问题，“红色文化”的概念呼之欲出。20xx年，江西南方冶金学院教师刘寿礼发表《苏区“红色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研究》一文，正式提出了“红色文化”的概念。此后，“红色文化”概念被社会广为传播，学界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也逐渐深入。进入21世纪，“红色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研究持续高涨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红色文化”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在经济快速发展、创造诸多奇迹同时，面临来自国内外许多的困境和挑战，如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经济结构调整、能源和环境问题等；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度出现核心价值缺失、人心涣散、拜金主义等问题。在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思潮中，红色文化由于其本身所闪耀的启蒙主义光辉和所孕育的理想主义品质，作为一种经过历史沉淀的特殊的政治文化、一种意识形态，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它代表了人们追求崇高理想的价值回归。
其次，“红色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新时期特殊语境下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面临各种国际国内矛盾的复杂局面，社会文化思潮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除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科学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呈持续强化之势，新出现的民生思潮、网络化助推民粹主义走向前台。”（邹诗鹏：《三十年社会与文化思潮》，复旦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3页。）全盘否定中华文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在这种形势下，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顺应历史潮流，进入人们的视野。“红色文化”概念的提出，是适应新时代语境下“重新认识革命、重新认识革命文化的背景下实现的，体现的是与时代语境之间的良性互动。”（魏本权：《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一项概念史的研究与分析》，《井冈山大学学报》，20xx年第1期。）
第三，“红色文化”概念的提出还是对当前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一种积极回应。新世纪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红色旅游”成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xx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2004—20xx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20xx年5月，又颁布了《2011—20xx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这两个规划纲要的颁布，促进了各地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而红色旅游的蓬勃发展，又促使革命老区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了一股“红色文化热”。于是，红色文化的价值形态、德育功能、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以及红色文化产业开发等课题，迅速进入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社会公众的视野，并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红色文化的基本特性
红色文化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先进文化，它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各国先进文化成果，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发展要求。红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主要特征：
其一，阶级性。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种文化的服务对象。红色文化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红色文化的阶级属性。
其二，民族性。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在谈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指出，这种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由于其文化生成环境和民族发展存在差别，有其各自特点。红色文化的生成环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迫切需要进行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又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红色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红色文化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其三，先进性。红色文化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必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与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密切相关，与中国国情相适应而存在。同时，红色文化的先进性还表现在其文化自觉上。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不断涌现，又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落后的、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文化沉淀下来。红色文化经过革命洗礼，能够遏止腐朽的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沉渣泛起。
其四，创新性。红色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创新，是对旧的落后文化的一种批判。红色文化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并发展起来，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创新是红色文化的不竭动力。
最后，传承性。文化具有历史的传承性。红色文化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土壤。红色文化中，诸如乐于奉献、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甘于奉献、不忘初心等精神实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传承性是红色文化的价值所在。
论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延安红色文化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和局部执政的情况下积淀形成的文化。它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基本“生活样态”，是以坚定理想信念、积极价值取向、崇高思想品德、艰苦朴素工作作风为主要标识的革命者的“公共人生”，本质上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党文化。延安红色文化是走向成熟的革命文化，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生动的革命实践和宝贵的奋斗智慧。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延安红色文化是一种以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政党文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发展和成熟。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和“解放”“改变世界”是同义语，革命的过程就是应用革命理论，动员广大群众，改变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革命除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含义之外，更在于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实践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完美统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和完善，正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内涵的深刻把握和不断的践行之中。长征到达陕北后，面对民族危机的加剧，党及时调整革命的策略路线和任务目标。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党对“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理解，应转到“统一战线”上来，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和组织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有信心也有能力使自身变成一个“革命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革命战士。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正是立足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1937年3月，毛泽东在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坚定地认为，整个抗战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从“温和的土地政策”到边区的民主选举和“三三制”，从提升干部素质的学习运动到改变党风的整风运动，其灵魂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表现出的主线是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马克·塞尔登曾感慨地评价，中国共产党“使农村革命的实践适应统一战线的战时迫切需要，同时领导民众大胆地、创造性地解决农村在多重压迫下解体的问题”。整个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爱国青年不断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形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断地改造自我，坚持“永久奋斗”，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推动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毫不夸张地说，经过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血与火的洗礼，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革命话语体系已走向成熟和完善，党中央延安十三年的辉煌成就，正依赖于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发展成熟和努力践行。
延安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朴实无华的“接地气”的革命文化。
延安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完善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表现。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提醒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党内的关门主义，认为马列主义如果不能“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就会变成死的教条。1937年，毛泽东先后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初步清理了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并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认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命题；到《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系统而完整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
延安整风运动之初，毛泽东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完整也是朴实无华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学界普遍认为，1968年5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社论，是“延安精神”概念的首次提出和明确阐述。该社论指出，“在长期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培养起来的延安精神，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精神无疑是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核和基因，其中已经凸显了延安红色文化和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表明了其朴实无华的“接地气”的特征。
今天，我们回望延安十三年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就会发现许多延安精神原生态的内容。譬如，坚定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抗大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广泛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生产运动、下乡运动体现出来的“南泥湾精神”“劳模精神”等等。这些精神都是十三年“延安道路”的凝练，都是当时“延安作风”的升华，都打上了“窑洞中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印记，都体现出了和旧的剥削和压迫观念决裂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朴实无华的“接地气”的文化品格。延安时期，续范亭第一次见到朱德总司令，就欣然写道，“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亲切和蔼田舍翁”；1942—1943年，张闻天做了15个月的农村调研后，感慨地总结道，“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正是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和反对“洋八股”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香的”“鲜活的”“接地气”的革命理论，也才使得延安红色文化成为真理追求和价值诉求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显著文化标识。
延安红色文化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最基本的“生活样态”，其生活表现和实践表达是乐观自信爱国奋斗的人生态度。
毛泽东对延安时期人们的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高度赞扬，认为这是坚定革命者理想信念不动摇的“骨气”。在1942年12月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延安县同志们的布尔什维克精神赞不绝口，指出他们的工作态度是积极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生龙活虎，不违农时，按时发放农具贷款；根据实际，“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乐观自信和爱国奋斗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基本生活样态。尽管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很多时候是“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甚至在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困时，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但这些困难丝毫不能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不能断绝人民群众对革命胜利、民族自强的希望。经历过延安岁月的文艺工作者最普遍的回忆是：“虽然一切都是简陋的粗糙的，但心情是愉快的”，“精神上是极为满足和快乐的”；“延安城内不论男女老少，他们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到处都能听到革命“歌声”，都能看到“同志，同志”的相互招呼。爱国华侨陈嘉庚参观考察后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引人深思的是，这种乐观自信和爱国奋斗的人生态度，一刻也没有脱离细微的边区现实生活和抗战时期具体的经济、政治工作。这样的人生价值追求也绝非只有“大人物”和政权机构、政治组织才有，而是每个类似张思德、白求恩一样的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身边的“小事”和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做起的。抗大没有校舍，师生们自己建校舍，没有桌子就用膝盖当桌子。延安红色文化的生成和形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乐观自信的生活世界，其实践表达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扎扎实实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总结道：“我们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
延安红色文化的内在机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社会总动员和群众大组织基础上的“救亡”与“启蒙”并重的文化运动。
延安时期社会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是结合时代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特定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而进行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具体化、实践化和生活化，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耐心细致地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内在的逻辑是：通过社会动员和群众组织，把“救亡”和“启蒙”内在地统一起来，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由之路”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也正是延安十三年革命史积淀形成的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动员，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一批又一批的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历尽千辛、奔向延安，为的就是追求中国社会的光明前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以“打断骨头连着筋，爬也爬到延安城”的勇气和毅力，冒着生命危险，闯过重重关卡来到延安的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完成精神洗礼，为中华民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正是通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群众性的生产、下乡、扫盲、冬学等组织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和边区人民一起度过了“扫荡”“封锁”“重点进攻”的艰难困苦，在不断走向胜利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话语体系和红色文化传统。
论红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所谓的红色文化，从狭义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注意为核心的先进文化。红色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在于“红色”。在中国人眼里，红色代表革命，红色代表勇气，红色代表权威，红色代表成功与光荣，红色代表吉祥与喜庆。但红色文化又不是“红色”和：“文化“简单相加，而是将中国历史文化和红色寓意与社会历史实践的思想有机的结合。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主流。社会注意初期阶段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和发展。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涵十分服务，归纳起来主要有：
红色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的历史进程中和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整合、重组、吸收、优化古今中外先进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续理论为指导而形成的革命文化。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进程中人们的舞姿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凝结而成的观念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包括舞姿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其中，舞姿资源表现为遗物、遗迹等革命历史遗存与纪念场所。非物质资源表现为红色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朱德精神、张思德精神等。红色资源是以红色革命道路、红色革命文化和红色革命精神为主线的集物态、事件、人物和精神为一体的内容体系。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红色文化体现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先进文化，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反映了时代精神，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精神食粮，其主要特征是：
科学性、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反映了红色文化的连续性，体现了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展示了指导思想的唯物论，文化取舍态度上的辩证法以及方法上的实践观，正确认识和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内在本质以及其发展规律。时代性、我们党之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并不断发展壮大，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把振兴中华民族、弘扬先进文化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和提炼出了一种崭新的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根植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实践之中，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红色文化的重要作用
红色文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歌历史阶段都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文艺创作就以“活报剧“”秧歌剧“等短小精悍的形式，唱响了爱国救亡的时代强音。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红色经典小说如“红岩”“红日”“林海雪原”等，在第一时间回顾了激动忍心的战争历程，构建形成了人民关于新中国的第一代集体记忆。
我国的红色文化从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来看，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传承作用、凝聚作用、规范作用、导向作用、激励作用和动力作用等等，既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价值，既有社会价值，又有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
红色文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不断发展繁荣红色文化，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只有紧紧围绕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目标，红色文化才能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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