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
思想政治学习总结范文一：
领导科学研究告诉我们，组织发展与领导力提升并不是同步的。组织规模增大，并不意味着领导力随之提升;组织规模小，并不代表没有强大领导力。有的组织诞生时规模很小，但能够逐渐壮大，关键就在于其具有强大领导力。我们党诞生之初人数寥寥，但犹如喷薄而出的朝阳，光照四方。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就在于我们党拥有强大的领导力，正是这一核心力量使我们党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党是拥有43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87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但规模越大并不意味着领导力就越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把提升领导力作为聚焦点。
在领导科学研究中，领导力存在于精神信仰、思想观念、规章制度等方方面面，既包括组织领导力，也包括个体领导力。组织领导力是由个体领导力积极作用而成的合力，这就像百川终归大海一样。组织领导力与个体领导力相辅相成、高度融合，共同提升政党的领导力。我们讨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当然需要从组织领导力角度去分析，但领导科学研究表明，重视个体领导力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同样至关重要。因为组织领导力最终要具体落实到领导干部行为中，如果各级领导干部缺乏领导力所必需的知识、能力、品质以及积极行为表现等，组织领导力就会失去来源，组织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可以说，领导干部的领导力直接决定着党的领导力。一个政党领导力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领导干部领导力的缺失。当前，从提升领导力入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需要把组织领导力与个体领导力紧密结合起来，从“领”入手，由“导”贯通，实现“心”与“力”的积极融合。
用信仰目标实现“领”。我们党成立95多年来，我们党的领导之所以坚强有力，就是因为我们党有信仰、有目标，让广大党员有使命感，让人民群众有方向感。一个政党如果不能让自己的党员有使命感就无异于乌合之众，如果无法让群众有方向感就会失去号召力和凝聚力。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尤其需要把党的领导与党所坚守的崇高信仰、党所追求的远大目标紧密结合起来。要让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明白我们党究竟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信仰什么、追求什么，党对人民群众来说有着什么样的功能和价值。把这些问题讲清楚，人民群众就会拥护党、追随党。
用科学理念实现“导”。一个政党所坚持的科学理念凝聚着政党的智慧，能够引领人民群众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念科学，领导力就强。我们党一直强调用科学理念实现党的领导。比如，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凝聚着全党的智慧，是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指挥棒。领导干部能不能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纠正那些与新发展理念不相适应甚至背道而驰的错误观念与行为，直接关系我们党的领导力。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提升领导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紧密结合起来。
用“心”与“力”的融合提升领导力。提升领导力，从领导干部个体角度而言尤其要注重“心”与“力”的融合，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忠诚。忠诚是对“心”最重要的要求，是“力”的源泉。领导干部要对党忠诚，不论身在何方，不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要把对党忠诚作为自己的道德操守和行为准则，这样才能担负起组织重托。二是强调提升能力。有“心”无“力”，最终只能流于平庸。提升领导力，既要有“心”，也要有“力”。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高度重视提升自己的能力。三是强调责任担当。责任是“心”，担当是“力”。当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特别需要领导干部有责任担当。有了责任担当，就能把“心”与“力”融合后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不断提升我们党的领导力。
思想政治学习总结范文二：
近代史上，从湖南走出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并在近代史的演变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些伟人有曾国藩、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李达等等。如此多的英雄都在湖南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并此后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明星。难道这现象是偶然吗?
应该不是。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深受传统儒文化熏陶，早在宋代朱熹便建立了岳麓书院，在此宣讲的理学，更是左右了此后中国近千年的思维方式。近代之后，洋人入侵。随着《南京条约》的一纸公文，东南沿海门户洞开，香港岛被割、关税自主、司法独立均已沦丧。之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更是西方势力侵入中国长江流域的腹地。湖南必不能免。
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后果是给中国的带来几千年来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随着廉价的洋布充斥市场，家庭手工业者破产，于是延续上千年的以耕织结合为生产模式的小农经济解体，中国出现了最早的无产阶级。政治上，清政府无奈出卖国家主权，逐步沦为洋人的朝廷，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形成。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的压迫是中国大地上战火连绵，更加动摇了清王朝统治。文化上，在与西方商人交流过程中，西方人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科学的观念开始被一批先进中国人所汲取，并将之转化为救亡图存的根本力量。军事上，仿建欧美常备军，改革军事训练、管理模式，由以冷兵器为主转变为以热兵器为主。社会生活上，婚姻、葬礼、外貌装扮都发生了变化。
以上方面对传统社会起了强大的冲击力，旧的社会秩序分崩瓦解。在中国面临着殖民入侵之时，民族生存危机显的格外突出。于是，一大批人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既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也有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还有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也有激进知识分子的新文化运动。
每一场伟大运动中，我们都可以见到湖南人的身影。可以说，湖南的先进分子们在中国挣扎图存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忽略的角色。
可让我们转头来看看，中国人在这场看似完美的、光荣伟大的民族复兴道路上究竟有没有做到十全十美。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一些更有长远价值的东西被人们忽略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实用性的民族。凡是西方学者和当代中国的有名学者最讨厌听到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学这个有什么用呢?”这种以实用性评判文化的巨大恶习在中国近代保存了下来，并且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感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更加深入地扎进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中。这种以实用性为准绳、为目的的文化态度，造成了对知识的轻视。这个文化的毒瘤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与心脏当中，当它发作时，它将带走的将会是更多肉体生命，也许会是整个民族的躯体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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