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此诗虽没有中国四大名著那般名扬中外，却也是享誉古今的不朽之作。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流传，唐玄宗荒淫误国的教训也劝诫后人要引以为戒。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婉转动人，缠绵悱恻的故事情节感染和吸引着千百年来的读者，更是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千百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在为它讴歌，每个人独特的见解也形成了不同的主题说，因此《长恨歌》的主题便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经常讨论的话题，总结下来有“政治讽喻说”，“赞颂爱情说”，“双重主题说”。每种主题都有其独特的见解，但在我再一次细读这篇《长恨歌》后，我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更偏于政治讽喻说，我们可以从历史背景，写作风格，史书记载，国家影响等四个方面来细细品味。
从历史背景来看，《长恨歌》写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在写此诗时白居易35岁，据说是他和陈鸿、王质夫三人在元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谈论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时有感而作。乐天在公元808年任左拾遗，任职期间，为报皇帝知遇之恩，频繁上书言事，并写了大量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在《长恨歌》中说到:“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然而从历史文献上我们得知，杨贵妃于开元二十二年嫁与寿王李瑁，婚后的两人恩爱幸福，甜美异常，并非是“一朝选在君王侧”，作者这样写，表面上看似是在轻描淡写杨玉环成为贵妃，实则是在讽喻唐明皇夺儿媳有违道德，荒淫误国，才有了后来的安史之乱。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白居易写的《长恨歌》也有劝谏君王的意味，由此来看，《长恨歌》的主题也是政治讽喻说。
从写作风格来看，白居易的诗总的分为闲适诗、讽喻诗、感伤诗、杂律，而《长恨歌》便是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虽为感伤诗，但并不影响它其中的讽刺意味。白居易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诗歌是为了反映时事，为现实而作，一种对时代的关注，对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和使命。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在这样的写作风格上，在这样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诗人心里，再动人的感情也只能是陪衬，描写李杨爱情的悲壮，诗人是要以这个爱情悲剧来劝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要引以为戒，不能再重蹈覆辙，引来千古遗恨。
从史书记载来看，在白居易写的《长恨歌》一诗文中，并未谈及杨玉环曾为寿王妃，而在陈鸿写的《长恨歌传》中写到：“召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矣。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赐澡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在陈鸿的《长恨歌传》中明白清楚的写了唐明皇的荒淫无道，而作为爱国且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白居易又怎会轻易放过这段历史呢，显然，诗人写李杨爱情的悲壮就是和历史形成鲜明的对比，实质上对于深谙其中荒唐缘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讽刺。李商隐在《马嵬》诗中所说的“次日六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运用对比的手法，将唐玄宗和杨贵妃今日的处境与曾经的浪漫爱情形成鲜明的对比，揭示出唐玄宗的怯弱、自私和虚伪，与《长恨歌》中的悲壮相比，形成了莫大的讽刺。
从国家影响来看，李杨爱情流传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在《长恨歌》中有说道：“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在杨贵妃受宠之后，杨家开始显贵，京城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生女勿酸悲，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在哪个封建思想盛行的朝代，能够流传出这样的歌谣，足以见因杨玉环受宠，家族得到的恩惠是多么的大，李杨的爱情涉及到家族的利益，这对国家的安宁是存在潜在威胁的。荒淫误国导致政治悲剧，毁灭了爱情。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了悲剧的主人公。
《长恨歌》能够成为千古绝唱，感染千百年来的读者，也许是因为李杨的爱情悲剧让人们感到同情，也许是对后世有更强更有力的劝诫作用，更深远的文学价值，但是从上面的四个方面来看，《长恨歌》的主题更偏于政治讽喻诗，且乐天在创作《长恨歌》时是带有兼济天下之意，在他诗歌前期的作品是以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为主，因此，在我看来，这篇流传千古的不朽佳作的主题是“讽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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