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王水照先生的《苏轼传》后，又读其《欧阳修传》，这个过程中总免不了将二者进行比较。恰好，此书的后记中也借与苏轼的比较，总结了欧阳修的生平，我们不妨接着后记比较下去。
两人相差三十岁，又系师生关系，生平有着许多的共同点。
年少时都是学霸。欧阳修自幼家贫，四岁起母亲即以荻画地，教以书字；苏轼更在父母的监督下，自幼刻苦读书，十岁起便欲以范滂为榜样，成为献身理想的时代巨人。
都曾在科举考试中春风得意。欧阳修于国子监试、国学解试、礼部试中三得第一，最终于殿试中以第十四人及第；苏轼先于开封府试中以第二名中举，后与其弟于礼部试中同时进士及第，更在后来的制科考试中取得第三等（最高等）的骄人成绩。
作为先后两届文坛盟主，二人都堪称球型人才。欧阳修始终处于“即开风气又为师”的崇高地位，他不仅在诗词文等方面均有建树，并有《新五代史》这样的史学著作，在“宋学”“金石学”“诗话学”等方面的开拓历史上均堪称第一人；而苏轼的诗词文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超过其师，开辟了词的新境界，学术上有《易传》《论语说》等著作，并于书画上有极高造诣。
二人都为士林所推重，交友高雅广泛，门生多为当时文坛巨子。
两人都有治国安天下的崇高理想，也都几经宦海浮沉。
……
两人在学问和品格上都是可以烛照万世的巨人，且共同点这么多，但如果说更喜欢谁的话，我觉得的还是苏轼。因为仔细比照的话，你会发现两者在诸多共同点之中，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更能体现出两人在品格上的不同。
首先从外在形象上来看，欧阳修给人的感觉始终是体弱多病。早年白发，目疾严重，晚年又患有糖尿病。在早年参加进士考试时给主考官晏殊的第一印象便是“一目眊瘦弱少年独至帘前”，其一头白发成了他诗词吟咏的常用题材。《醉翁亭记》中那个“苍然白发”的醉翁，仅有四十岁。欧阳修给人的感觉总是元气不足（欧阳修出生时其父欧阳观五十六岁，并与欧阳修三周岁时去世，先天不足）。而苏轼给人的感觉始终是元气淋漓。他清瘦颀长，皮肤偏黑，眉疏目朗；并且热爱生活，喜欢养生，无论怎样的风雨坎坷，总是驻杖负笠，铿然独行。除了晚年痔疮比较严重，并无重大疾病。有意思的是，虽然两人身体状况不同，但都活了66岁。（王安石也是66岁）
从内在思想上来看，欧阳修是纯粹的儒者，积极入世，并且终生排斥佛老。而苏轼的思想则复杂得多，既入世又超脱，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他身上自始至终水乳交融。他既有儒家的刚健，又有佛家的洞达，又兼道家的随遇而安，任性自然。
在仕途上，二者都是几番浮沉，但透过这些浮沉，两人呈现出来的形象是不一样的。欧阳修的三次贬官第一次因朋党之争，而后两次竟然都是因为被告与外侄女和大儿媳有染。另外从其他章节的记载上，欧阳修平生的风流韵事也有不少。这与苏轼的因言获罪，因政治立场受排挤相比，高下立现。且欧阳修所贬的夷陵、滁州和亳州，条件并不艰苦，而其官位也不低，较苏轼的贬谪来讲只能算外放。欧阳修明显比苏轼更适合官场，更会“站队”。从应进士试就可以看出，苏轼是凭借家族的读书氛围和出众的才华，一路高歌猛进。而欧阳修是几次失利后，拜谒胥偃，在胥偃的提携下一路过关斩将的，进士及第后胥偃更是以女妻之。而步入仕途之后呢，为和当政的范仲淹站在一起，翁婿二人话不投机，矛盾日渐加深，遂至终身冷淡疏远，实在令人心寒。而苏轼的一生中亲情和友情真挚、丰富，即便对政敌，也报以善意。
两人都是文坛和政界的重要人物，交游广泛，有着共同的襟怀。欧阳修所提携的后进，网罗了了北宋中后期政界、文学界、思想界众多杰出人物。如政界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文学界有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梅尧臣、苏舜钦等；理学之士如程颢、张载等。他善于赏识激励后进，更以能以宽广的胸襟容纳天下的贤才。比如初读苏轼文章时便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更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对走过弯路的学生，如太学生刘几，也能谆谆教诲，促其成才。苏轼在交游上更多体现的是真诚与宽容。大部分时间，他不像欧阳修那样位高权重，但是总能以其出众的才华和高尚的人格感召人，苏门学子在政治风波中体现的情意令人动容。而苏轼与政敌之间的交往，更令人感慨其胸襟之开阔，人格之高洁。被贬黄州之后，还能与定居金陵的王安石抛开芥蒂，相互激赏，成为半山园的常客；晚年更是对曾经丧心病狂迫害过自己时被贬雷州的章惇给予关怀与同情，写信开导其子章援，并将自己的养生心得和一些常用药方随信赠送。章家一直珍藏这封感人的信，几十年后，还有人从章惇的孙子张洽看到。其胸襟人格“虽与日月争辉可也”。这一点欧阳修恐怕做不到，不仅早年与提携过自己的岳父隔阂；后期因政见不合，与曾和自己并肩作战过的富弼也是分道扬镳。
最后，两者都是文学大家，都有很多诗词文名篇，但就个人来讲，还是偏爱苏轼的作品。历来评价欧阳修的散文作品，有个专有名词叫“六一风神”，其代表性作品就是《醉翁亭记》。其情感体验是复杂的，而表现形式却是回环曲折，吞吐掩抑，徐缓平和又婉转平易。个人感觉情感上还是“小资”了些，形式上比较注重雕饰，须知“苍颜白发，颓然其中”的“醉翁”只有四十岁。其诗词也是这样：“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与“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相比如何？而“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又怎能和“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相较？苏轼的文章思想上是丰盈的，形式上是自然流畅的，读之如清风明月，让人胸无纤尘。
两个人的创作态度也不一样。苏轼才气逼人，常讲:“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早年为《南行集》所写的序言中就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注重主观修养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见解极高。而欧阳修的写作上更注重形式上的锤炼与修改。比如为韩琦写的《相州昼锦堂记》一文，韩琦极为爱赏，深以为知己，没有空闲就拿出来赏玩一遍。谁知几天后，欧阳修又送来了修改稿，并嘱咐上次送来的文章有不妥之处，以这个版本为准。仔细比对后发现两个版本竟然只有一个细微之处的差异：原文开篇的“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两句改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多了两个“而”语调更舒缓，也更能体现富贵者的意态，其锤炼之功，令人叹服。他为父亲作的《泷冈阡表》更是精心修改，如果将初稿和定稿进行比对，便会发现多处细微处的修改都极为精彩，个别字句的调整能让全文更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而情感饱满。据载他写完文章后会“贴之在墙，坐卧观之”，然后反复删改“至有终篇不留一字者”。即使写张一二十字的小柬，也会预先打草稿。他夫人曾劝他“何必自讨苦吃，难道还怕先生骂不成？”他笑答“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他曾经将自己的这一写作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晚辈，所以苏轼援引其论文道：“（作文）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又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东坡志林.记欧阳公论文》）这一做法和态度，至今仍给我们很多启发。（耿世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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