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成长往往有其脉络，这条脉络常常通过他的作品呈现。阿城在《树王·棋王·孩子王》的序言中说：这三篇小说的确有书名所展现的顺序的，而且，不完全是依照创作的时间先后。
在阅读完阿城的三篇代表作之后，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树王》中尚有孩子撒娇似的抒情，《孩子王》的技法则早已成熟圆融、妥帖至极。也许，要么作为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出于某种新奇更爱好前者；要么作为一个尚在途中的写作学习者，出于对完成度的追求而更爱好后者。那么《棋王》呢？作为一部游走在中间地带的小说，应该将它看做是灵光乍泄的巅峰，还是阿城在其写作生涯上的转折？
《棋王》介乎于乡土文学和传奇故事之间。相较于《孩子王》，《棋王》的结构其实非常轻灵，是用“看与被看”这样二元式的结构搭建起来的。倘若寻求一个譬喻，那么，《棋王》好像用一种积木错落有致搭成的房间。“我”用“我”的目光去看生活中的“棋王”，更多的人由于“我”的目光而加入“我”的视角。直至小说的五分之三处，这个过程还很顺畅——越来越多的人对“棋王”的才华有所承认。最后，作者使了个绊子，制造“退赛”这一情节，反而将最后“棋王一人与多位高手同时下棋”的场面突出，几乎所有角色的目光聚焦到“棋王”身上。小说完成了一个从“乡土”至“传奇”的转变。那一瞬间，不管是小说的生命力还是“棋王”的生命力，都达到了一个圆满的完成。
看到最后的棋局我热泪盈眶：棋下完了，生活还是要过，但英雄始终是英雄。阿城的目光是很仁慈的。他成功地构造一种永恒的情态：无论棋王日后活的怎么样，他毕竟是曾经赢了那场棋局的棋手。这就好比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当人们开始讲述传说的时候，传说就在人们的口中永久地存留下来。这种永久，放在当时消解一切的政治背景下，放在不承认任何精神财富的蛮荒之地下，就是仁慈。对于时局，他的反抗是默不作声、旁敲侧击的反抗。
同时，阿城避免了一种传奇故事中多见的英雄主义——那些故事中，“群众”沦落为为主人公身后聚焦的布景板，或是映衬其精神品质的小丑。文中的“我”作为小说中棋王的第一个观看者，也仍然怀有自己的脾性与抱负。群众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阿城的笔尖也很少有钱钟书式的（轻浮的）刻薄：没有谁值得嘲笑。人可以被爱，也可以被恨；可以哀其不幸，也可以怒其不争。但人不能被嘲笑——这是阿城的信念里生命的重量。在这样的目光下，读者才能获得一种久违的真实的感动。
阿城又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是他的行文——简直不像是处在中国文坛先锋探索时期的、纯正的汉语。然而，用词精妙的奥秘，其实并不在用词本身。语言到了那个程度，已经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观看、感知的问题。语言应当是对情境的微型裁剪。他很多四两拨千斤的动词是没法拿来直接用的。同时他的语言和情境应当是互文的关系——文学在山里无用，修辞和典故都失色，唯有人们对人、事、物的感知变得敏锐。
阿城承认平凡人的传奇，捕捉他们的细腻和无奈，尽管那个时代没有真正的英雄，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崇高。尽管人不能永远扎根在一处，但阿城对那些情境的保存，也是永远真诚。（黄思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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