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跌荡一百年》第一页看到了“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这是公元1869年7月7日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时的感慨。
2010年6月的一天，彼时的我刚到广州半年，独自一人租住在一个小区，周末百无聊赖地在小区的跳蚤市场闲逛，一个小书摊吸引了我的目光，走近一看，都是在卖一些畅销书，每本都是厚厚的大部头，某某全集之类的。不经意间翻到了《吴晓波全集》，其中包括《跌荡一百年》和《激荡三十年》，翻开其中的《跌荡一百年》第一页看到了“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这是公元1869年7月7日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时的感概。我对有关历史的书籍特别敏感，粗看几页就知道一本历史书是否值得一读。研究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的书籍很多，但是从商人或者企业家的角度出发的，吴晓波是我见的第一个。无需多想，付钱走人。此后数月，此书陪伴我度过了很多无聊的日日夜夜。
相比《激荡三十年》，我更加喜欢《跌荡一百年》。传统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个屈辱的一百年。在内有动乱，外有强敌的困扰下，帝国到处充满了斜阳的忧伤，政府左支右绌，百姓民不聊生。此时的清政府，包括汉族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当然都应该为此负责，甚至有人为此背上了屠夫、汉奸、卖国贼的骂名。现在还记得一个高中最好的历史老师对李鸿章的评价“李鸿章就是个汉奸，至少很多卖国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当时的自己还深以为然，但后面读了更多的书，特别是参加工作后，每每看到书页上李鸿章佝偻着身子，在80多岁高龄时还远赴日本，缠着绷带代表帝国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在最后一刻还在为帝国争取一点点利益的时候，都是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坐而论道容易，实际做起事来真难！
凭心而论，他们已做到了他们能做到的一切。帝国已经闭关几百年，他们自小又都受到的都是忠君爱国，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教育，有多少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但是世事不会等待着他们去成长，只有在努力后失败，失败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一直都是他们在支撑着这个中央老帝国，他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功亏一溃。很多时候都在想，如果当时赢了呢……，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或者是为胜利者书写的。
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们做出的业绩，依旧让我们感慨万千。以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为例，轮船招商局由李鸿章在1872年创立，成立以后，在诸多领域都开中国历史之先河，如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架设了第一条专用电话线；第一次收购外商资产；投资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型煤矿开采企业---开平矿务局；在上海开始试办中国近代第一家保税仓栈；投资创设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同年投资创设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等。更不用提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要知道“汉阳造”步枪可是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抗美援朝的；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也是现在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据说现在正在造国产航母。
读吴晓波的书，看着这些不算真正企业家的企业家（因为他们都是官员）在自身和整个社会条件的局限下，为我们这个民族打下现代化的基础，可以感受到他们成功时的欣喜，失败时的无奈，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真实。19世纪，世界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国际或国内斗争的失败，都可能被视为落后，洋务运动也因甲午战争之败被归为此列，但它不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连续“失败”中的一次。尽管“自强”进程颇多可指摘之处，但传统中国的架构已被突破——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手段；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五四运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着手。虽无人事先计划，但这一系列改革的推进，使我们感受历史自有其逻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屈辱的，我们在不断的试错，不断地修正前进的方向，历经百年，把一个老大帝国基本完整地带入现代民族之林。相比当年的奥斯曼帝国，伊朗，你就会知道我们有多牛。而为这一伟大历程做出基础性工作的，应该是这些洋务运动的先驱者。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这十几年间，由于北洋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松散，是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此时的杰出的民族企业家包括荣氏兄弟，张謇，卢作孚等，他们各有各的精彩故事，读起来让人唏嘘不已。
从1927年到1977年，政权几经更迭，但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新中国，仿佛又回到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惯性，在面对国内外各种挑战和困难时，采用各种手段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段时期给企业家们发展的空间几乎没有。直到改革开放后，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又重新站了出来，甚至有慢慢变成整个社会中坚的趋势。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只要有少许的空气和阳光，他们就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吴晓波说，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都有大一统的文化追求，要实现这个追求，中央政府就要有强大的支配力量，就需要控制地方，控制思想，控制精英人才，更加要控制国民经济，这个是从两千多年前秦皇汉武的时候就开始的，至今依然如此。这是不是适用于中国的真理我不知道，但是中国真的好像和西方不同。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比之汉帝国受到来自匈奴的压力有相似之处，但也多有不同。今天中央政府还在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思考着如何对待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虽然其中多有反复，但也无需无端揣测当政者会拿国家公器如儿戏，如果不是改革的执行者，很难体会到这有多难，但再难也要往前走，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很多时候都在想，如果当时赢了呢……，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或者是为胜利者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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