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是一位具备史才、史德和史识的历史学家。《中国通史》是吕思勉的第二部通史著作，由于成书于国难当头、日本侵略中国最危急的时刻，所以《中国通史》在很大程度上肩负起了吕思勉期望的宣扬民族文化、砥砺民族士气的重任。在本书的出版序和绪论中，我了解到吕思勉先生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在那个民族生死攸关的年代，在漫天硝烟中，先生为满足大学历史教学需要，呕心沥血编写此书，留下了堪称经典的通史。
与同时期的其他通史著作相比，《中国通史》在内容和思想方面都有着自己的显著特点，备受世人关注。上编主讲文化现象，下编则按照历史顺序加以串联，在理乱兴亡的同时讲历史知识更系统地进行梳理，叙述中兼有议论，上下两册各自为篇，相互贯通，采取了一种新的体例，即将政治和经济文化平行叙述。有评论家认为“这种体例表面上是把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割裂开来，实际上却是将政治军事的发生放置到了文化发展的内涵中，并且从根本上解释了几千年来政治发展的内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突出了文化史的重要地位，不仅使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自成系统，而且使政治军事是通史，社会经济文化也是通史，可以说是别具一格、新颖独特。”
历史到底是什么？是前车之鉴？什么是前车之鉴？答曰：昔人所谓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实测，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吕思勉先生告诉我们，世上没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知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这正是史学之所求，对以往的事实加以解释，用以说明现社会，因以推测未来，指示我们进行的途径。
先生在抗战时期编写此书，对于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尤为重视，比如讲兵制、讲朝代更替、讲民族对外战争都有所侧重。不仅用简洁易懂的语言讲历史，更是带着读者去探寻历史事件背后的“理”，了解历史的真正形态。在当时艰苦的治学条件下，能遍览古籍，用渊博的学问理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脉络，成此作品，这种精神和能力，是吾辈所远远不及的懂得民族的历史，从历史中找寻审视现实的视角，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是我们树立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径。我辈仍需努力，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将民族振兴的重任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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