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来中国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中国在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
不知道你们对计划生育这件事是什么印象，我小时候的同伴基本都被罚过款，虽然那个时候几百块钱真的很值钱，但幸好大家都是在出生后才被罚款，并没有耽误来到人间。就在差不多十几年前，我在村里还会听说某某家姑娘为生二胎而躲回娘家，关键是娘家这边搞计生的人也会时不时来“抓捕”她，听得我真是为她捏一把汗，也特别不理解为了多生一个孩子何必冒这么大风险。
2010年我当大学生村官在镇里负责的就是计生工作，不过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基本名存实亡。我们每月只负责统计辖区内出生多少孩子，政策内的正常上户，政策外的需要交罚款，然后上户，后来罚款也是可以分期付的，也就是你先交个首付，孩子就可以上户。
当时我就发现个现象，超生这件事基本是发生在两类极端的人身上，一类是特别有钱，即便交罚款也不是问题，一类是比较穷的农村，反正交点儿罚款就可以给孩子上户，而且扶养孩子的成本也不是很大，所以多生一个也无妨。反而是我们镇上那些“中产阶级”，像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他们收入较高且稳定，愿意为了孩子投入教育成本，而且也有能力，但因为政策不允许，恰恰生不了二胎。也幸好，随着集体经济向私有经济的转化，随着数亿农民获得了流动和就业自由，独生子女政策已难以落实，最终，二胎政策全面放开。
再说到姑姑，她意志坚定，忠于党和国家，她工作几十年来接生近万个孩子，也有不少生命还未见到世界的光明就被她堵死在黑暗中。她一面接生，一面“杀生”。书中写了几个孕妇为了逃避姑姑的“追杀”，有的跳进河里逃生被淹死，有的在逃跑过程中难产而死，有的死在引产的手术台上。
我上班的时候也经常听前辈讲述那段历史，在政策的高压下，凡是超生的，不论几个月，只要被发现，他们都有权利直接带到医院手术，即便是足月甚至还差几天就可以生的，也不例外，所以书中说的虽然感觉有点儿荒唐，但肯定是真实的。
正如姑姑说，不出“锅门”，就是一块肉，该刮就刮，该流就流;一出“锅门”，那就是个人，哪怕是缺胳膊少腿也是个人，是人就受国家法律保护。但实际上足月的婴儿即便是引产，也有一些是活着的，却并没有被当人保护。
姑姑的晚年充满忏悔，她说自己手上沾着鲜血，但是如果没有姑姑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人，国家的政策也落实不了，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万里长城，金字塔，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
所以姑姑在她六十岁的时候选择嫁给捏泥人的郝大手，靠丈夫捏泥娃娃来悼念因自己而不能降临人世的两千八百多个孩子。后来，她被失眠和梦魇折磨，她说，有罪的人必须活着，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种方式赎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三十年来，的确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但无疑也发生了很多触目惊心的事件，它涉及到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问题，这么复杂的问题我并不懂，但只是觉得如果当时这个政策可以循序渐进一些会不会好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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