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战犯》，讲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969名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改造的故事。和一般我们所认识的一样，改造之初战犯们都坚决否认自己的罪行。而历经11年的改造后，在公开审判时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却痛哭流涕的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被国际史学界惊呼为“抚顺奇迹”。
和长辈一块看这部剧的时候，他们很不理解，觉得像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最好就应该直接杀了了事。后来随着剧情深入，他们也发觉让战犯们自己交代罪行，有利于收集战争证据，很有必要。我倒从一开始就觉得直接杀掉战犯并不是最优的方式，因为随着战争的结束，平添几百条人命已没有实际意义，不能在战场上减损，也并不一定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受害者的痛苦。但如果能将他们改造好，再放回日本去，对促进日本民众的战争反思以及国际共产运动的开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尽管理论上可行，然而我确实难以相信，这真的可以变成现实。当时的共产党人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战犯管理所人员证实，毛泽东、周恩来反复指示要坚持改造第一，处罚与宽大、改造与教育、政治斗争与人道主义结合。学习、管理、劳动，一切都是为了转变其反动立场。
后来的事实证明，接受了学习教育的前战犯，在被释放回国后都发誓改恶从善。尽管战犯们回国后的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被扣上“清一色的总忏悔”、“受中共洗脑”的帽子，他们还受到公安当局监视、调查，找工作困难，备受歧视，不过，千余人中除极个别的人自食其言外，其他人都不改初衷。抱着反对侵略、追求和平、日中永远友好的信念，他们在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国者联络会”，为和平奔走呼号。为了悼念中国爱国烈士，他们再访“再生之地”，建立了“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不少人把自己的战争体验写成书，《侵略》、《三光》、《天皇的军队》、《从中国归来的战犯》等几十本著作就是其成果。
看完这部剧我在反思，一些历史书上把蒋介石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派系林立，先天不足，其实共产党又何尝没有吸收军阀的部队呢?朱德曾经是滇军旅长，贺龙是土匪出身，最后都坚决的为革命奋斗终生。张国焘投靠蒋介石，蒋介石却认为“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对张国焘“尊而不敬，用而又防”。总是以这种态度，对待投诚的其他派系将领，后来国民党将领的纷纷起义，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心理学上讲预期是可以自我实现的，有时事情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想法和态度。或许蒋介石认为人的忠诚与否是一成不变的，地方军阀是不可能对他忠诚的，投诚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忠诚的，一个人一旦有了叛变的案底就绝对不可以再用，这种狭隘、不信任人们往往可以感受到，也就难以对蒋交心、忠心。不是自己人就无法信任，最后往往变成了自己人也难以信任，于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
傅作义是蒋介石的心腹，后来北平事变叛变蒋介石。见到毛主席后，傅作义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三个字“我有罪”，并表示厌倦了战争，希望从事水利方面的工作。结果毛主席不仅交给了他水利工作，还将军队依旧交到他手中。共产党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忠诚于否也不是一成不变，而在于你如何对待他们，这部剧让我更加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在看这部剧之前，我还确实没有听说，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能把战犯改造的痛哭流涕的认罪，甚至回国后还忏悔自己的罪行，为和平事业奔走呼号。
长征最让我疑惑和感叹的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最后人不但没有跑光，还剩下了三万人，难道真的就没有逃兵么?后来查了资料发现，当然是有的，只不过古田会议后红军明确废除枪毙逃兵制度，结果反而使逃兵大幅减少。红军领导人分析认为，逃兵是旧军队留下的家常饭，甚至可以说是底层百姓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今天逃了，明天还可以争取回来，信仰要慢慢培养。为此，红军宣传队还将废止肉刑、转化逃兵的故事编成节目，广泛宣传，教育感化部队，从而使逃兵现象逐步减少，而国民党军的士兵受到红军的感化，拖枪倒戈渐成风气。
以大的格局和胸怀，坚持教育和感化，红军的胜利，靠的就是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理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或许也是如此，以大的格局和胸怀，以真诚、耐心、宽容、善良、信任对待他人，切忌短视、猜忌、威胁、算计、压迫，最后的回报也会远远大于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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