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在书中讲述的事，地震、囚犯、媒体、两会……离我们比较遥远，或因为其发生的时间的久远，或因为我们对身外事认知不足；也有些事，是我们身边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的，如：非典、环境污染、青少年问题等等。其实，不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的事，我们一直无暇顾及。然而，走到人生的某个时期，我们忽然愿意去主动接近它，理解它。个中原因，也许正如书中的钱刚老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到了这个年龄，像有什么东西扯着你一样往回望”。柴静也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看见》，一如它的名字，让我们看见事实的另一面，在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那些大事里，又包含了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于是，离我们远的和近的都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能看见和明白才是作者发声的初衷。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理解，并不断地从书中证实自己的判断:对的和错的之间其实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
关于非典，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那时我初到乡下中学，听说这个病很严重，严重到每个人都有口罩，严重到学校派每个老师到村小去执行任务。我被安排承包我娘家村子的片区，具体任务是密切关注所包片区学生的身体不良反应，如:发烧、咳嗽等。不管社会舆论如何，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眼里，这些不过是事不关己、无关痛痒的事。就带着这样的盲从和麻木，我对一个女孩子产生了兴趣。她大概上一年级，和其他小伙伴们被我召集来时，她还背着一岁的弟弟。见她一脸聪慧和机灵劲儿，又听人介绍说小小年纪的她对家庭的付出和担当，我就将定期调查统计的任务交给了她，她很认真负责地去完成。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道外面发生过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非典”悄无声息地淡出人们的话题。再了解到当年那个女孩已经是几年后的事。听到的消息却让我失望——她养成了小偷小摸的习惯。再后来，听说她上高中，偷盗的习惯不改，几次三番被父亲吊在家里抽打都于事无补……
对于此，我只叹“人生若只如初见”。
时隔多年，这些事早已被我淡忘，是《双城的创伤》让我忽然想起她。故事里几个孩子相继自杀的真正愿因，是在公众面前没有被呈现的真相，主要因为怕“会让观众不舒服和不理解”，这种动机被称为新闻媒体的“政治正确”。“我们叙述了一个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个简陋的框架，以保护大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真相’。”而真相，往往就这样被无意或有意地被蒙蔽、被忽略。
于是，《看见》里揭发了一系列以“政治正确”为原则来报道的大事件，作者以一个记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唤起我们内心的历史责任感。又以作为“人”的善良挖掘人类的最丰厚又朴实的情感。
当一个个被钉紧的历史事件被撬开，我们会怀疑，媒体尚如此，我们所见所闻的就是真的吗？我们个人对人对事的评价，是不是一直也带着一种习惯与偏见呢？我们太擅长给人和事贴上标签，就像前面那个被人们认为是“小偷小摸”的女孩子，一旦这个标签被贴上，她是否会有足够的勇气自己去撕掉？有谁关心过她作为“人”的需求（说不定就是她偷窃的动机）吗？我们所判断的对的与错的，有没有考虑过是判断偏颇，有没有对他人负责过？
柴静说“对人的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
我们或许都需要拥有多一点对“人”的认识吧。电影《我不是药神》在短时间轰动全国，不只是因为它赚取了太多人的眼泪，更因为我们都能在法与情的冲突中找到一份真和善，这份真和善与信仰无关，与人类最深的情感有关。于是，因为走私、贩卖“假药”，程勇入狱，自然因为“政治正确”。《看见》里杀夫的女囚、经济腾飞的山西，抑郁的崔永元……程勇和他们一样作为一个现象存在于人们的茶余饭后。但是，这部片子呈现给我们的却是“政治正确”背后的各种动人的事实，也跟《看见》同样，让我们看完，无需别人评论和观点的引导，每个人对于“对的和错的”，心中自有一份答案。这份答案，还会指引着人们作选择时的方向。
在剥开的事实面前，我们能发现，我们不过是那个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的灌输的学生。我们正在丧失辨别真伪的能力。我查了柴静的资料，她早已离开央视，但她却让我们看见了像郝劲松、陈法庆这样不屈从于强权的人。她在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公民，是“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 她也呼吁着另一些拥有事实真相的人，真正了解历史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一代接一代，轮到我们向后代讲述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担起这个责任。”
身为人师，我们是否确信自己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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