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是《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就这本书提出的大历史观。先生出生于1918年，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抗战爆发后辍学参军，1940年中央军校毕业，加入驻印远征军，后赴美求学，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著称。多彩的人生经历，使得先生能够以广博的学识，娴熟的文字功底，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给我们展示了大明王朝的兴衰画卷。先生高屋建瓴，宏观的评价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历程。
经历了唐朝的藩镇割据后，统治者似乎觉得应该遏制武官权利，提倡文官精神。万历皇帝当政时，大明王朝已经运行了一百年，整个朝代文官制度成熟，政治组织基本上为一元化。这个王朝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支柱为道德，管理方法依靠文牍。为人君者的施政目标，是使人民丰年得以温饱，凶年免于死亡。政府的职能是选贤任能，提倡诚信与和谐。在这样的治国纲领下，明朝政府出现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就今天看来，也是发人深思的。
以文官制度为例，到万历当政时，文官制度已经形成体制，对整个朝廷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以至于万历皇帝曾经有28年不上朝，而国家行政凭借惯性也照常运行。对明朝文官制度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首先是官员的发迹。文官踏入仕途，无一例外都是通过科考，在考取功名之前，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在执行职务之前，已接受过道德伦理的熏陶，凭借道德教育中的善、恶作为为官处世的原则和标准，道德至高无上。文官的道德观念，不仅可以指导行政工作，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治水，修路，架桥，和周边国家的互市以及对边民的治理等等，则是各地巡抚的事情。因此所选巡抚如果德才兼备，当然会使地方受益，否则就只能寄希望于朝廷选派下来的官员能够在某一方面有专长，但是这种希望非常渺茫，因为朝廷用人的首选是关注道德优劣，并不是其他。
其次是官员的俸禄。明朝建国之初，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从洪武皇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黎明，都厉行节俭。当历史发展到万历年间，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但是官员的工资仍然极低，为了解决官员家庭的基本开支，朝廷默许每年在收取赋税时可以多收一成，作为官员私人用度，称为“火耗”，这一惯例一直沿袭到清朝雍正年间实施的“火耗归公”，才彻底结束了这种怪现象。而“火耗”的多少是以官阶的高低来决定的。官员收入的第三个渠道是下级的送礼，明朝官员每隔一定时期就要进行考核，称为“京察”，以考核结果来决定官员的迁升调任，众多官员为了升官或者保位，不惜层层贿赂，有些官员一次收到的贿赂银两就相当于十年的俸禄。这一笔收入不仅和官阶有关，也和供职部门有关。“火耗”和“京察”导致了大明王朝经济管理的混乱，皇帝和高层对此心知肚明，却不加干涉，认为这是情理之中，只是希望这些官员能够牢记圣贤之道，适可而止。
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明朝在财富分配上，由于缺乏指导性意见和纲领性文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典型表现就是文官内部不睦。
第三是人事制度及人际关系。明朝官员的收入，除了年俸外，其他收入都是不客观的，所谓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部分官员觉得在似合法又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证他们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体面，与个人情操无关。所以他们尽心尽力的工作，也心安理得的享受孝敬。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声名狼藉，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发指。另一部分官员则是极端人物，清高自负，一丝一毫不苟取于人，是绝对的道德典范。这三者之别，是文官之间不能和睦的重要原因。
文官不睦的第二个原因的关于考核。对官员的考察，难以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当，由此来定高低之别。因为明朝不是以法理治理臣民，而是以四书五经的伦理作为主宰，一切行政技术，完全是为了在平衡状态下维持现状而产生，这种维持的关键在于防止坏事的发生，而不是站在技术的角度琐屑的去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官员是否能维持这种平衡，则成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一旦是差评，则官员一生事业付之东流，于是官员相互照顾，相互保护安全。在这种“相互”中又促成了新的派别。
曾经有同事和我讨论《万历十五年》，问我“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你愿意做哪一种人？”我说哪一种都不做，因为他们都是失败者。
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他的初衷很好，激进而大刀阔斧的推行万历新政，国库确实充实了很多，明朝也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新气象，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但是他推行的清丈田亩脱离实际，不符合当时的情形，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不仅不会从技术的层面来思考其中障碍，反而刚愎自用，强行推广，结下了很多仇怨，加快了他后来下台的速度。
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十六岁考中举人，饱受传统教育，他把道德放在首位，按照申时行的说法，认为人的欲望有“阴阳”两面，阴的一面是人自己内心的、不可告人的私欲，而阳的一面就是可以公示于人的表现。所以作为首辅，张居正理所当然的赞同节俭，也要求官员节俭，这是他“阳”的欲念。另一方面，他出生于一个秀才之家，从未大富大贵，一旦高居显位，就极度奢靡，在他看来，自己作为首辅，劳心劳力，享受一下是可以的。政策上的刚愎自用，个人生活的阴阳两面，成为了张居正被人攻击的原因，以至于死后都不能入土为安。这让我想到了在竞选制的国家，在审查竞选资格的时候，竞选人的财产也要被列为参加竞选的条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万历年间文官不睦，是申时行上台后着重要解决的问题，他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现在万历年间的政治舞台上，认为大明的最大事务就是缓解文官之间的矛盾，大明王朝能够在平衡状态下得以运行。他之前追随张居正，亲自目睹了张处理文官不睦的方法，是主观上控制或者严禁文官之间的不睦，当然他也见证了张居正最后的结局：一次偶然的病就让他莫名其妙的死去。
申时行要吸取他前任的教训，他的经验就是：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习惯是否相悖，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是空中楼阁。尽管如此，三派文官对他还是不满：搜刮自肥的人认为他太假，甘守清贫的人不满于他对贪官的温和，而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是非观念.....，所以一旦机会来临，他也被众人踩在脚底下。
海瑞是大明王朝的异类。和他的同僚不同，海瑞不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然后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他尊重法律，按照最高限度执行，但是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行为可以简单的分为“善、恶”两个范围，甚至在一些不能决断的案件上，也可以凭借善、恶来裁决。他认为君子为官的动机，无非就是恻隐与义愤，所以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其悲剧性的结局说明了以个人的道德之长，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
张居正的美好初衷和强硬手腕，开创了万历新政，但是并没有让他成为流芳百世的不朽，由于主观能动性过大，反而是落到了死后几乎被挖出来鞭尸的地步。申时行一生奉行“周而不比”的处世原则，最后让自己成为了所有文官的敌人。海瑞的执着与坚守，一生的仕途阴差阳错，他的死，让很多人叹息：这个人终于死了！
其中滋味，令人回味无穷。
有人说过读史是让人成熟最快的办法，但是世事变迁，历史就摆在那里，而我们却没有多大的启发。有时候以满腔的热情，并不能够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所以“人定胜天”成为了一种沉重的笑话。
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教给我们很多的美德，传承至今，却让我们越来越迷茫。“扶与不扶”的争论，成为了一个二难选择题，所以，在美德之下，还应该有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来支撑。就像一个蛮夷酋长当剿当抚，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光凭满腔热情，光凭至高无上的道德，是不能解决的。更何况在某些领域，甚至连热情，连道德都微乎其微。所以在热情、在道德之外，还应该有一些别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去让我们思考。（饶远惠）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