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盏。人间有味是清欢。
苏东坡的一生，浮浮沉沉，生如浮萍，只能随风不定，可是他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达观心态依旧把每一天都当作是命运的福祚，不辜负任何一次的朝晖。如他所言，“人生有味是清欢“，清者自清，哪怕举世皆浊，他依旧自在如风，因为风清月朗，他已然了解生命真谛；欢愉可享，不畏世道艰险，他仍旧能够恣意欢歌，因为历尽千帆，他早就明白及时行乐的道理。
苏轼作为天生奇才，感受细腻，思想盈透，诗文俱佳，赤子秉性，绝不为自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不精于自谋，却愿意为百姓分忧解乏;他虽不存一文，但却觉得自己富比王侯;他性格倔强却富有捷才，多才多艺、好奇深思。他处世接物不落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
论文采学识，东坡远超同道，因此他反而比某些沽名钓誉之辈更温和友善。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者。
然而，或许是才学过富，苏轼有时未免太心直口快，这也许就已经为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埋下了伏笔。时人都称苏学士满腹学识，唯有其侍妾朝云一语道破，“学士满肚子的不合时宜“。这话听来即是好笑可爱却又让人心酸感伤。性格耿直如他，自然不屑表里不一，可是在言论远不算自由的北宋，祸从口出实在平常。更何况他一直站在世人关注的顶峰之上，高处不胜寒，暗地里不知有多少双嫉妒的阴爪只等着他一个不防备，便要将他拽入万劫不复之境。
“成也其诗，败也其诗”，说的便是东坡了。
“乌台诗案”让人不禁感叹：天才向来易被妒，锋芒毕露泄天机。曾经同道狼子心，子瞻祸从口中出。但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没有郁郁寡欢，而是随遇而安，创作才情也像是被瓢泼春雨侵袭之下的嫩笋，反而疯狂滋长。在那远离京都的密州，他只是抬头遐思，而后沉吟之间，便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即使千年之后，我们不见斯人，却仍然可以在这皎皎月光下想见其时其景。后来晚年的他身处岭南蛮荒之地，却依旧可以写诗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其人之大观让现时多少妄自菲薄之人自愧不如。
虽然饱经忧患拂逆，却让他的人性更趋温和敦厚，而非尖酸刻薄。今天的我们之所以喜欢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人生之苦而不尖刻的缘故。
起起伏伏的人生也造就了东坡身份的多元性，难怪林语堂先生说：“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他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友人，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实践的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他还是诗人，是生性诙谐却又会在月下漫步遐思万千的性情中人。
然而才学也好，乐观也罢，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淳朴自然。他人生的第一次失意来自于王安石，结果人人皆知，这位旷世奇才要从光辉万丈的神坛上被驱至偏远乡壤，他被流放道了惠州。东坡完全可以从朝廷大员变为普通农夫，说一点不在意是不可能的。可他又是那样地泰然自若，“他脱去衣袍、帽子、靴子，头发用最廉价的发带束起，躺在草地上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泽。”子瞻当真赤子也。
“他为了和朋友在船上相聚畅聊，竟回家央求妻子给他些酒”。读到这一段我几乎可以想象出苏夫人摇着头微微发笑的模样，她那才冠古今的丈夫现在就像是个小丈夫在向她撒娇。“他会努力地学习种粮食、向有经验的农民讨教，认真地种地。”他就是以为名副其实的农夫。东坡更爱研究东西，他研制过墨，后来听大儿子迈说，他差点把房子点着了。最让苏东坡着迷的还是炼丹术。在流放的闲云野鹤的生活中，苏东坡还结识了很多道士和尚，这让他产生了归隐之思。但一切在皇帝驾崩，小皇帝即位，太后掌权后又有了变化。他脱去农夫的外衣，继续他的使命。
他就这样一直在路上，归京又被贬，大起再大落，其中坎坷，不由分说。颠沛流离，亲友渐散，可东坡还是东坡，依旧是那个从四川眉山走出来丰神俊逸的少年，永远年轻，永远热情澎湃。在临死之前，他自题画像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把他的苦难作为一种历练，他永远是笑着的苏子瞻。
林语堂先生做结时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于是千秋万代，苏东坡这个名字，注定要被永远铭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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