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才子钱钟书》 汤晏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钱钟书与王国维、陈寅恪被誉为20世纪中国学界三座巍巍“文化昆仑”，柯灵及郑朝宗先生称钱钟书是“3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1980年代以来，“钱学”日渐增温，赫然已成显学，钱钟书的各种事迹被不断放大，有关其轶事花絮、生平传记时有出现。不过，无论如何，在我读过的大约近千部（篇）传记中，汤晏先生的《一代才子钱钟书》乃是值得向读者特别推荐的一本。
为人立传，真实性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任何一位读者都会首先升起的一个问号。正是在这一点上，该著首先征服了我。汤晏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为美国纽约大学史学博士，扎实的史学功底，严正的治史态度，字字有来历，笔笔有出处，言必有征，征必务详，以宋诗精神为钱钟书作传，乃是该著最放光彩之处。用书中所引殷海光之语“看脚注就可以盘老底”，该著脚注细密详备流光溢彩，可谓之最，非沉潜史家不能为也。如对钱钟书的各阶段评价，多引各路人物原语原评；对钱钟书的博闻强记浩瀚学问，全用一一实例；出处凿凿，追根溯源，决不轻信耳食途说。再如对书中所涉各式人物，一律附小传式介绍，仅此一项，耗功之巨自在不言。甚至像罗家伦办事“虎头蛇尾”、清华园来历及当时面积、上海租界的面积与人口、西南联大教授名单、刘文典如何看不起沈从文与朱自清，包括吴宓与毛文彦的传奇恋爱、李健吾受日军宪兵酷刑——吃饱奶油蛋糕后灌自来水，都交待得既清晰又简洁。书后的索引，更是方便读者循径索骥。
除了惟真求实，作者刻意追求“略他人之所详，详他人之所略”，“取材严谨，行文简洁”，由于取精用宏，择要而叙，笔致简净，全书不过26.9万字。此外，对学者与众多“钱迷”来说，该书澄清了一系列讹误，如钱钟书否认说过“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罗家伦召见钱钟书在大一而非大三大
四、牛津大学当年并没有聘其为讲师、钱钟书舍联大而赴蓝田国师的“难言之隐”……书中不少有关传主的“经典段子”，如钱钟书考清华时数学到底多少分，是否破格录取，钱钟书留英到底获得什么学位，是否说过那些狂言狂语——“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钱钟书在什么情况下发表拒寿名言——“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钱钟书在斯坦福大学如何当众指斥冯友兰，是否属“忘恩负义”（冯为钱清华师长，力荐破格聘钱为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围城》中各式原型人物是谁，《猫》中所影射的人物是谁，《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围城》汇校本讼案详末，《围城续集》《围城大结局》等续貂之作的侵权事件…… 汤晏先生与钱钟书夫妇有20余年的交往，撰著之时多次去电去函求征杨绛先生，杨绛认为此传“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不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力求历史的真实；遇到不确切的事，不惮其烦地老远一次次来信问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我很佩服这种精神。”况且，汤晏先生是外边人，顾忌少，符合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正因为站得远，没了身在漩涡的丝丝绊绊，在涉及具体人事时便能持允论衡。
作者很注意传主的各阶段教育，描述甚细。从考察成才角度，意义宏富。原来，除了书香门第这一重要条件，钱钟书的少年灵异实出于严父督学，也是苦学出身。幼年钱钟书可是受了一定的皮肉之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汤晏先生对帮助钱钟书成长的一些关键人物十分关注，不吝揄扬，如清华校长罗家伦“对清华的另一贡献是破格录取了钱钟书”。对传主留法期间放弃获得学位，“只求学问不求学位”，并不予以认同。作者还认为“《管锥编》是避世主义下的作品，也是钱钟书妥协下的结果。如果在太平盛世，他不会去写这种书的，他会去创作小说或写文学史”，并批评“钱钟书胆子小，不敢写”。
近年，有些青年学子指斥钱钟书为“冷血动物”，理由是他在反右——“文革”时期无所作为全身远祸。我想这些“蔑钱者”大都不了解当年形势，不了解左倾的迷惑性，不了解左倾思潮之所以会被大面积接受的历史背景，用今日的阳光去照射昨日的阴霾，真是说话太轻松了。人生是算总账的，一位文化学者，于乱世之中坚持治学，拒绝江青邀请的国宴，给后学者留下一二向上攀援的学术台阶，为20世纪中国学界多少挣下一点颜面，还不够吗？莫非一个个都得是林昭吗？钱钟书清华同学、诗人辛笛挽诗：“洗尽铅华遗籍在，是非千古耐人评。”历史毕竟要由后人书写，评人与被评都得接受总评。 当然，《一代才子钱钟书》也不是全无遗憾之处，如钱杨夫妇如何躲过反右之劫，不知什么原因，该著不着一字，整体回避，缺失甚巨。毕竟，在这一代表性时段，传主的行藏颇值咀嚼。杨绛在《我们仨》中也仅以“不爱起哄”匆匆带过。或许，汤晏先生确实不了解传主的这一段，不知为不知，也是治史的应有之态。不过，对读者来说，未能完整了解传主一生，而且还是十分关键颇引兴味的一段，终为一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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