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党政治
民主中的国家、法治、公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代表着德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民主体制。议会委员会内联邦德国的缔造者们在其新宪法即基本法中从第一次民主政体 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纳粹独裁中吸取了教训。当时，联邦德国是战争的产物。1949年，国家一分为二，所以民主首先只在西部立足。但是，起初作为临时措施的基本法坚持“自由自决下”的德国统一这个目标。
事实证明了德国第二次民主政体取得了成功。它的成功有诸多原因：历经独裁后，人们珍惜自由的生活方式;力争得到民主邻国的认可。但是，它的成功也离不开基本法。当40多年的分裂结束的时候，基本法成为了1990年统一后德国的宪法。
基本法
基本法把立法和国家管理与尊重基本法前20条所列的基本权利结合起来。基本法第一条具有特殊意义，它把尊重人权定为宪法条文的最高要求：“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所有国家权力的义务。”其它基本权利也同时保证了在法律框架下的行动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闻和媒体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家庭保护等。基本法规定了人民通过特定机构来行使国家权力，这明确了代表制民主的治国形式。此外，基本法把德国确定为法治国家：所有国家机关的行为都置于司法监督下。另外一个宪法原则是联邦制国家，这意味着国家权力分解给各联邦成员和中央政府。最后，基本法把德国定义为一个社会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国家要求政府制定防范措施，保证人民在失业、残疾、疾病和年老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维持尊严的物质条件。基本法的一个特点是所谓的“永久性”宪法原则。无论是今后的局部修改还是被一部全新的宪法所取代，基本权利、民主治国方式、联邦制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这些原则都是不可侵犯的。
政治党派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政治党派的任务是参与人民政治意志的构成。所以，推选执行某些政治职能的候选人和组织竞选也就提到了宪法使命的高度。出于这个原因，各政党可以从国家获取经费以作为竞选补贴。如今，这一始于德国的竞选经费补贴已实践于多数民主国家。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政党的建设必须遵循民主原则(成员民 主)，要求它们认同民主国家。
对于其本身民主意识不令人信服的政党，可以根据联邦政府的提议予以禁止，但这也不是一定 之规。如果联邦政府认为某些政党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有必要加以禁止的话，那它也只能提出申请，只有联邦宪法法院才可以颁布禁令，此举目的在于防止执政党取缔令它感到不舒服的竞争对手。执政党更希望在正常的政治斗争中与非民主的党派角力。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仅有几次启动了禁止程序，而真正的禁令则少之又少。虽然基本法给政党以特权，但从本质上来说，政党是社会的喉舌。政党还要来承担由选举，党员流失以及人事或事务性问题带来的风险。 德国的政党制度比较明了。在1983年前，联邦 议会中的政党只有那些1949年首次大选时就 进入议会的党派：联盟党、社民党和自民党。 属于欧洲基督教民主人士党派的联盟党以基 督教民主联盟的身份活动于德国各地，只有巴 伐利亚州除外。基民盟放弃了巴伐利亚这一阵地，而把它交给了与其紧密联系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在联邦议院中，两党议员始终地结为同一 议会党团。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政党中的第二大力量， 它属于欧洲社会民主人士和民主社会人士党 派大家庭。
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都被视为全民党，也就是说，它们在过去成功地赢得了广泛阶层的 选民。原则上双方都支持社会福利国家，都保证老、病、残和无业者的收入。基民盟/基社盟主要聚集于独立业主、工商业主和企业主阶层，而社 民党则接近工会。
自由民主党(FDP)属于欧洲自由党派大家庭。它的政治信条是国家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自民党不属于全民党，它主要得到高薪和高知 阶层的支持。
建立于1980年的90联盟/绿党简称为绿党， 是1949年以后首个持续成功的新建党派。绿党属于欧洲绿色生态党派大家庭。它的纲领特征如下：市场经济应该与国家监督下的自然和环境保护相结合。另外，绿党也代表高薪和高知选民。
随着德国的统一，民主社会主义党(PDS)登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1989年，它由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统一社会党(SED)演变而来，并已发展成为一个民主政党。PDS首先只在1990年前属于东德的东部五个州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在2005年大选中，一个新建的、之前只出现在一次州议会选举上的劳动和社会公正选举抉择党现身于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竞选名单，后更名为左翼党社民党。2007年6月两党合并为左翼党。
选举制度
德国的选举制度使得政党很难单独组阁。56年来，单独组阁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通常，政党间要组成联盟。为了让选民知道，他们选举的党派将与哪个党结盟执政，各政党在选举前就颁布结盟书。选民投票支持某个政党，一方面说明自己支持某个党派联盟，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未来政府中的力量对比。
联邦议会
联邦议院是民选的人民代表机构。从技术的角度来看，598个联邦议院议席中的半数通过选举各党派州竞选名单(第二票)来分配，另一半则通过299个选区选举个人而产生(第一票)。这一分配方法不会改变选举体制中政党的关键地位，只有那些隶属于某个政党的选区代表才有望当选。联邦议员的党籍归属应该反映出选票的分布情况。为了避免因众多小党的存在而使得达成多数意见复杂化，一个限制条款，即所谓的“百分之五条款”，把这些小党阻挡在联邦议院 大门之外。
联邦议院就是德国的国会。议员们组成党团并选举产生党团主席。联邦议会的任务是选举联邦总理并通过认同其政策来支持其执政，议会 也可以通过投不信任票来罢免总理。从这一点来看，德国议会同其它国家议会相似。至于德国的总理是由选举产生的，而英国或其它议会民 主制中的总理是由国家元首任命的，这在本质 上并没有大的区别。在其它议会民主政体中，一直是一位获国会多数支持的政党领袖被任命 为政府首脑。
议员们的第二大任务是立法。1949年以来， 议会共收到法律提案约9000份，颁布了6200余项法律，其中多数是关于法律条文的修改。大 多数草案来自联邦政府，一小部分来自联邦议院或联邦参议院。联邦议院主要通过由联邦 政府提交的法律议案，从这个意义来说，德国的联邦议院与其它议会制民主国家相同，但是 联邦议院更多体现的是工作型议会的特点，而不类似于英国议会所体现出来的辩论型。联邦议院的专业委员会很仔细、很专业地咨议提交给议会的法律草案。从这一点来看，联邦议院的活动类似于美国国会，而后者是工作型议会的 典范。
联邦议院的第三大任务是监督政府工作。公众能看到的议会监督工作由议会反对派来完成，而另一部分少为人见、但同等重要的监督工作由执政党的议员来承担，他们在大门紧闭的会议室内向政府代表提出批评性问题。
德国政党政治
在西方民主社会的政党逻辑里，每一个政党都有其政治方向，都代表了某个社会群体。只要这个群体没有消失，议会中就会有相应的代表席位。
在聊德国各个政党之前，我想首先花些笔墨，聊聊台湾的政党区分逻辑。台湾政党的区分逻辑和通常西方的民主政治---左，右区分极其不同，非常特殊，即他们的上位区分逻辑是“统”或“独”。前两天看台湾的电视政论节目，看到有嘉宾把民进党看成是左派政党，不禁哑然失笑。实际上从民进党一直追问柯文哲的“台湾价值”就能看的出来，这个政党的首要价值是独，这是他的上位，而其他政策如果与“独”向抵触均会被放弃。比如目前开始严格限制大陆人士来台的政策，就是典型右翼保守主义。民进党强调非核家园，追求绿能，是典型左派的政策，而由此出现台湾缺电的情况，尤其是工商业竟然开始限电，造成投资不畅，这就与自由主义相矛盾，阻碍经济发展。而另一方面，民进党对劳基法的修订极端偏向资方，引起劳工的巨大反弹，这又是右派政党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进党很像一个在独派纲领下的民粹主义政党---根据民粹而政策摇摆。
严格意义上说，台湾缺少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左派政党(国民党类似右翼，民进党则是纯民粹)，或者说，台湾没有如西方那样，依据财产(雇主，劳工)不同，而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大型政党(西方这种政党往往是最主要的)，这是非常遗憾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现象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台湾劳工的薪资水平一直比较低的一个原因。
今天聊聊德国的政党政治，顺便谈谈左，右以及保守主义的划分。
西欧地区，从国王专制进入商业和工业时代，经贸交往就开始变得相当频繁，从商者或投资者不管是否要实现民主，首先要实现法制，以保障人权。无论英国的君主立宪，法国大革命，还是德国的法制改革，都是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最传统的人权原则有三点：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即自由主义原则。由此产生的政党就是自由民主党FDP。自由民主党的主要追求、至少在实际上，是保护有产阶层利益，是保障经济自由，此视为右派政党。
但到现代民主社会，全民大选。大选是数人头，不是数钱。按人头来算，这个社会中富人一定占少数。更何况因为道德教育，德国富二代可不比中国富二代，他们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比穷人还浓，为穷人谋福利的很多是富二代 ，他们今天相当多都进了最左的绿党，至少不一定是自民党的铁票，而普通工薪阶层更是左派的铁票仓。所以，自民党在德国一直是小党，上届大选甚至小到无法进入联邦议会。
德国进入工业社会后，大批农民告别乡村进入大城市。他们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失业，病残，老年，童工，妇女问题……爆发了著名的“19世纪社会问题”，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应运而生。由此产生的政党就是社会民主党SPD，旨在保护工人及底层贫民的利益，此视为左派政党。
历史上，社会民主党内部也有两个派系：追求民主、团结自助的拉萨尔派和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普鲁士政权的马克思派，后者到1919年独立出来成立德国共产党。即便如此，1919年后社民党(普遍意义上的偏左派)内部又逐渐分化成左中右。上世纪的六八学运中，左派中理想主义色彩较浓的年轻人独立出来成立绿党。90年代社民党与绿党联合执政，总理施律德是社民党中的右翼(所以后来会搞出降低失业者生活水准的Hartz 4)，而党主席拉芳丹是社民党中的左翼。兄弟俩水火不相容，拉芳丹索性在主席和财政部长任上退出社民党，与民主社会党(前身是东德共产党)联姻，成立左翼党Links。至此，一个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党，被一分三，现在就剩下选票在20%上下的“社民党”。
自民党为富人谋利，社民党为穷人谋利，企业、个人和党派都在为逐利而竞争，以致社会道德江河日下。维护传统道德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也是人心的寄托，这就出现了保守主义思潮，由此产生的政党就是基督教民主党CDU/CSU，旨在维护传统和追求社会和谐。
基督教民主党，顾名思义，就是维护基督教的基本价值观。但基督教中也有天主教与基督新教两大教派。“19世纪社会问题”的全社会大讨论中，天主教提出自己的社会理论Soziallehre。他们不满社会主义者要无条件救助穷人的政见，认为穷人首先要设法自救，实在不行了，社会才伸出援手救助，自救先于他救——其政治偏向于自由民主党(右派)。而基督新教却倾向于社会主义者理念，甚至明确说：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社会主义者，每一位社会主义者不自觉地都是基督徒——其政治偏向于社会民主党(左派)。由此，基督教民主党内部也有左右之分。
默克尔属于基督教民主党的左翼，她的许多政策与社会民主党、甚至绿党都不谋而合。所以她当政三届，把本属这两党的选票都拉去了。更何况她作为女性，社民党的传统选票就是女性选民，于是，这些选票也都转到了默克尔身上。但默克尔的左翼政策自然引起基民盟右翼的不满，基社盟主席Seehover在难民问题上给默克尔频频作梗就可见一斑。最麻烦的是，一部分党内的右翼独立出来，与社会上的极右势力结合而创立选择党AfD，在许多州的选举中进入州议会。
由此，德国现在可能进入议会的，从传统的只有三个党(自民党、社民党、基民盟)，发展到现在有六个党(另加绿党、左翼党、选择党)，选票分散了，各自都变小。要执政，就必须超过半数选票(席位)，可现在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达到，必须互相组合来联合执政。但出于政党理念或历史原因，六个党又无法简单组合：
社民党与左翼党理念上是亲家，历史上却是冤家，两家老死不相往来;基民盟与选择党都相对右翼，但选择党被人视作极右，基民盟为了避嫌，两党议员见面时连握手都很忌讳，更奢谈联合执政;自民党脑子里就想到如何搞活经济，绿党脑子里就想到保护环境，保护穷人和难民的利益，经济与环保往往是一对矛盾，议会上两党之间互相指责，两党议员还从未坐在一张板凳上安静地说上几句话……
一个党派能进入议会，都有其历史和文化渊源，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所以一旦进入，很难逐步衰弱而被淘汰。每次大选时，各自的选票会有上下波动，甚至会被淘汰出局——1990年大选绿党出局，2013年大选自民党出局——但下届又会重返议会，因为他们各有政治方向，都代表了某个社会群体。只要这个群体没有消失，议会中就会有相应的代表席位。
德国政党政治
2019年，德国政党政治出现了一些新趋势，这些变化又对德国的政治形势产生了一些影响。
下面分四个方面讲一下我对于德国政党政治新走向的观察：
第一是关于政党格局的变化。2017年德国联邦议院大选后，德国呈现碎片化的政党格局，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碎片化政党格局被进一步固化，主要表现在：第一，两大主流政党继续走向衰落，第二，德国选择党已经在德国政治体系中站稳脚跟，第三，绿党实现了崛起。 从总体上说，我们可以从2018年以来的巴伐州、黑森州、不来梅州、勃兰登堡州、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州议会选举以及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中观察到上述三种表现：从得票率上看，联盟党和社民党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例外：基民盟在不来梅州得票率上升4.3%)，德国选择党和绿党呈现上升趋势(例外：绿党在图林根州得票率有0.5%的小幅下降)。在2019年的图林根州州议会选举，左翼党得票率第一，德国选择党得票率第二，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左翼和极右两翼成为图林根州的第一和第二大政党，这样政党格局给该州的组阁带来困难，现在图林根州的政府还没有组阁完成。
第二点，各政党现在都在尝试调整政策方向。比如基民盟为了内部的团结，为了政党的现代化，试图重新向右转;社民党其实在向左转，试图在社会公正、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社民党的传统领域重新找回话语权;绿党尝试在社会治理领域拥有更多的领导力;德国选择党在思考如何将东部的成功扩展到西部。所有政党都很重视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数字化等领域的问题。
第三点，共识政治的传统受到侵蚀，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张力。主要表现在各政党无论在联邦层面还是联邦州层面，在进行组阁谈判过程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过程变得非常艰难非常困难，但另一方面，共识张力仍然存在，有很多具体的表现，举两个例子，比如2019年12月社民党进行党代会选举之后，得到的结果没有大家预先设想的那么糟糕。社民党党所提出的改革主张涉及到调整最低工资、气候保护、基本退休金、基本保障的等等，没有提出要给联盟党一个红线，一个最后的通牒，都是说要坐下来谈，对目前《联合协议》进行改变，而没有放出特别狠的话，没有说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不行我们就要离开这样的话。所以共识的张力仍然存在。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所有主流政党到目前为止都选择不与选择党联合执政，无论联邦层面还是联邦州层面，我们还能够找到战后形成的政治共识的印记。
第四点，政治精英的代际传承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德国政坛找不到特别突出的政治精英：卡伦鲍尔能否成为未来总理候选人存在不确定性，新当选的社民党双主席当选后在民众中的满意度不高，绿党的政治精英未来是否能领衔成为政治黑马进行下一届总理候选人选举也尚未可知。卡伦鲍尔虽然在莱比锡党代会上稳住了目前的基民盟，但其实民众满意度一直不高，而且在一些政治决策和事务处理方面，很多时候也不是非常明智。新任两个社民党主席在竞选期间给出的口径是非常左翼的，非常想脱离大联合政府，但等到选举之后就改调门了，重新调整了他们与与联盟党合作的口径。而且目前民众满意度不高(70%不满意，22%满意，8%没有投票)。在西方选举政治中，选举过程中的口径和选举后的政策不一样，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会不会受到惩罚，我们后面再去观察。
下面再分三个方面谈一谈德国政党政治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第一点，民主参与率有所上升。
1、从统计数据上看，2017年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之后，在联邦州议会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选民的参选率几乎均高于上一届，多个选举中都有超过10%的增长，其中萨克森州的参选率提高了17.5%。从人数上看，萨克森州约有52.3万以前不参加选举的人，参加了本次州议会选举，而勃兰登堡州则有约有26.4万以前不参加选举的人，参加了本次州议会选举。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共有以前不参加选举的34.8万选民为德国选择党投票。
2、，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随着德国碎片化政党格局的形成和固化，一些原本对两大人民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持冷漠和失望态度的选民对政治参与表现出了兴趣，或为表达自身的诉求、或为表示自身的不满加入了投票的队伍。
3、需要看到德国政党格局的变化和选民的民主参与是相互作用的，民主参与的人数增加是德国政党格局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但反过来，德国政党格局发生变化后，又吸引了某些选民加入投票的队伍。所以是相互作用的过程。
4、这种相互作用使我们认识到：虽然碎片化的政党格局增加了选举政治的不确定性，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碎片化的政党格局覆盖了更多选民的关切，激发了他们寻求利益表达的热情，对代议制民主的发展有可能会发挥有正向的作用。从这个逻辑延伸出去，或许未来德国政党政治中还会出现新的黑马，为现代多元化的政治需求代言。
第二点，德国政党政治的变化给德国政治的稳定性带来不确定性。
碎片化政党格局带来了选票的分散，每个政党得票率都不高，这时候组阁就会出现困难，大家回想一下2017年大联合的组阁过程，以及目前还没有组阁成功的图林根，组阁的困难给德国政局带来了不确定性。另外，政党政治的变化给政府稳定性带来困扰。在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下，议会议席分散，往往是政党谱系中相去甚远的多个政党会勉强组阁，不但使组阁谈判变得困难，政府在维系过程中往往也会龃龉不断、分歧加重。这还会引发选民对政府更加不满，造成政府解散、重新选举的情况。目前对大联合政府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重大概只占30%左右，不满意和严重不满意的大概占70%左右，所以民众支持率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第三点，德国政党政治的变化给德国政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性问题。
如果说两大人民党的衰落是由于他们没有适时地根据选民的需求，调整政党的政策供给的话，那么走在人民党道路上的绿党应该如何规划下一步的发展呢?坚持维护核心选民利益的同时，扩大在其他领域的政策供给?那么其他增加了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纲内容的两大人民党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不进行政纲的调整，绿党的主张又显然不符合东部州选民的需求。在东部取得成功的选择党，又如何将成功扩展到西部?仔细思考，无论是传统主流政党，还是绿党及德国选择党，在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下，都面临如何定位和寻找自身发展的政治空间的问题。
对于未来的德国政党的发展我想给予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我认为未来或许会出现新的政党，由那些从老的政党脱离出来的精英组建，他们的优势是可以抛开历史的包袱，摆脱传统政治派别的束缚，以全新的、能够吸引当前选民需求的政治纲领重新搅动德国的政治格局。类似于马克龙重新组建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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