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侦查权配置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司法体制改革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侦查权的配置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保障形势和人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理论和实务界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探索出路。
侦查权配置的六大误区研究
个人认为，当前关于优化侦查权配置的研究存在六个误区:
一是只看表面问题，不注重原因分析。当很多人提到侦查权存在的问题时，他们会列举出虚假立案、长期拘留、刑讯逼供等问题。，但他们往往未能深入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
二是过于注重侦查权的监督，不注重侦查权的保护。单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公安机关的侦查权似乎比一些国家更宽。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关制度和缺陷，以及缺乏对公民违反程序性规定的明确有效的处罚措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权往往难以发挥有效作用。显然，单纯寻求束缚警察的手脚，不应该是优化侦查权配置的基本方向。
第三，过于关注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对被害人的权利关注不够。在侦查活动中，要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同时更要注重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及时弥补被害人遭受的损失。只有这样，侦查工作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刑事诉讼活动才能顺利进行。
第四，我们只在事实的基础上设计系统，而忽略了相关支撑系统的研究。例如，为了防止刑讯逼供，有人建议将整个讯问过程记录下来，并在立法中明确记录。这一制度对防止刑讯逼供有积极作用，公安机关在实践中也在不断探索。然而，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使录音和录像系统发挥作用，还必须跟进相关的支持系统。录音录像的核心要求是做到全程如何保证每次讯问都有足够的侦查人员承担录音录像任务？此外，由此产生的设备和人员支持问题也需要一并考虑。没有这些支撑系统的实施，讯问录音录像系统只能它看起来很美。
第五，只重视公安机关的监督，不重视其他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学者们提到监督和约束时，一定要注意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分离是唯一的最高标准和对最大价值的追求。但在表达上，往往只针对公安机关，进入双重标准思维模式，无视其他机关立案、自己调查、自己逮捕、自己审判等客观事实。无论是对侦查权和起诉权的监督，还是对司法权和执行权的监督，二者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标准要统一。
第六，保证公正的措施很多，提高效率的措施很少。迟到的正义就是不正义。如果不能有效提高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和效率，甚至过分约束侦查机关的手脚，必然导致破案率下降，受害者权益得不到及时补偿，社会秩序得不到及时恢复。
影响侦查工作发展的四个因素
在我国，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调查任务十分艰巨。相比之下，侦查权的配置远远不能满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实际需要。公安机关面临的困难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侦查工作。受经济水平的限制，我国对侦查机关的投入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缺乏高素质的执法人员、培训体系不完善、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经费和设备不足等方面。中国警力配置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在XX年，公安机关的数量约为190万，人口比例仅为1 多一点，而日本是2.2 ，美国是3.5 ，俄罗斯是8.46 。紧张的警力使得绝大多数警察常年超负荷工作，侦查人员要同时处理多个案件，往往只先处理突发事件，暂时先拖慢其他案件，使得看似漫长的羁押期远远不够，侦查取证工作无法深入开展，不得不采取先抓人后取证的做法。资金短缺是公安机关的一个长期困扰。国外警方广泛采用的高科技检测手段，由于资金原因，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无法采用。
第二，社会的快速转型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明显不同于西方经验的转型期。一些在发达国家不是问题的东西，在现阶段可能成为中国的突出问题。比如流动人口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一般大城市的流动人口犯罪可以达到一半以上。在一些移民集中的城市，如深圳，流动人口犯罪达到90%以上。但社会管理远远落后，信用体系缺失，难以约束无居所、无收入来源、无亲友的流动人口。另一个问题是犯罪率高。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从XX年的360万增加到近几年的460多万。同时，犯罪手段不断更新，情报、组织、暴力程度不断提高，大大增加了侦查难度。
第三，执法环境给侦查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受社会文化水平的制约，大众心理受传统报应观支配，对犯罪抱着强烈的仇恨态度，认为罪犯应该抓住它保外就医，监视居住，就是纵容罪犯。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不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暴力袭警、围攻执行取证、抓捕任务的民警的现象屡见不鲜。作证义务在我国难以履行。
第四，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手段和措施无效。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在立案方面，没有明确规定在立案前的刑事诉讼中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对于大多数案件，如果不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审查，很难判断是否立案；(2)在强制措施方面，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比较原则，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逮捕条件等同于起诉条件，甚至等同于定罪条件，以至于逮捕后本该做的很多侦查工作都要在羁押期限内完成，侦查工作比较匆忙。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不明确，执行方式单一，保证人履行监督义务不够。公安机关往往不敢采取这两种非羁押措施；(3)在侦查取证方面，没有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缺乏强制作证，极大限制了侦查机关提取证明等证据的能力，不得不依赖口供；(4)现场处置权不明。许多国家规定，如果嫌疑人或亲属在执法现场不服从警方的指示，警方可以依法采取任何可用的强制措施，直到他们使用武器，而不必担心承担法律责任。由于我国法律不明确，警察往往因顾虑而承担责任，不敢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无法有效控制现场和嫌疑人。
为了优化调查的权力，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弱化侦查权的实现。如果法律没有赋予侦查机关有效的侦查手段，就会迫使部分侦查人员在一定期限内破案的压力下，采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因此，无论是加强人权保障还是推进法治，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侦查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使其能够依法有效侦破案件，而不冒违法案件的风险，这也是优化侦查权配置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优化侦查权配置的总体思路
我认为，在中国如何分配侦查权应该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要确保侦查机关能够及时有效地查获犯罪和收集证据。今天，随着犯罪手段的升级和危害的增加，侦查机关必须做到魔高一尺，路高一尺。犯罪总是在黑暗中。不容易找到并彻底消除它们。即使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检出率也很难超过30%。因此，他们对调查机关的授权是非常充分的。例如，在意大利，特别调查措施是警方调查有组织犯罪的常规方法。当调查人员怀疑某人可能涉嫌黑手党犯罪时，他们可以向法官申请长达五年的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9 11项活动此后，美国颁布了《爱国者法案》，赋予执法机构更大的权力来预防、调查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例如，第203条规定，执法机构有权在不经过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获得与美国公民有关的敏感信息。
第二，必须处理好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人权的前提是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通过立法确保侦查权的有效实施是加强人权保护、解决非正常执法问题的根本途径。如果不解决侦查权的分配问题，侦查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将维持在目前的水平，而且无罪推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排除非法证据讯问时限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律师参与整个调查阶段雇佣律师不需要批准。律师会议不受监控。如果把所有内容都写进刑事诉讼法，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就会失衡，最终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第三，要考虑立法和执法的成本和收益。不用说，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相比，我国执法机构的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仍不尽如人意，违反程序、滥用职权、执法不公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既有执法人员的主观意识，也有成本投入不足的客观问题。就立法而言，许多国家在立法时都会考虑执法预算。在出台法律的时候，会有专项资金和准备工作到位。中国还没有建立这个制度。该法颁布后，行政机关需要向政府申请资金和准备。在许多情况下，资金和准备不能与法律的有效时间同步，甚至严重滞后，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有效实施。因此，在今后制定和修改法律时，成本会计应被视为立法和执法的关键问题。
第四，必须深入研究侦查权优化配置的价值目标。优化侦查权配置，必须坚决避免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思路和方法，单纯地去改革一个方面，用一个现象去掩盖另一个现象。我们应该明确侦查权优化配置的价值目标，并将其放在整个司法体系框架中进行研究和规划，使之真正适合中国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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