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点

教学点只有一位老师。老师姓黄，家住邻村，和我的外祖父同庄同姓同族，按照辈分论，他得叫我母亲姑姑，而我和他的关系，则是表兄弟。

我未入学前，经常跟着母亲到邻村走娘家。这位表哥和我母亲的年龄相差不大，但他却对我母亲毕恭毕敬，打老远看见了，就得老老实实叫一声“姑姑”。同样，遇到他，我也不得不叫他一声“表哥”。那时候，他是和和气气的，无论说不说话，脸上都隐隐挂着温和的笑。我喜欢看这位表哥阳光味道的脸庞，在心里，我觉得和他很亲近。

入学后，表哥成了老师，站在三尺讲台上的他忽然就收敛了笑脸，面孔常常是冷若冰霜。这个样子的他，又让我有些微微的惧怕。

很长时间，我都不知该叫他表哥还是老师。我向母亲道出困惑，母亲给我出主意说，在学校叫他老师，显得尊重；在其他场合叫他表哥，显得亲切。我为母亲这了不起的主意得意了很久，仿佛这主意是我早就在心中盘算好的，不过是借助母亲的口说出来而已。但是得意之后就是失落，因为我发现，像被谁捏住了小辫的小鬼儿，只要见到他我就会紧张，只要一紧张，我口中不由自主地蹦出来的词就都是：老师。直到后来我跳到馆里小学的二年级就读，他不再教授我的任何一门课程，“老师”的称谓才重新恢复为更为世俗化的“表哥”。殊不知，在教学点的那段时光让我对“黄老师”这个称谓也有了感情，甚至是比对“表哥”这个称谓更为贴心贴肺的感情。

作为一名被小学发配到教学点的教师，黄老师是称职的。至少，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未因农事和其他事情耽误我们一节课，而在当时，教师旷课、学生放羊的场景其实是随处可见的。

黄老师写的板书很好看。在我们眼中，他像是一个变戏法的艺人，只需手捏一小截短短的粉笔头，那些比印在课本上还要端庄漂亮的汉字和拼音字母，就从黑板上窜了出来。似乎那些汉字和字母原本就躺在那里，黄老师只不过是轻轻念了一声咒语，它们就奉命而出。

黄老师读课文很好听。他不用普通话，也不用方言，他用的是普通话夹杂方言，方言勾连着普通话的腔调。这样的腔调就像是一只蜻蜓，在我们的教室里蹁跹，在我们的耳蜗里起舞，最后又贴紧了我们的喉舌，修正着我们对于课文的感悟。数年以后，我才明白，这是黄老师普通话蹩脚的体现。又过了好多年，我才明白，黄老师蹩脚的普通话恰恰更适合我们那群被方言浸泡已久的孩子。我们从方言深处出发，经由他的嗓音，窥见了普通话的奥妙。

黄老师烧的水也好喝。水是和我们每一家都一样的水，都来自村子中心区域的那口老井，黄老师趁着课间休息的空隙，挑着担子正好能走一个来回。黄老师把烧开的水倒进镂空铁皮暖壶里，将暖壶放在他办公室的门前，任我们拿着从家中带来的瓷杯或陶碗取用。我们总是喝了再喝，一副不知足的样子，觉得再没有比这里的水更为好喝的饮品了。现在，当我临时回忆起这些过往的时候，才发觉，那水之所以好喝，其实缘于我们对于黄老师的崇拜。在这件事上，我们都无意中在物质和感情之间做出了一个隐含着的抉择，抉择中，我们倾向于感情的幅度更为明显一些。

我当然也恨过他。那是在他罚了我的站和打了我屁股的时候。都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可等不了那么久，我只等到放学之后教学点的人走光了，就开始实施复仇计划，而我复仇的地点，就是教学点墙外百十米处的地瓜田。那块地是黄老师的，中午或下午放学之后，我常会看见黄老师站在那块地里锄草，蹲在那块地里顺秧。黄老师惩罚我，那我就惩罚他的庄稼。我猫手猫脚地来到地瓜田里，咬紧牙关将瓜秧用力向上一扯，肥硕的地瓜蛋子就随着秧苗破土而出。接下来，我得把秧苗拧断，把地瓜蛋子抱到不远处的河沟里，用枯木架火烤熟，安慰一下肚子里的馋虫。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在教学点和黄老师打招呼的声音。我惊恐万分，夺路而逃，地瓜像皮球一样从我怀中滚出来，钻入浓密的秧苗下。

一连几天，我都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我害怕黄老师忽然喊到我的名字，把我拎进他的办公室。然而，直到冬天教学点解散的时候，让我恐惧的场景也没有降临。于是我觉得我是在杞人忧天、自寻烦恼，那天的事情，黄老师一定没有看见。直到好多年后的春节假期，我去邻村给舅舅拜年，恰好黄老师也在，舅舅指着我对黄老师说：“他还当过你的学生呢。”黄老师接过话茬说：“想当年，他还祸害过我的地瓜哩。”语气中没有一丝指责和戏谑。

此后好多年，我都没有再见过黄老师。只是从亲人们口中零星地得知，他生了病，身子骨垮了，至于什么病，大家要不然是不清楚，要不然就是讳莫如深。

最后一次遇见他是在外祖母的葬礼上。辞灵的时候，他是跪棚贤孙中的一员，作为同辈人，我得向他作揖，他须向我回礼。在我的记忆里，黄老师长得英俊、高大，而我眼前的黄老师一副邋遢的样子，他的手扶着他的腰，他的腰弯在半空中，怎么直都直不起来。

（四）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仇人是在教学点出现的。他叫黄加一，坐在我左前方的位置上。

我曾在一首诗里写过他，在那首诗里，我把与他之间的恩怨推迟到小学四年级。我这样写，只是執意要把仇恨推迟，不想让人看到人性的丑和恶在我的心中过早地萌芽。

黄加一个子不高，脸上肉嘟嘟的，一副婴儿肥的样子。他力气虽小，却能称雄整个教学点。我们并非是在畏惧他，我们畏惧的是他的父亲。他父亲在村委会占据一席之地，说话颇有几分分量，村里人都惧怕他。从村庄权力划分来看，他无疑是我们村的“贵族”。而上一代的权力结构，无形当中也渗透到了我们这代人身上。黄加一继承了他父亲的权术，用自己淘汰下来的橡皮和铅笔头收服了三个小马仔，他们分别是尹三强、赵远亮和李豆豆。他带着他的马仔横行教学点，从未有人对他的权威提出过质疑，就连人高马大的张晨刚看见他，也尽量避而远之。

在教学点的那段时光里，黄加一成了我绕不过去的梦魇。我恨他把抢我的三颗玻璃球分别送给了他的那三个小马仔，尽管那三颗玻璃球也是我从表妹手里抢来的。我恨他把从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捉来的五只毛毛虫放进了我的文具盒里，并趁机拿走了母亲刚给我买的铅笔和橡皮。我恨他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将我的语文课本偷偷撕下一页，把它折成了飞机，并把飞机放逐到院外的麦地里，而我却以一个看客的身份仰着头目视着它像一只大雁般越飞越远。我记得那张纸上印刷着一篇叫作《秋天来了》的课文，当老师一遍遍领读“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片片黄叶从树上落下来，一群大雁往南飞……”的时候，我的脑中浮现的是那架纸飞机飞翔的姿态。

我恨他的还不只是这些。我还恨他的“拈花惹草”。在教学点里，我恨他不但稀罕班花杨敏，还稀罕我稀罕的卢丽丽。上课的时候，卢丽丽是我的同桌；不上课的时候，我们玩过家家，玩过家家的时候，卢丽丽是我的新婚妻子。我喜欢她把捏成饼状的泥巴用碎玻璃片切出一片片，仰着头微笑着把它送到我嘴边的动作；我喜欢我们两个趁着老师不注意，爬过院墙在庄稼地里追蜻蜓、赶蚂蚱的快乐；我喜欢偶尔吹进院子里的一阵风，喜欢那阵风在吹过卢丽丽之后，紧接着又吹过了我。而黄加一的存在，让我喜欢的那些“喜欢”显得岌岌可危，他让我整日忧心忡忡，生怕卢丽丽将我和黄加一的身份在她的心中互换。

我将我的仇恨以及忐忑不安交给了文字，一如现在。无数次，趁着四处无人，我用从黄老师的讲桌里偷来的白色粉笔在我们村任何一面稍微平整的墙壁上写下我的诅咒，那些雪花一样的咒语紧贴着墙面，显得醒目而有力。墙面之上，黄加一和他的十八代祖宗，以及他们世代繁衍的秘密，被我复习了一遍又一遍。那些缺胳膊断腿的汉字里，偶尔也会夹杂着一些诸如圆圈、箭头似的奇怪符号。作为一年级的小学生，很多字我还不认识，我只能借助这样的符号来执行对黄加一的审判。

最后一次在墙壁上对黄加一进行诅咒的时候，我被黄加一抓了个正着。黄加一和他的小跟班一人在我屁股上踢了两脚之后，将我扭送到教室里。当着全体同学的面，黄老师又在我屁股上补了两脚。我不在乎全班同学，我在乎的是我的同桌卢丽丽，我在乎的是卢丽丽全程目睹了老师踢出的那两脚：抬腿、瞄准、投射，扑通，扑通。随着目标被击中，我和卢丽丽维持了好几个星期的“夫妻”缘分走到了尽头。

造化弄人。许多年之后，我对黄加一的仇恨因时光的蒸煮而消散，我们成了偶尔联系的哥们。有一年春天，他突然打电话过来，邀请我回村参加他的婚礼。他牵着新娘的手走进了婚礼现场，尽管隔着厚厚的脂粉和二十多年的时光，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没错，是卢丽丽，是我的同桌卢丽丽，是我二十多年前玩过家家时的“新婚妻子”卢丽丽。卢丽丽一袭白色婚纱，无比端庄地和黄加一站在一起，幸福和感动充盈着她左边美丽的眼睛和右边温柔的眼睛，一如多年以前。只不过，隔了多年的时光，她终于在心里把我和黄加一的位置进行了对换。

造化接着弄人。前年春天，黄加一跟着他的亲戚去省城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在摩天大厦的脚手架上，立足未稳的他就像是那架他用我的课本折成的纸飞机一样，摇摇晃晃地从高处飘了下来。

黄加一，我的同学、哥们和曾经的仇人，当我以文字的方式再一次回顾他的时候，我的心里不仅仅是怜悯和悲痛。没来由地，我忽然想再恨他一次。

我恨他。我恨他让我们村的土地，又结出了一个毒瘤似的疙瘩。

我恨他。我恨他残忍地让两个孩子，成了孤儿。

我恨他。我恨他让我的“妻子”卢丽丽，成了寡妇。

（五）

我是在村委会的杂物室里看到那口钟的。

阴暗、潮湿的杂物室里，淘汰的门窗、栅栏、电话机、电表盒以及五花八门的纸张，杂乱无章地堆在那里。因为久未有人光顾，杂物之上堆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那些沉睡的尘土，也散发着霉烂的味道。如果能有哈扎尔人捕梦和释梦的本领，你一定能够看到，它們的梦也在发霉，尽管它们在梦里置身于阳光之中。

那口钟就隐藏在这些尘土的躯体里。它像是一位遁世者甚至厌世者，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开始拒绝鸣唱。

那口钟先前不是这样的。二十多年前，教学点还没有撤销的时候，它是作为实用器具悬挂在教学点院落里的那棵老榆树脖子上的。虽然山高皇帝远，主管教学点的馆里小学的校领导很少来此督查上课情况，但黄老师却对上下课一丝不苟，严格按照上级小学的标准行事。黄老师办公室桌子上端放着一座挂钟，时间一到，他就大跨步走到老榆树下，用平时斜靠在树根部的小铁锤敲响那口铁钟。

我第一次见到那口铁钟，是母亲牵着我的手走进教学点院子里的时候。那口钟挂在低处的树杈上，显得笨重、沉闷，它的躯体被一种质地粗糙的黑浸染，显得尤为沧桑。钟的表面，锈迹一层摞着一层，像是腐烂已久的棉絮。很难想象，这样一口钟能发出什么声音。甚至，很难想象，这样一口钟居然还能发出声音。我在教学点学到的第一个道理是“人不可貌相”，尽管这句话要等到数年之后才会被我看到。因为顷刻之后，那口钟就用看似和自己的身躯风马牛不相及的声音，反击了我的质疑。在黄老师的敲击之下，一种轻盈的、悠远的、回环不绝的声音在空中飘了起来。我似乎能够看到，那些柔软如棉花的声音缓慢地向着高空飞去。不久后的某一天，教学点的上空出现了一朵无比肥大的云，它静止不动地卧在那里，显得壮美、悠闲。我怀疑，那朵云的前世，就是不久前从铁钟上飘走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钟声和教学点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在本地，除了教学点，任何人家都不可能敲钟为号。那些好听的钟声缠绕于北邱庄的上空，本地人已经将它视为村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便你是外来人，循着声音的路径，你也可以很轻易地找到那所毫不起眼的教学点。

如果你曾生活于这所教学点，你肯定知道铁钟不远处的西墙根下，有一个堆积着高于平地半米的垃圾的地方。那时候，村里的孩子基本没有零嘴可吃，没有零嘴可吃，也就没有五花八门的包装袋被丢弃，所以，那时候连垃圾都是单一、干净的，无非是一些尘土和粉笔末。有一次雨后，我打那里经过，发现在雨水的冲刷下，那上面竟然出现了许多小铅笔头，那些小铅笔头厘把长，已经短得无法用手握住，因此遭受了被人遗弃的厄运。在雨打尘磨中，铅笔头儿的木质外壳已经部分腐烂，但它最中间的那根小铅条还完好无损地保持着自己的质地。我突然有了主意，把它们收集了起来，回到家中，我用小刀沿着中线将铅笔头里的铅条取出来，将它们插在筷子一样长短的单节高粱秆上，一支支新铅笔就这样被造了出来。第二天，我将那些高粱秆铅笔拿到教室里炫耀，其他孩子羡慕不已，于是，他们也开始效法我的所作所为，钟声一响，大家就夺门而出，聚拢于铁钟侧下方的垃圾堆旁，开始一段另类的寻宝历程。我曾拿那些铅条仔细观察，发现铅条和铁钟拥有共同的颜色。我为自己的发现惊喜不已，因为我由此想到，既然铁钟发出的声音可以升空成云，那么铁钟身上的颜色当然也可以落地成铅。

教学点距离我家百十米的样子，有时候，下课的钟声一响，我立刻就如离弦之箭射出教室，再借助院墙上的某个豁口跳出学校，一路小跑回到家中。让我惦记的，有时候是桌子上的一枚糖果，有时候是油碗里的几块猪油渣子，有时候则是昨天没舍得吃完的半块月饼，我将它们含在嘴里，来不及吞下就着急忙慌地向着教学点跑去。才刚翻墙入院，上课的钟声就响了起来，同学们开始在教室里坐定，等待老师的到来。

隔着密密麻麻的旧时光，在村委会的储藏室，我用手指敲碰那口铁钟，却发现，除了搅动了一些依附于它身上的尘埃，它没有给我一丝回应。而在二十多年前，作为北邱庄教学点一年级肄业生的我们，正是在它的祝福声中离开教学点，像水滴一样跳入人生的江河，并被江河隐藏了起来。

或许，我们应该向这口铁钟道歉：我们的中途散场，致使灰心丧气的它抛弃了自己的好嗓子。

或许，我们应该向北邱庄教学点忏悔：我们的集体背叛，直接促成了它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