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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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方政府作为地方高校外部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根本利益诉求在于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同发展。然而，地方政府财政投入的功利性、绩效评价与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削弱了该良性协同效应的建立基础。本研究引入高等教育其他外部治理主体为辅助变量，运用1999至2011年间31个省份面板数据，以空间相关性为基础，构建动态VECM模型，对两者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长期因果关系以及强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勾勒出协同效应分区域的不同表现。研究结论如下：两者之间大多只存在单向的短期或长期因果关系，还未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高等教育的其他外部治理主体在促进两者协同效应上发挥了协调作用；协同关系不存在全国统一模式，需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制定针对性政策。

关键词：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区域经济；协同效应；因果分析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做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战略部署，而实现教育现代化，教育治理要率先现代化。随着大学章程的推广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规范（试行）》的实施，高等教育内部治理逐步步入正轨。然而，中国高校尤其是地方普通高校的外部治理环境仍不容乐观。首先，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区域间差距已经非常显著。以2011年为例，全国地方普通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元，发达省份最高可达元，欠发达省份最低7589元，相差近六倍。其次，地方财政对高校的公共财政拨款普遍存在“过程简单化”和“内涵模糊化”现象，产生绩效评价标准不一、问责主体模糊等问题，导致对投入效率进行合理评价的基础不牢。再者，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主观努力程度不足，预算支出制定更倾向于刺激经济增长，具有短视性和功利性，而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公共支出通常会被削减或者停滞。那么，上述问题是否会抑制地方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协同效应的产生？若考虑其他外部治理主体参与，是否存在多治理主体的协同效应？在政府主导的治理环境中，外部治理主体能否通过追逐自身利益诉求来间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根据各地不同的治理环境，合理安排地方普通高校的外部治理结构，实现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事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景。

根据Schultz等人的理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例。刘青通过对已有文献综述后发现，政府在教育财政上加大投入，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GDP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为经济实体输送优秀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应当得到政府在财政上的倾斜和支持。然而，政府作为高校的直接投资办学者，通过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将财产投入到高校，由此导致投入财产的低流动性，并且承担着财产投入后被乱用的风险，可见契约又是不完备的。围绕怎样处理好这一对矛盾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一，运用菲德两部门模型探讨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部分学者通过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投入呈现出“负”外溢性。对于这种负效应，王鹏和李明建议实行政府问高等教育财政横向转移支付，这样对平衡地区间高等教育财政水平的差距、引导和调动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重要作用。其二，开展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互动研究。赵树宽等认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和人力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且影响显著。陈霞的研究表明，GDP与高等学校经费投入、专任教师数和在校生数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且高等学校经费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正向拉动作用。许爱景通过引入省际面板数据解释了区域间影响的差异，研究从耦合协调的视角表明：短期内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投入都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经济增长也只在东部是高等教育投入的主要原因；在长期内，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总体上都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

综上，现有研究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研究对象未按投资主体进行分类，所有高校一概而论。投资主体是中央还是地方，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总量与结构上差异明显，对经济增长贡献也不相同。第二，忽略利益相关者的影响。随着高校规模扩大、社会影响力增强、主体权利意识强化，高校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高教事业，其影响力不容忽视。若仅探讨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二元协同效应，会造成相关变量的遗漏。

针对以往文献的不足，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组成多元分析框架，检验我国东、中、西部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面板数据因果关系。研究中将代表家庭投入的学费和代表民间投入的其他总收入纳入模型以减少误差，并且充分考虑了地区间差异，由空间相关关系延伸到时间相关关系，组成符合认知心理学规律的因果分析框架，从东、中、西部因果关系中得到对应的协同效应模式，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为1999-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均取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为避免二元模型遗漏变量导致伪回归，本研究选取四个变量建立多元分析框架：（1）描述经济增长的“人均实际GDP”（PGDP）。该数据由名义人均GDP和GDP平滑指数计算得出（以2000年不变价格为基础）。（2）代表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人（以下简称财政投入）的“生均财政性教育拨款”（PFA）。与中央直属高校不同，地方政府受制于财政状况，难以为地方高校提供足够的资金，因此来自学生家庭的投入和民间资本的投入对地方高校的影响不容忽视。（3）代表家庭投入的“生均学费”（PTF）。（4）代表民间投入的“其他总收入”（TOI）。其他总收入=事业收人一学杂费+其他收入+捐集资收入。为消除数据波动带来的异方差问题，对所有数据均取自然对数。由于需要分别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故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方法进行划分，即东部省份11个，中部省份8个，西部省份12个。

三、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东、中、西部地区省份观测值的空间集聚性会直接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对因果关系相关变量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自相关分析，通过研究指标变化趋势和散点图分布特征，为因果分析结果提供佐证。全国层面上反映经济增长、财政投入、家庭投入和民间投入指标的空间自相关情况如表1所示。

根据Moran指数I，经济增长和民间投入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正向空间集聚性且显著，两项指标的Geary系数C小于1，且其z值（表1中所有Geary系数C的z值均小于0，限于篇幅，数据备索）均小于0，说明经济增长和民间投入在全国范围内的正向空间集聚性表现为低一低集聚。财政投入的Moran指数I具有正向空间集聚性，Gearx系数C虽均小于1，但部分年份低一低集聚显著，部分年份并不明显。家庭投入的Moran指数I在2007年之前不存在空间自相关，之后却呈现显著低一低集聚。由于普通高校学费水平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因而难以确定变化来自于全局或是某个特定区域。

上述分析显示，经济增长和民间投入的全局空间集聚性显著，但财政投入和家庭投入不可简单定论，需要对其进行局部自相关分析。以下运用Moran指数I散点图对比分析1999年与2011年的财政投入和家庭投入，以验证区域因素是否会导致空间集聚性不显著。

由图1、图2可知，位于一、三象限的省份居多，说明财政投入具有区域聚集特征，且以高值聚集或者低值聚集为主。落在高一高集聚区内的省份财政投入较高，由表2可知，这类省份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值得关注的是，西藏、青海等典型西部不发达省份同在该区域且更加显著。东部财政投入高是由于本身经济实力较强，有能力加大对本省教育投入，但结果不显著表明东部地区利用经济增量反哺高等教育的程度不足；而西部省份较高的财政投入水平得益于国家长期对西部高等教育的转移支付，表明国家仍然是西部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有力保障。低一低集聚区主要来自中部省份，其中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观测值表现显著，低财政投入与经济发展状况明显相关。无论是高值聚集还是低值聚集，在区域分布上都趋于稳定，说明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有很强的路径依赖，都不愿轻易改变现状。

对于家庭投入而言，同样具有区域聚集特征。由图3、图4可知，大部分省份位于第二、三象限，低值聚集说明家庭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由表3可知，高一高集聚区主要由中部和东部省份组成，但均不显著，2011年仅有上海、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在1%水平下显著。对于表1发现的家庭投入空间相关性突变问题，通过对2007年前后省际局部观测值相关性分析可知（限于篇幅，数据备索），该变化是由于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省份突然形成低一低集聚区。可能的原因是，2007年国家集中颁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等六份文件，基本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国家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加大对普通高校贫困生资助力度，中央政府对西部高校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力度较大，家庭投人不是西部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低值聚集显著。相反，若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不足，学费作为教育成本补偿机制的作用就会放大，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方面能够弥补财政投入不足造成的效率损失。对于财政投入低值聚集的中部地区而言，可能会凸显家庭投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点在下文将得到进一步论证。

综上，政府、家庭、民间等各利益相关主体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区域间差异十分明显，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协同增长并不存在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总体规律。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在解释性上的呼应再次说明时间关系是空间关系的衍生，符合认知因果性的逻辑顺序。

四、基于动态面板VECM的因果检验

以下将运用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为满足VECM分析的前提条件，需要对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性分析。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有效性，必须对各面板序列平稳性进行检验，这对于本文时间跨度比较短的情况更为适用。考虑到面板异质性问题，本研究采用IPS单位根检验，对四个变量及其一阶差分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稳定性和单整阶数，结果如表4所示。

对于全国而言，IPS检验表明：家庭投入和民间投入平稳，经济增长和财政投入均不平稳。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两个变量检验结果平稳，为同阶单整，可以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投入进行协整检验。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投入变量平稳，而经济增长、财政投入和民间投入不平稳，一阶差分以后才同阶单整，因此需要对这三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对于中部地区，民间投入平稳，经济增长、财政投入和家庭投入不平稳，但是一阶差分后只有经济增长和家庭投入变量检验结果平稳，财政投入二阶差分后才趋于平稳，因此只能对经济增长和家庭投入两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二）面板协整检验

IPS检验表明模型主要变量都非平稳，需要利用协整检验来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本文采用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方法，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结果显示，四个模型的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统计量均显著。从全国来看，财政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协整关系；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投入、民间投入和经济增长三元协整关系显著；中部地区检验结果说明家庭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协整关系。由此可见，若不加入辅助变量，会难以发现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相关的高等教育驱动因素，东部和西部地区则有可能因遗漏变量而产生回归偏倚。多元协整检验解决了上述问题。

（三）实证结果

基于多元协整的存在，运用动态面板VECM分别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短期因果、长期因果和强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首先，不考虑辅助变量，进行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二元因果检验，以便进行对比分析。然后，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增加通过协整检验的辅助变量进行多元因果分析。

1.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二元因果检验

二元因果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从全国、东部和西部来看，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具有短期因果、长期因果关系，且强因果关系表明，两者均是影响对方长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都是正向影响，而经济增长对财政投入的影响均为负值。也就是说，高校财政投入的产出——专业人才和先进生产力，能够为经济增长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增长带来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并没有激发政府对高等教育更大的热情，地方政府财政投入的功利性、绩效评价与问责机制的不健全确实抑制了两者协同效应的产生。另外，中部地区由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投入的单整阶数不同，不能进行因果检验。由于中部地区财政投入的单整阶数和东西部财政投入的单整阶数不一致，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检验的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以下的多元因果分析将分地区进行。

2.增加辅助变量的地区多元因果检验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没有考虑辅助变量的情况下协同效应显著，但在加入存在协整关系的民间投入变量之后，多元因果检验结果将发生变化。另外，中部地区不存在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只能分析家庭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考虑民间投入的影响，东部地区多元因果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短期内经济增长和财政投入互为因果。长期影响中，一方面经济增长和民问投入共同对财政投入产生长期影响，强因果检验表明经济增长显著提高了政府高教投入水平，而负影响来自于民间投入；另一方面，不存在从财政投入到经济增长的长期因果关系。上述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虽然拥有大量财政资源，但投入到高等教育的资金使用效率随着时间推移而递减，不具有持续性。这源于经济增长对民间投入有显著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强因果检验显示经济增长促进了民间投入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使得民间投入对财政投入产生“挤出效应”。

考虑民间投入的影响，西部地区多元因果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短期内财政投入无法促进经济增长，只存在民间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负向短期影响。这与二元分析结果不同，充分说明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现状。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和民间投入共同对财政投入产生长期影响，强因果检验显示地方政府乐于用经济发展成果反哺高等教育，但总影响为负的原因仍在于民间投入对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长期内也能够影响民间投入，但这种影响是负的，说明来自西部地区外的民间投入对区域内民问投入也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西部地区本地产学研水平还有待提高。另外，西部地区同样不存在从财政投入到经济增长方向的长期因果关系。

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财政投入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表9仅显示了家庭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单向短期因果关系，结合长期结果表明，家庭投入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公立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投入主体仍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能够对家庭投入产生长期影响，这一点也通过了强因果检验。中部出现的情况主要是由财政投入过低造成。例如，2011年地方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低于元的10个省份中，传统意义上的中部六省（除去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占据5个，最低的河南省仅有8815.19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1元。家庭投入承担了弥补教育成本的重任，但也仅限于基本教学需要。真正影响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是财政资金的投入和引导，是产学研的有效结合，这才是中部地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

3.小结

回归到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同关系上，表10结合上述检验结果对此进行了总结：全国范围内，经济增长与财政投入之间既互为短期因果关系，又互为长期因果关系，这与现有文献研究的结论基本吻合；但是，中部地区二者之间的协整关系未通过检验，并不存在显著的短期或长期因果关系，使得这一双向协同规律在全国层面上并不具有普遍性。东部地区在加人民间投入这一辅助变量后，虽然短期内经济增长与财政投人仍互为因果关系，但是长期因果关系由双向协同变成单向影响，即只存在经济增长能够显著提高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水平的单向因果关系，而高校对财政投入的使用并未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在加人民间投入这一辅助变量后，短期内经济增长与财政投入之间已经不存在因果关系，从长期看也只有经济增长对财政投人增加的单向因果关系。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对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协同效应进行多元分析，有利于揭示两者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内在联系，对于国家促进教育公平、从时空视角合理配置有限的教育资源、完善高等教育外部治理结构以及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研究发现：分地区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发展之间大多只存在单向的短期或长期因果关系，还未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高等教育其他外部治理主体的投入水平影响了两者协同效应的发挥。具体而言，财政投入高一高聚集的省份，其民间投入水平比较高，对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弱化了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财政投入处在低一低集聚区的省份，通常民间投入也相对较少，需要家庭投入承担更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但这种协同效应不利于区域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家庭投入显著低一低聚集的省份多位于西部，该地区高校更加依赖中央扶持西部转移支付的财政投入及发达地区支援西部支付的民间投入，前者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后者则使得高校创造的价值部分回流向发达地区，从而使外部治理主体的投入均未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

鉴于以上结论，本研究建议：在构建现代化高等教育外部治理机制时，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积极性，根据不同区域做好具有差异化和针对性的规划。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应当制定政策扩大产学研对接的范畴，引导东部地区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向中西部地区。对于中部地区而言，一是要确保财政投入足额到位，并制定政策保障增量投入的使用效益，避免出现东西部地区财政投入长期效率不高的问题；二是要充分发挥当前阶段有限财政投入的导向作用，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制定阶段性而非形式化的投入政策，弥补民间投入不足的缺憾，激发高等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潜能。西部地区的政策重点还是如何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永远依赖中央的政策支撑和民间的外部援助并不现实。只有经济水平提高了，方能加大对地方高校的财政投入，高等教育反哺区域经济的基础才能建立。一系列政策制定的目的在于，最终形成中央宏观管理、地方重视绩效、民间广泛参与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