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仓库是用来贮存物品的特殊建筑。本文以明代历史发展的时间为顺序，简单介绍了各类具有不同职能的仓库，并初步分析了对仓库造成较大影响的诸多社会因素。
【关键词】 仓库；职能；监管；制度
仓库，供贮存物品之用的建筑。仓库的历史源远流长，对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而言，它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射出其统治的兴衰成败。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状况对仓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在此对明代的仓库略作介绍和分析。
一、仓库的种类
1、军储仓
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将扫除各地军阀割据势力，重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视为首
要任务，因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自然要服从于军事征伐这个中心。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洪武四年(1371)，明政府在京师南京设了约二十处储备军粮的仓库，即“军储仓”，其收储军粮达六百万石。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在临濠、临清两地设置军储仓，以图军粮转运便捷之利。朱元璋巩固疆域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推行屯田制，军储仓也就成为与屯田制相配套的重要物资囤放集中地。军士们将屯垦边地所得的粮食贮存于军储仓中，军储仓也就极大地关系到戍边军士的生计，在明代初期成为基本的粮饷来源。明政府在军队编制方面实行卫所制度，卫、所都是基本的军事组织单位。卫所制下的军储仓，也叫“卫仓”。《明史》记载，南京的卫仓曾达到四十一处。明成祖朱棣迁都后，北京设置了三十七处卫仓，拱卫京畿的天津、通州等地也都设有卫仓。军储仓的设置有力地支持了明政府的军事行动，巩固了中央集权，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
2、预备仓及济农仓
明朝初年，政府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其重要举措之一是抑制豪强、重视民生、给民实惠。洪武年间(1368－1398)，政府在全国州县设置“预备仓”，作荒年时赈济百姓之用。宣德七年(1432)，周忱任江南巡抚，利用当年农业丰收的机会，令州县以官钞收购米粮二十九万石囤积于仓库，又通过征收加耗余米四十万石充实仓库。周忱命名“济农仓”，其贮米有三用：一、用来抵补漕运损失及拖欠；二、可作为兴修水利的经费；三、用作荒年赈济。皆用借支办法，秋成抵数还仓。［1］从预备仓发展到济农仓，可见随着明朝统治在全国逐步确立，社会经济的不断恢复和发展，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越来越得到充分的体现。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政务的转型，仓库的社会功用自然由单一性发展到多样性。
3、内库与里库
隶属于明中央行政机关内阁六部的仓库称为“内库”。内库设置在京师的皇城中，将内库分门别类，又可分十类，其列表如下：
库名 贮藏物
①内承运库 缎匹、金银、宝玉、象牙、犀牛角、翠羽
②广积库 硫磺、硝石
③甲字库 布匹、颜料
④乙字库 军装上衣、靸鞋、皮帽
⑤丙字库 棉花、丝棉
⑥丁字库 铜铁、兽皮、苏木
⑦戊字库 弓箭、弦条、盔甲、军器
⑧赃罚库 没官物
⑨广惠库 钱钞
(10)广盈库 纻丝、纱罗、绫锦、紬绢
其中①、③、⑤、⑥、⑧、⑨属户部；②、⑦、（10）属工部；④属兵部。洪武十七年(1384)，又创设了天财库(收贮钱钞和皇城各门钥匙)、供用库(贮藏粳稻、熟米、黄白腊、芽茶、叶茶、芝麻、沈香等)，后来上述两库也被吸纳到内库的范畴。值得一提的是设在宫城中专门供给皇室贵戚消费的仓库，如：内东裕库、宝藏库……统称之“里库”。里库不隶属于六部机构，其管辖权在宫中宦官十二监、四司、八局机构。［2］和里库相对的是“外库”，如位于会极门、保善门和南城附近的瓷器诸库。此外，像神乐堂、牺牲所、太常、光禄寺、国子监等专职机构也都设有贮藏物资的仓库。
4、太仓库
太仓库为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设置，隶属于户部。其物资来源比较广泛：(一)各直省州县加派的一部分米粮经缴折后的银钱；(二)内库中的绵丝、绢布、马草、盐课、关税经折合的银钱；(三)籍没充公的财物和变卖田产的所得；(四)为官店征收的商品保管费用。太仓库与军储仓、预备仓、里库等相比较而言，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将征缴所得的部分物资折合白银后库存，因此太仓库也称“银库”，贮藏的银钱为“太仓银”。太仓库、太仓银的出现，是明代社会工商业和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见证。太仓银的用途较为广泛，例如皇帝的生活开销、官员俸禄、整饬边防等多个方面。弘治(1488-1505)以后，皇室的开支用度日渐浩繁，为了维持礼制排场和奢侈荒淫的生活，朝廷摒弃收支制度、肆意挪用“太仓银”也就成为惯例。嘉靖(1521-1566)初年，内库的支出较弘治时增长了数倍。《明史•食货志》记载了嘉靖、隆庆年间(1566-1572)朝廷大臣曾多次谏请皇帝勿挪“太仓银”和输入内库充作开支费用的事。万历朝(1572-1620)伊始，名臣张居正辅政，为挽救江河日下的明王朝进行了全面改革。在经济方面，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制度的改革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甚大，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中叶以来最好的形势。以太仓库的存银为例，嘉靖年间太仓存银最多时仅二百多万两；至万历六年(1578)，一年入存的白银就达四百五十多万两。人们只需透过太仓库就可直接体会到张居正十年(1572-1582)改革的成效。
二、仓库的管理与监督
仓库的管理与监督也是明政府财政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在开拓财源的基础上，加强对仓库的监管，并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权的关系才是政府实现收支平衡的重要保证。明朝规定：六部主事和科道官员对内库有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太仓库则由户部员外郎、主事直接管理，给事中监督。明代官秩中员外郎为正六品，主事七品，给事中从七品，由此推测太仓库的级别和重要性要高于内库。嘉靖时期朝廷加大了对仓库的监管力度，规定官员们每隔两月必须奏报一次太仓库、内库的出纳情况。附属于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军事机构的仓库，由巡按御史逢三年为周期查算钱粮之数。早在洪武时政府已征收商税、鱼税、盐茶专卖等税，同时派专人押运至中央各部衙隶属的仓库，不过当时还没有确立清检库存货物的监管机制。永乐时(1403-1424)开始对存货逐步验勘和复检；嘉靖二十八年(1549)，政府创设了专门监管库存货物的机构——“验试厅”。凡由地方解到各库的物料、兵服、上供用品，由试验厅官员会同工部、兵部司官验中，合格者给与进状寄库，然后由各库官员进库验收。不合格物品，全部驳回，赔补造解，又规定每月的初九日、十九日及二十九日，验试厅官员会同科道官员进库验收。不难看出，明政府对仓库的监管机制是不断调整和完善的，从设置专职勘验的官员到重视仓库存货收支的凭证，再到勘验的时间、地点，无一处不细致和缜密。
究其原因，这种机制的形成与明中期以来政府财政的日渐拮据有直接的关系。统治阶级为了缓解财政压力，除了加重农民的赋徭负担，对手工业者和商人进行种种压制、掠夺以外，对吏治中的腐败现象和作风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整顿。但明王朝的政治积弊太深、太顽，皇室奢侈、冗官冗食、宗蕃岁禄、添兵设饷……诸多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朝堂上的决策和执行者们，明后期虽有张居正改革，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财政状况。随着改革的失败，明王朝的政局已一发不可收拾，代表着国家财富的各级仓库必然受到相关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和政策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其变迁的历史对封建朝代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三、影响仓库的诸因素
笔者认为：有明一代，对国家仓库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因素是腐朽没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明史•食货志》中认为宦官集团对朝廷仓库的危害最大。明代宦官干政是由千百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衍生出的一颗毒瘤，看似宦官握有权力，其实他们拥有的一切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共同的主子——皇帝。明中后期的皇帝大多数昏聩无能，宦官又得到“天恩”的支持和庇护，因此干预行政、插手司法、总领军事的情况屡见不鲜。作为国家囤积钱粮的中心，仓库自然成为他们染指的地方。宦官拥有督察宫中和中央各部衙属仓库的权力，后来将位于全国交通要津、贸易重镇的仓库也纳入到管辖范围。明正统以后，掌权的宦官经常凭借政治权势大肆攫夺和诈领仓库的财富。他们非法的敛财手段层出不穷，如巧立开支名目、勾结拉拢外官、假传谕旨……尽刮天下之财，中饱私囊。如天启年间(1621-1627)南京内库原存有大量的金银珍宝，后被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以皇帝的名义盗取一空。那时皇帝也许饶有兴致地在深宫禁苑中侍弄着木匠活，岂知奸佞欺诈之徒正悄然挖着大明王朝的墙角，又怎能顾得上国计民生？其所治愈加败坏, 也就无法阻遏农民大起义和明亡清兴的历史趋势了。
【参考文献】
［1］ 《明史》卷153《周忱传》.
［2］ 《续文献通考》卷56《职官考》.
【作者简介】
潘彬彬(1981-)男.史学学士.江苏省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文博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明清社会史.
院校研究是一种新鲜事物。美国院校研究会主席索普定义为“院校研究包括数据的收集、分析、报告，以及指定的参谋工作来帮助高等学校的运行与决策。”［6］这个定义就基本上把院校研究定位为收集、分析、报告数据。这就意味着问题解决管理模式要采取院校研究方法、寻找问题中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工作：第一，院校研究很需要有人专门来收集学校各方面工作的信息，以便了解学校究竟在怎样运行的；第二，院校研究确立了其工作中心是收集、分析和整理学校运行数据。问题解决的高等学校管理模式是“以证据为基础”的管理，收集“证据”即学校运行数据是管理工作的基础，没有学校运行的系统数据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管理。
通过长期地、系统地收集、分类、整理、研究和报告学校的运行资料，就可以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益。学校规模越大，这个工作越有必要，效果也越显著。但即使对小型的以经验管理为主的学校也是如此。这可能是个非常平实但很有启示的结论。如果学校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系统、全面地收集学校各个方面的运行资料，方能发现管理中的问题，找到学校发展目标和学校客观现实之间的对立，然后去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对立，只有这样才可以使院校研究发挥科学管理的作用。
3、问题解决环节
问题发现后需要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问题的解决方案通常可以采取行政会议、小型研讨会或者小型听证会等形式加以解决。行政会议就是由校长或分管问题所在部门的副校长主持，与此问题有关的各职能部门和有关个人组织等参加联合会议，共同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问题解决的步骤；小型研讨会就是组织有关专家、学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讨论问题解决方案，然后提交学校领导，经过学校领导审定通过，责成相关部门和人员予以实施；小型听证会就是通过公开的形式邀请并欢迎学校内各界人事前来一起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案，被邀请者应该具有一定代表性，听取各位代表提出各自的建议意见，然后会议领导小组作出方案，提交会议通过，责成相关职能部门实施。
行政会议形式在解决问题时效率高，适用于日常工作或无关大局问题的解决。小型研讨会则通常适用于比较深远的影响较大的问题，如可以用来解决学校发展规划、教学管理制度、财务政策和制度等学校核心部门的又具有长远性的问题。听证会可以用来解决关系到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问题。小型研讨会和听证会效率都比较低，但管理比较稳健，力度比较大。
方案出台还只是一个文件，要想知道方案的真正价值和它的合理性必须在方案实施后进行必要的反馈。反馈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总结问题解决方式是否具有应用价值，即是否对今后工作有一定借鉴；第二，看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解决得彻底和完整，是否有一些遗漏。如果问题解决不彻底或有问题遗漏必须进行必要的补救。最后应该将问题解决结果公之于众，接受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监督。
总之，高等学校管理是一个系统工作，它的管理层级多，所涉及的管理面大，受众也多，一般高等学校教职员工及学生都是在万人以上，所以提出了问题解决模式。问题解决模式作为一种模式，它尽管是从日常管理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高等学校管理的实践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中去完善。
参考文献：
［1］ 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99.
［2］ 母国光、翁史烈．高等教育管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81.
［3］ 赵炬明．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男，汉，福建南安人，学士，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高校行政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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