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炭河里西周古城为代表的炭河里文化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湖南西周时期历史的空白，而且因为解决了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器性质和地方青铜文明的形成等问题，证伪了史学界关于湖南历史上不曾经历奴隶社会的主流观点，对于重新建构湖南先秦地方史的结构体系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湖南；炭河里文化；先秦史；奴隶社会
[中图分类号]K8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0)05－0005－05
2001年至200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宁乡县黄材镇炭河里商周遗址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发现并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城址，包括城墙、壕沟和宫殿建筑基址等，出土了大量同时期的文化遗物，另在城址外围附近发现和清理了数座西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了较多青铜器和玉器。炭河里遗址的发掘成果以其突出的学术价值荣获“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2006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
从炭河里遗址实地考察给人的印象来看，它非常不起眼。因为历史上自然和人为的严重破坏，炭河里遗址目前保存的面积已经很小(仅2万多平方米)，城墙和宫殿基址保存情况也很差，而且，这几次考古发掘出土的主要遗物为陶器，并未发现类似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江西新干大洋洲那样大量精美的文物。然而它的发现却获上述殊荣并被列为最高的保护级别，其价值究竟何在?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著名考古学家徐萍芳先生在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宁乡炭河里西周古城的发现，找到了久负盛名的湖南商周铜器群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对于解决湖南铜器群的来龙去脉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学术课胚，对于中国南方青铜文明诸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炭河里古城发现以来，笔者在《炭河里城址的发现和宁乡铜器群再研究》、《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等论文中对炭河里城址的年代、性质及其与湖南铜器群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过大量论述，命名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即“炭河里文化”，并由此讨论了湖南商周铜器群的文化性质、湖南地区青铜文明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过程及其与中原及周边地区青铜文明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讨论均局限于考古学研究范畴，并未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历史学研究。笔者认为，如果将炭河里西周古城及炭河里文化放在湖南地方史演进的宏观过程中进行考察，其学术意义同样重要。它不仅填补和丰富了湖南地区商周时期人类历史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基点或界标关系到湖南先秦地方史框架的重新建构。
先秦时期湖南的历史状况在传世文献中仅留下只鳞片爪，研究湖南先秦史无疑主要依赖考古学。湖南的考古工作是新中国建立后才开始的，发展速度也非常缓慢。直到“文革”结束前，除了发掘一些战国、汉晋时期的墓葬外，其他工作开展得很少，研究成果也非常少，湖南先秦地方史的构建还无从谈起。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改革开放，湖南的考古工作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随着一大批先秦古遗址的调查发现和较大规模的发掘，湖南先秦史的材料日益增多，内容日渐丰富，学者们开始尝试对湖南先秦史的进程和发展阶段、湖南先秦时期社会的发展状况等问题进行讨论。
考古学界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用旧石器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青铜文化和楚文化等概念来描述湖南先秦时期历史。目前看来，湖南旧石器时代，在湘西地区，存在潕水文化类群(分布范围为沅水中上游地区)和澧水文化类群(分布范围为澧水中下游地区)两大序列；湘东地区，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除石器、骨器等外，还发现了最原始的陶器和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标本。年代距今一万二千年至一万五千年，处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新石器时代，湖南的地域文化基本分为三大块：洞庭湖西北地区，先后经历了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三者的中心地区为湖北的江汉平原地区，本地区为其辐射范围；沅水中上游地区经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高庙上层文化之后，成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湘江中下游地区经黄家园类型文化、大塘文化、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后为石家河文化占据。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崩溃，湖南地域文化随之衰落，各区域间的文化趋同性削弱。夏商之际，由于商文化大规模进入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及夏遗民文化进入湖南，刺激本地文化中兴。澧水和沅水中下游较大区域内形成了皂市(中层)文化，年代约从商代早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或春秋时期，后被楚文化替代；湘西武陵山区为朱家台文化和不二门文化分布区；湘江和资水下游地区相当于商代有樟树塘类型文化和费家河文化，春秋时期以越人墓葬遗存为代表，春秋晚期以后成为楚文化分布区，西周时期在炭河里文化发现以前尚为空白；湘江和资水中上游地区相当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有山门脚类型文化，但材料很少，春秋时期见较多越人墓葬遗存，战国时期为楚文化占据。
关于湖南先秦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考古学界很少有人进行深入讨论。一般认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为原始社会，青铜时代为奴隶社会，楚国统治时期为封建社会。由于受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中国断代考古体系的影响，考古学界往往将周边地区夏商周三代的地域文化一律概称青铜文化，其所属时代亦概称青铜时代，从而忽略了各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进程和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固然，中原地区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确立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主导地位，不可避免会对周边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会因时间、空间和其它因素等呈现出不同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湖南的青铜时代从何时开始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湖南在商代晚期已存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其主要证据是湖南出土了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那么，湖南至少在商代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也就是说，湖南应该从商代晚期开始进人了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一定有一个高等级的社会组织与之相匹配。
历史学界对湖南先秦史的认识，以伍新福先生主编的《湖南通史·古代卷》(该书1994年首版，收入湖湘文库时经过修订)为代表。从其章节设定可以看出，该书将湖南先秦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公元前21世纪以前为第一阶段，包含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前21世纪至前770年(即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西周三代)为“先楚时代”，前770至前221年(相当中原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国统治湖南时期。但该卷前言中又说：“作者认为西周以前，湖南地区蛮夷聚居，自成体系，基本上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并未产生和形成中原地区那种奴隶制度。春秋战国以后，湖南进入楚、秦版籍，在中原封建制度影响和中央封建王朝统治之下，湖南地区才越过奴隶社会，
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
笔者以为伍先生所论有两点值得讨论：
其一，既然认定湖南在进入楚国版图之前一直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然后直接进入封建社会，那么，湖南先秦史就只应分为两个阶段，即楚国统治之前和楚国统治时期，前一阶段为原始社会，后一阶段为封建社会，如果用“先楚时代”这个概念与楚国统治湖南的时代进行对应的话，其时间范围则应包括湖南自有人类居住以来至楚国统治湖南这一漫长的时期。该书的“先楚时代”却仅包括前21世纪至前770年即夏、商、西周三代，与此前的石器时代分开，明显地将湖南先秦史分成了三个阶段。这与作者没有摆脱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中国先秦史框架的束缚有关。笔者以为，构建湖南先秦地方史自己的体系应该以湖南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为本，湖南先秦史固然是中国先秦史的一部分，但中国先秦史的框架体系并不一定适合湖南先秦地方史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
其二是楚国统治湖南的起始时间问题。过去，由于对一些关键考古材料认识的偏差，考古学界关于楚人大规模进入湖南时间问题的主流意见是春秋晚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表明，楚人大规模入驻湖南是从战国早期开始的，这与文献所载楚国吴起变法后“南平百越、北并陈蔡”(《战国策·秦策》)是吻合的。看来，楚国统治湖南的时间仅为战国。不能包含春秋时期。而最近纳入《湖湘文库》新出版的《湖南通史·古代卷》并没有吸收上述成果。
当然，湖南先秦地方史最关键问题是湖南历史上是否经历了奴隶社会的认识问题，它决定了湖南先秦史的基本结构或总体构架。历史学者认为湖南古代没有经过奴隶社会有其原因，传世文献中没有湖南在楚人人驻前存在古代国家的记载，却又有湘西和湘南等边远地区楚人人驻前甚至秦汉时期还存在原始部落的证据，如“蛇君”、“雷君”等。考古学者认为湖南先秦存在奴隶社会阶段的依据即发达的青铜文明因缺乏过硬的考古材料还处在推测和争论当中。炭河里城址及炭河里文化的发现因解决了湖南商周青铜文明的形成和性质问题成为湖南古代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界标，是湖南先秦地方史结构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下面从几个方面论述炭河里文化在湖南先秦史研究中的地位，便于大家对炭河里文化发现之学术和历史价值的认识。
首先，炭河里文化的发现，基本解决了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群的性质和文化属性问题，对湖南地区青铜文明形成及发展历程等问题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湖南境内特别是湘东地区出土了大量商周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奇巧、装饰华丽、工艺精湛，表现出极高的青铜文明发展水平。学术界对于湖南商周铜器的性质和文化属性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湖南出土商周铜器的主体应是本地铸造的，年代多为商代晚期，这表明商代晚期湖南境内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另一种意见认为，湖南出土的这些铜器是商代晚期由南下的商人带来的，表明了商文化向南方的扩张和传播，笔者最早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湖南出土的商周铜器是商末周初商人及江汉地区土著居民“三苗”为周人所迫逃难南下带来的，湖南地区商代晚期可能并不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新看法。但是，由于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以上观点推测的成分均较多，难以取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炭河里遗址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城址、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还出土了大量文化遗物，有陶器、铜器、玉器等，文化内涵较为丰富。通过研究，可以确认以炭河里城址为代表的炭河里文化是一支以地方传统为主又包含大量商文化因素等外来文化传统的高度融合的地方青铜文化。而诸多证据表明，炭河里文化与湖南地区以往出土的商周铜器群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
(1)湖南铜器群出土最密集、最精美、等级最高的均分布于炭河里城址所在的沩水上游地区，其中城址周围数公里范围内目前出土的铜器达三百件之多，并包含了湖南大部分有铭文的铜器，这与城址属炭河里文化中心区的地位是吻合的。
(2)炭河里城址及炭河里文化的生存年代与青铜器的年代吻合。虽然湖南铜器群中一部分标本的年代确为商代晚期，而炭河里城址的始建年代为西周早期或商末周初，但这并不矛盾，商代晚期铜器在西周时期使用很正常。
(3)炭河里城内及城外墓葬中考古出土的铜器类别与湖南铜器群基本相同，且从产地来说均包含中原地区和本地制品，从铜器文化面貌或风格来看，可以发现由中原铜器到本地产仿中原铜器再到地方风格铜器这一地方青铜文明发展过程的清晰线索。
以上这些说明，以往湖南出土的商周铜器群的主体部分无论其铸造年代是商代还是西周，产地为中原地区或是本地，它们均曾作为一个整体属于炭河里文化的重要内涵，为炭河里文化的人们所使用。炭河里文化的分布范围以目前考古材料来看应该仅包括湘江下游地区，而湖南铜器群的出土地点却广布于整个湘东地区，甚至湘西北也有少量发现，不过这不成问题，完全可以理解为它们是在炭河里文化生存期间与邻近地区文化交流或炭河里文化消亡后向外流散的结果。
湖南铜器群与炭河里文化关系的确定，为铜器群的产地、来源、文化属性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促成了湖南商周铜器群相关学术问题的基本解决。因为炭河里文化的形成年代为西周早期，传统观点将其作为本地产铜器如湖南特有的大铜铙等断为商代晚期的依据已不存在。通过对湖南铜器群重新系统地研究，可以发现湖南铜器群中凡年代属于商代者均为中原或湖北江汉地区所产铜器，而确定为本地铸造的铜器，除少数工具和兵器类标本外，铸造年代均为西周或春秋时期。这些足以说明湖南地区开始大量铸造青铜器或者说湖南地方青铜文明的形成应该始自炭河里文化，与炭河里城址的建立有直接关系。炭河里文化的性质是以本地文化为主并融合中原商文化及鄂东、湘西等地方文化因素形成的一种地方青铜文化，其中较多的商文化因素恰好诠释了湖南铜器群中大量中原产商代铜器的存在，表明湖南出土的中原商式铜器的来源方式主要是随商人一定规模地南迁带来的，而通过其它许多相关证据可以确认，这次商人南迁的时间只可能发生在商末周初。因此，湖南商周铜器群的谜底就是“商末周初殷遗民包括江汉地区土著居民为周人所迫逃难南下带来和来当地后铸造的”。
湖南商周铜器群性质问题的解决，相应地解决了湖南地区青铜文明的形成问题，即湖南地方青铜文明是以商末周初殷遗民南迁为契机，在中原殷商及江汉地区青铜文明基础上，历经由舶来、模仿到本土化的过程而形成的，年代约在西周早期或稍晚。因此，湖南地区的青铜文明不是原生文明，而是中原商代青铜文明及江汉地区地方青铜文明向湖南移植、变异而成的次生文明。这一结论颠覆了湖南商代晚期存在发达青铜文明的传统认识。基于此，笔者将湖南地区青铜文明的发展划分为滥觞期(商代晚期)、形成发展期(西周至春秋时期)、变革期(战国
时期)、衰落期(战国以后)等四个阶段，揭示了湖南地方青铜文明发展的历程。
其次，炭河里城址和炭河里文化的发现，解决了湖南历史上是否存在和经历过奴隶社会的问题，对于湖南先秦地方史框架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
国内外人类学和考古学界一般把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及青铜器等作为“文明”的重要因素，认为只要具备了其中的某几项，就可以认为其进入了“文明社会”，或称“阶级社会”和“国家社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人类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就是奴隶社会。炭河里古城面积约十五万平方米，城墙宽十数米，现存高度三米以上，城墙内外均有城壕，城内有三个时期成组排列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并可能存在青铜器铸造作坊，城外有贵族墓葬和祭祀遗存等，出土了较多青铜器和玉器等珍贵文物，城址周围分布有大量同时期的聚落遗址。这些充分显示炭河里城址是一个具备了高水平政治文明的文化中心，是某一个古代国家的都城所在地。可以认定炭河里文化的社会性质已属奴隶社会。前文已述，炭河里文化的形成与商末周初殷遗民的南迁有关，商文化传统在炭河里文化内涵中地位显要，那么商人先进的社会制度也势必对炭河里文化产生影响，这应是炭河里文化进入阶级或国家社会的主要原因。
炭河里文化的生存年代主要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时期，此后至战国早期楚人大规模入驻湖南之前这一段时间(约当春秋时期)湖南的古文化，我们所知的是以越人墓葬遗存为代表的遗存。由于工作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发现城址一类的大型聚落，很难就当时的社会性质作准确的判断，但从墓葬遗存相关因素如墓葬规格、随葬品多寡、是否随葬青铜礼器及高级贵族墓单独埋葬等所反映出的等级差别来看，当时的社会制度仍然应该是阶级社会，也很难想像会在炭河里文化奴隶社会制度基础上出现倒退。所以，笔者以为湖南地区相当于中原的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历史应该划归为奴隶社会阶段，以与此前的原始社会和此后楚国统治时期的封建社会区别开来。当然，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湖南各地区的历史进程并非完全一致，尤其是像湘西和湘南边远地区不仅进入奴隶社会的时间相对较晚，并有可能在被楚人征服之前确还处在原始社会，而从原始社会跨越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即使这样，我们不能否认湖南经历了奴隶社会阶段的历史事实，边远地区的情况并不代表湖南的主体。如此，炭河里文化所代表的是湖南最早的国家社会，那么炭河里文化最突出和最重要的内涵——炭河里城址作为湖南进入国家社会的标志，在湖南先秦地方史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当不容置疑。
再次，炭河里文化的发现，填补了湖南地区西周时期历史文化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湖南先秦地方史的内容。
传世文献关于湖南先秦时期的历史几近空白，西周时期更是未著一字，在炭河里文化发现之前，考古方面的材料除少量铜器外也别无其它，而且这些都是零星出土的，与湖南西周时期的历史是否有直接关联也不确定。炭河里文化的发现填补了湖南西周时期历史的空白，并为我们对于湖南先秦时期生产技术、社会组织、信仰习俗、贸易交通、人群迁移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因此，笔者以为湖南先秦史的总体结构应该进行如下调整：
石器时代(含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时间从有人类开始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之际，社会性质为原始社会。
青铜时代，时间相当于西周、春秋时期，社会性质为奴隶社会。
楚统治湖南时期(铁器时代早期)，时间相当于战国时期，社会性质为封建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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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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