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服务业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又是推动京津冀主要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产业。基于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及隶属度指数、区位熵等指标测算，本文认为，目前首位城市服务业增长的溢出效应向外辐射时出现断层现象，即以北京为首都的核心腹地范围过窄，仅限于天津、廊坊一带，服务业增长的扩散效应在距离上存在断崖式衰减形态；受到高端资源集聚的影响，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在京津冀范围内具有绝对优势，相对而言，河北的公共性服务业具有一定优势。未来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协同发展，应加快京津冀服务业领域的对接协作，扩大首都服务业增长的溢出效应，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内公共服务业均等化的步伐，进一步提高各地各类服务业生产效率。
[关键词] 京津冀；服务业；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 王兆宇2014年，北京服务业的极化中心地位明显，对京津冀其他城市服务业经济的作用程度极大，所有联系强度值均超过4000万元*万人/km2，其中，最高的是北京与天津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高达155.44亿元*万人/km2，最低的是北京与衡水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为4048.41万元*万人/km2。
（2）2014年，天津服务业增长也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同京津冀其他城市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均超过1000万元*万人/km2，其中，除北京外，最高的是天津与廊坊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高达17.58亿元*万人/km2，最低的是天津与邢台服务业经济的联系强度，为1227.96万元*万人/km2。
（3）综合来看，2014年，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超过40亿元*万人/km2的仅有北京-天津、北京-廊坊；介于10亿～40亿元*万人/km2的有4组，从大到小依次有天津-廊坊、北京-唐山、天津-唐山、北京-石家庄；除北京、天津外，其他城市间介于1000万～万元*万人/km2的有13组，其中，石家庄同其他城市有7组，唐山同其他城市（不含石家庄）有4组。可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之间的服务业相互作用会更大。
（4）动态来看，2005～2014年，随着经济规模逐步扩大，京津冀城市群内的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明显增强。纵向比较来看，北京的极化中心地位一直较为明显；而天津同其他城市服务业经济联系强度有了质的提升，特别是同邯郸、张家口、承德、邢台、衡水五地的联系强度大幅提高；石家庄同唐山、邯郸、秦皇岛、沧州四地的联系强度有较大提高；唐山同保定、廊坊、沧州三地的联系强度也提高较快。
（5）进一步地，从北京和其他城市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指数来看，2005～2014年，北京-天津最大，一直稳定在62%左右。北京-廊坊次之，从15.25%上升至19.57%。北京同其他城市的数值均小于7%，特别是，这些城市除沧州外，接受北京服务业经济辐射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到2014年，石家庄、唐山、保定、张家口、秦皇岛的数值仍在1%以上；其他城市还不足1%，距离北京较远的邯郸、邢台、衡水不足0.5%。可见十年间，廊坊是接受北京服务业经济辐射效应受益最大的城市，相对而言，其他城市服务业发展受益较少。
根据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指数，可划分出以北京为核心的四大腹地类型。第一圈层是核心腹地，其服务经济隶属度大于10%，包括天津、廊坊，特别是京津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超过50%，可进一步划为中心腹地；北京-廊坊指数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廊坊市辖区用了较少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9.12万人）支撑了较多的服务业增加值（458.28亿元），显示了较高的服务业生产效率。第二圈层是紧密腹地，其服务经济隶属度大于5%，目前此圈层只有唐山市。第三圈层是竞争腹地，其服务经济隶属度大于1%，包括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秦皇岛、沧州，此圈层未来仍需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提升同北京的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第四圈层是边缘腹地，其服务经济隶属度小于1%，包括承德、邯郸、邢台、衡水，此圈层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是过小的城市服务经济规模或者同北京过远的距离，未来仍需提高同北京的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总体而言，除廊坊外，河北其他城市同北京的服务业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小，未来应在加快城镇化过程中，在各城市中构建与城市规模等级相配套的服务经济规模，加快同首位城市的服务经济联系程度。
三、京津冀城市群
服务业相对优势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各主要城市服务业在京津冀和全国的相对优势，本文选用区位熵[2]（P37）作为测度指标，即：
其中，LQij是城市j行业i的区位熵，表示城市j行业i的相对优势；ei表示城市j行业i的从业人数，e表示城市j的就业总人数；Ei表示对照区域行业i的从业人数，E表示对照区域的就业总人数。若LQij大于1，则显示城市j行业i的从业人员大于对照地区的平均水平，说明行业i专业化水平较高，是城市j的重要行业；若LQij小于1，则显示城市j行业i的从业人员小于对照地区的平均水平，说明行业i专业化水平较低，不是城市j的重要行业。
按照服务对象的不同，第三产业可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等三类，并可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细分。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提供中间投入的服务行业，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密集、投入产出比高等为主要特点，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6个行业。生活性服务业以最终消费者为主要服务对象，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4个行业。公共服务业提供的服务产品是公共产品，提供主体以政府部门为主，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4个行业。因此，为确保测度结果的可比性和全局性，本文以京津冀区域和全国两个层次分别作为对照区域，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服务业14个行业数据，并整合为3类特征行业，分别测算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区位熵。
结果显示，基于京津冀地区的比较与基于全国的比较结论一致，仅是后者在数值上更大些，可以解释为由于占全国的2.25%的京津冀区域贡献了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1.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8.7%，从而在服务业专业化水平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以京津冀区域为对照区域的测算结果来解释京津冀城市群各主要城市服务业的相对优势情况，可归纳出如下3点特征：
（1）从3类服务业比较来看，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上，北京的区位熵大于1，津冀各城市的区位熵都小于1，说明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在区域内最高，而津冀相对较弱。在公共性服务业上，除北京、天津、保定外，其他城市的区位熵均大于1，说明这些城市公共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这也侧面印证了三类行业的特征：服务业的发展本身就与城市规模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即城市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地位就越高，而从服务业在城市发展的异质性作用来看，一般是公共性服务业先发展，其后是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鉴于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经济差距较大，故可能出现上述3类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差异。要说明的是，由于3类服务业是将14类服务业门类进行了归并，所以测度结果可能隐藏了一些细节差异，具体信息需要在下面的14类行业中测算分析。
（2）北京有9类服务业专业化水平较高。北京有6类服务业的区位熵为京津冀区域内最高，既包括具有高端服务业特点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也包括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等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服务行业。此外，北京还有3类行业的区位熵大于1，意味着也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
（3）其他城市的服务业优势各有所长，且主要集中在公共性服务业。14类服务业门类中，承德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衡水的教育业、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批发零售业，邢台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天津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秦皇岛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沧州的金融业位列京津冀区域内最高，其中大部分属于公共性服务业。关于金融业在河北某些城市区位熵较高的原因，可以解释为金融业本身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且直接融资市场（如股票债券、风险投资、产权交易等）与间接融资市场（如吸收公众存款等）的行业属性明显不同，因此从业人员占比大，并非一定说明金融发展质量水平越高。此外，津冀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并不高（仅秦皇岛、石家庄、衡水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区位熵大于1，廊坊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大于1），而公共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因此，14类服务业测算的总体结果与3类服务业测算结果基本一致。
四、京津冀服务业协同发展的优化导向
从以上分析结果来看，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发展现状具有两大特征。第一，首位城市服务业增长的溢出效应向外辐射时出现断层现象，即以北京为首都的核心腹地范围过窄，仅限于天津、廊坊一带，服务业增长的扩散效应在距离上存在断崖式衰减形态。显然，这种现象不利于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协同发展。第二，受到高端资源集聚的影响，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在京津冀范围内具有绝对的优势，相对而言，河北的公共性服务业具有一定优势。这种差异性表面上看起来是互补的，但也显露出京津冀各主要城市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因此，未来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城市群服务业协同发展，应重视以下三方面的优化导向。
一是进一步加快京津冀服务业领域的对接协作，[3]（P30）扩大首都服务业增长的溢出效应。重点以金融、技术研发和现代物流行业为着力点。从区位熵结果可见，河北的一些城市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水平，诸多港口群体优势亟待发挥，存在承接北京相应行业对接协作的基础，而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潮流下，科技研发创新合作更应成为产业对接协作的先行军，故这3类服务业应是当前推进京津冀主要城市服务业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提升首都服务业增长的扩散效应。
二是进一步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内公共服务业均等化的步伐。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产业对接协作的坚实基础。如果只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产业转移和合作，而城市间公共服务的差距越拉越大，那么这类的产业合作不能持久。只有下大力度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区域公共服务发展，奠定好坚实的产业合作基础，才能有助于劳动力、资金、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逐步从中心向外围扩散，逐步推动京津冀服务业协同发展。
三是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北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的学历与劳动生产率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而学历较高的金融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只位列京津冀三地第二位，而津冀诸多行业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应加大力度提高各地各类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力和产业素质，共同把京津冀打造为引领服务业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地。
[参考文献]
[1]陈红霞.辽中南城市群中心城市服务业一体化发展的可行性分析[M].城市发展研究，2012，（4）.
[2]席强敏，孙瑜康.京津冀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与优化对策研究[M].河北学刊，2016，（1）.
[3]于刃刚.推进京津冀现代服务业一体化的意义与对策[M].城市，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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