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风险社会情境下，公共物品风险场域环境、多元供给主体互动关系、风险生成和内在影响机理正在发生变化，公共物品系统的复杂性、关联性、延展性等特点，为公共物品风险生成提供了可能。公共物品风险呈现出复杂不确定性、感知体验性、传播扩散性、人本利益性、管理模糊性等特点。公共物品风险的类别包括责任缺失型公共物品风险、盲动偏向型公共物品风险、知识匮乏型公共物品风险、寻租逐利型公共物品风险。公共物品风险生成归因于制度约束不完善、非理性心理偏差、多重利益驱动、责任伦理失范。治理公共物品风险，需要强化公共物品风险的公共责任伦理建设、发挥主体精细化的风险治理效应、建构主体间良善融合的社会互动关系机制、探索建立行动主体内部体系化的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完善失范行为监督惩戒制度。
[关键词]公共物品；风险社会；风险类型；公共责任伦理；风险治理；风险防控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8）01-0073-14
进入普惠共建共治共享公共服务时代，增进公众公共物品获得感，生产生活与公共物品的高度嵌合，参与公共物品行动者之间利益竞合、互动信任、关系建构和驱动机制都在转向创新，在这个我为人人和人人为我、没有中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参与者就是主体的公共物品创新场域中，且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治理环境复杂多变与自然灾害突发的叠加情境，引致公共物品安全风险诸多因素持续滋生、扩散和蔓延，公共物品安全风险治理场域情境呈现出复杂不确定性、感知体验性、传播扩散性、人本利益性和管理模糊性等属性特征。公共物品风险本身不会凭空产生，它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对风险社会没有全面客观认识的“盲目”的公共物品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对公共物品的行为仅只局限在所接触的公共物品本身，公共物品系統的复杂性与关联性及风险社会情景下风险的延展性与双重性等，也为城市公用物品风险生成提供了更多可能。从风险社会学视角出发，可以从新的维度认识公共物品风险的特征、风险类别、生成归因和治理策略。
一、公共物品风险的特征
公共物品一般是指由政府提供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公共物品风险则是指在公共物品领域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相互作用而导致的有害后果的可能性或预期损失，也是人们对公共物品未来不确定性的看法，以及公共物品不确定性与后果的结合。在当今的风险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风险可通过技术手段得到约束，而人类决策与行为往往成了风险的主要来源，这种人为风险远远超过自然风险的风险结构，在公共物品系统中表现尤为显著[1]。公共物品风险作为公共物品管理框架的重要部分，探究其特点是分析公共物品风险治理的基础。
（一）公共物品风险的“复杂不确定性”
公共物品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且系统中各领域关系错综复杂，一个领域出现问题，常常会引起多个公共物品领域甚至整个城市陷入安全风险情境。如，2016年北京地铁因信号故障导致列车全线停运，间接造成地上交通的拥堵，使得当天交通事故发生率增大，且因乘客大批拥堵滞留引发了多名乘客昏厥的突发事故。公共物品系统复杂性与风险的不确定性、偶发性相结合，使得公共物品风险场域的复杂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共物品作为一个系统，其系统性强，各领域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物理联系或社会联系，连锁反应明显，极易产生由“点”到“面”的风险事件，引起公共物品系统整体的失序；同时公共物品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多变的自然环境、复杂的公众认知变化以及社会利益诉求的转换等都是引发公共物品安全的风险，公共物品风险的构成及其后果趋于高度复合与复杂不确定。其次，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涉及经济、管理、监管、公共服务等多领域的业务，而且参与主体涉及到政府、企业、公众、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利益主体，他们既是风险的参与者，又是风险的评价者与治理者，在各主体利益的统筹过程中对公共物品的认识极易产生差异性。最后，公共物品风险贯穿于公共物品事务的规划、决策、建设、使用、监督、维管等公共物品建设使用的全过程，且每个阶段的参与主体并不相同，因而，影响因素与目标存在差异，这使得在公共物品风险管理中不能简单地针对一个或两个阶段和环节的特征，而应进行综合全过程多主体权衡来考量，而这更加大了公共物品风险的复杂不确定程度。
（二）公共物品风险的“感知体验性”
吉登斯认为，风险就是“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2]（P32），即“风险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是人们安全意识的增强”，而公共物品风险不是独立于人的观念与文化之外的，是受心理、社会环境、制度及文化影响的公众的主观感受、认识与理解。因此，公共物品风险具有“感知体验性”的特点[3]（P124-125）。一方面，公共物品与公众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其风险性的判断是公共物品中的各利益相关者结合自身对社会的认知与自身经验，通过直接感受，并结合科学技术理性的逻辑分析得到的对于公共物品的感受、理解、认识等主观判断。已有的公共物品风险评估中多依据利益相关者主观风险感知判断公共物品风险性，从而提高了“稳评”的科学性，这体现了公共物品风险的感知体验性。此外，公众对公共物品风险的感知不仅依赖于个人的体验性、心智过程、外部观察及重要的思想与图像信息[4]（P68），并且基于共享文化，个人、组织和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会影响个人对风险的判断。保罗·斯洛维奇提出的“污名化”与“风险扩大效应”对此作了很好的佐证。比如，在医疗卫生领域因为设备问题发生了医疗事故，公众在以后的医疗设备风险评估中会存在更多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公共物品风险与情境和个体两个因素相关，但是，实际的风险评估中却只依据专家评测与政府决策，并以此为依据来为公众提供其认为“规划合理、技术安全、方便实用” 的公共物品，而公众却认为其“有害健康、损害利益、危害性”，甚至有些决策即使通过听证会等形式提高了公众参与水平，但也多是浮于表面，依然会因为考虑到公众专业能力的有限性而把公共的感知体验“屏蔽”或是仅作决策参考。正是由于专家、政府与公众各利益主体的感知差异性、公共物品决策中政府的主导优势及公众与公共物品休戚相关的关系，使各主体在公共物品风险认知上差异明显，进而导致公众“过度反应”，从而加剧了公共物品的风险。可见，公共物品风险不仅具有公众感知体验性，而且公众感知体验的差异性也会带来公共物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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