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问历史教学中历史阐释的基点

关键词：史观，全球史，唯物史观，历史阐释，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7-0012-07

“史观”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追问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趋势等根本性问题，是历史阐释的基点。

当前的中学历史教育中，多元史观时常被提及，社会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等词频频出现在教研文章中，历史唯物主义似乎被边缘化了。2013年四川文综卷历史部分第14题，引用大纲教材和课标教材对工业革命影响的表述，宣称“前者是阶级斗争史观，后者是文明史观、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任答其一即可）”（新课标高考卷面世以来的首例）。两种教材都从物质生产改变社会关系的唯物史观出发，何以就有史观的差异？大纲教材用“两大对立阶级”，课标教材用“两大阶级”，前者就是阶级斗争史观了？况且，阶级的对立，也有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地方。“任答其一即可”还意味着这些“史观”是并行的。那么史观究竟是什么？史观真的多元吗？史观是否可以随意命名？

本文试图以所谓的“全球史观”为例，从文献梳理和语词原典的理解出发，维护“史观”的本真，找回理论的自信，缓解浮躁的创新冲动。一孔之见，求教方家。

谈全球史不能不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说起。他们的著述指出了欧洲/西方文明不曾、也不会定格于文明的顶峰，间接地体现出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巴勒克拉夫明确主张“去欧洲中心”，斯塔夫里阿诺斯以《全球通史》来践行“去欧洲中心论”。他在“序言”中说：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并不是一种新方法……局限于民族国家历史的历史编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到二战前。此后，学界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开始恢复。人们普遍承认“一个世界”的事实。表明这一新的历史编纂趋向的是韦尔斯的《世界史纲》、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社会史》等。世界历史课要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后记”写道：作者在本书中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经济全球化浪潮及其西方人类学家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促成了全球史（也称新世界史）的产生。起初它只是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更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①“全球史更像一门历史编纂学的历史分支学科，或者是历史撰述的研究”。“全球史学家正是以其方法而不是史实，区别于那些研究地区史或国别史的学者”。全球史具有跨学科特性，“许多全球史作者不是历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科学家，甚至像韦尔斯那样是小说家”。①“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科学家、生物学家等的影响下，出现了我们现在称为‘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大规模历史解释。”②“广义的全球史更接近于一种方法，一种具有整体性观念的世界史研究新方法，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全球史观’。它将各个地区、民族、国家的历史以及不同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下来考察。”③

因此，全球史表明了一种去欧洲中心论的全球视野，表达了编纂和讲授历史的“世界”旨趣。全球史是全球视野的新的历史编纂学，是借助边缘学来创新研究思路的方法论，是一个新的历史分支学科。

这样的分支学科及其方法论，是否就是所谓的“全球史观”？“‘全球史观’是西方的舶来品。麦克尼尔和本特利强调，各个文明都是多种文明成分的混合物，是彼此处于不断交流与融合过程当中的。巴勒克拉夫的思想是，‘公平对待各种文明、承认各自历史贡献’。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了‘月球立场’和‘非国家叙述单位’，充分展示了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决心。怀特探讨了‘大世界’与‘小地方’之间的关联，开创了一种新方法，即拓展视野，把某一地方历史放在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下考察。怀特主张平等对待各种文化，不要对弱势国家的历史妄加批评。”④“全球史致力于打破‘西方中心论’，以平等、客观的原则研究世界历史中的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尝试调换中心、边缘的视角，重新思考世界历史，特别是重新思考中国历史。”⑤“全球史观的贡献是：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否决以‘国家’作为审视和分析历史的基本单元，而代之以‘社会空间’（可能是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是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⑥“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全球史研究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⑦“全球史有两方面的含义：一种在互动中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它以互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⑧

上引文献表明，所谓“全球史观”有三个关键点：“超越民族与地区”的全球视角，平等对待各种文明的公正态度，“互动”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解释。前两点，关涉价值标准的统一和立场的客观，但其困局显而易见。“连巴勒克拉夫都说：那些力求立场客观的人，终于不能突破西方中心的牢笼。”“我在2004年赴美访学时，曾听到多名美国史学家说，《全球通史》并未跳出以欧洲为中心的‘挑战——应战’模式。而中国学者同样尖锐地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的结构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他事实上仍把现代化看做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⑨“有些人曲解了一些西方史学家的观点，提出要站在月球上看全球的历史。西方史学家并没有认为，站在月球上我们几十亿人用一双眼睛、一个头脑、一种历史观、一种价值判断标准来看全球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我们讲全球史，它只能是一种民族记忆的全球史。阿克顿、克拉克的世界历史是西方英语国家心目中的世界史，法国人有他自己的世界史，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世界史。全球史属于每一个民族自身的认识过程。我们研究的全球史又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有中华民族的情感和文化认同。”⑩以至于西方学者也面对“谁来制定世界公民标准”，“谁来勾画人类故事”的难题，发出了“世界史是可能的吗？”的质疑。显然，“超越”和“平等、公正”这一超然的价值立场，实际上难以做到，并且它更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和愿望。“以互动来解释历史进程”倒体现了历史的运动，但是“互动”的动力和根源又是什么？“互动”和“非国家立场”能否成为“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进程的根本见解”？也即它是否具有“史观”的本真内涵？

对“全球史观”的质疑还可以列举如下。2000年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后，钱乘旦说：“全球史”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期待它在将来形成气候；“全球史”的方法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确实有开拓意义；“全球史”的含义并不明确，概念太不严格，名称也唬人，让人望而生畏。①这篇文章通篇没有出现一个“全球史观”的名称。《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编发了一组笔谈文章。郭小凌的《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认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林中泽在《历史中心与历史联系》中指出，“全球史观”重视的是历史的联系，但要反对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做法，事实上这种做法已经出现。吴晓群的《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明确表示，现时所谓的“全球史观”是西方话语中的一个命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于沛在《“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中说，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以真正汲取全球史的有益内容。曾任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的史学家于尔根·科卡也只是把全球史看作世界史新的研究方法和新潮流，认为这样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尝试值得重视，同时他也指出，“毋庸讳言，这一新型的世界史还包含着许多问题。……‘global history’很容易做得肤浅。如果不能充分占有语言和地区差异很大的不同地区的一手资料，而是众口一词地‘从月球上观察地球’，则很容易蜕变为某种千篇一律的新的‘一般的历史哲学’”。杜克大学教授德里克说，“那些把全球化纳入历史研究范式的努力仍然微不足道。……世界历史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是一种方法，一种可以被描述为‘世界—历史的’方法”。②

笔者对夏继果的《理解全球史》、刘文明的《全球史的研究范式、趋势与学科性质》等文章，进行全文查找关键词，均没有查到一个“全球史观”的词汇。2012年底，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翻阅了《全球史读本》（北大2010版），它是由夏继果和本特利主编的由英文翻译而来的17篇论文辑录而成的文集，它们由“全球史的概念”“全球史的分期”“全球史的主题”“全球史上的中国”等四部分组成，也没有显性地表达和阐述全球史观是什么（也许“全球史观”蕴含在一系列论文之中，期待提炼。）。

如此说来，更多的学者不认同“全球史观”，而倾向于使用全球史的表述，即便有学者使用全球史观，也只在它新的方法，毕竟“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③

实际上，希罗多德的《历史》就力图把视野放大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伏尔泰的《论各国习俗和精神》也表达了关注“世界”的兴趣。早在1934年，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就着手编写两卷本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体现出对西欧中心论的挑战。1942年，周谷城在复旦教授世界史时，就挑战了欧洲中心论，其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强调，“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吴于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编写“从分散走向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史”的主张，认为务必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重视世界各地联系逐渐加强的“横向”发展倾向。所谓“全球史观”中的“超越民族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在唯物史观代表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类似表述：“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在此，唯物史观里的“超越”与“互动”还有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推原性思考。

至此，笔者的基本结论是：全球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和建构历史的视角，是解释和编纂历史的“世界的”方法与视野，有着史学史的悠久渊源。作为“史观”，它是有“本质”缺陷的，起码是处于争论状态的。如果将全球史定论为“全球史观”，我们就必须修改甚至颠覆“史观”的汉语表达。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指出：观，谛视也，在细察中彰显本寂之理（真理或观念）。沈约的《到著作省谢表》提到：“珥笔史观，记言文府。”曾巩的《贺蹇周辅授馆职》认为：“窃审奉被诏函，进登史观。”它同“史馆”。西学东渐以来，史观成为一个历史哲学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看来，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也是“社会”和“人”这两个核心要素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

据《辞海》（2009年版）：历史观，亦称社会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的根本见解，与“自然观”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是世界观的两个组成部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观的根本问题，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它形成的主要标志。据夏东元、王斯德、王家范主持编写的《中学百科全书·历史卷》：历史观也称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根本看法，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回答的是关于人类历史起源和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运动及其特点等问题，其中心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形成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对立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基本动力（当然不是唯一动力）。

就语词理解来看，“历史观”应该涵盖如下因素：人类社会史，根本见解（根本看法），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与规律，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它具有宏大叙事的哲学深度。所以，任何一种能够称为“史观”的，起码应该具备上述“史观”定义中的若干语词要件。

虽然言不达意难以避免，但是追求言能及意，讲究概念“制造”的学理规范，却又是语言学的基本要求。仔细比照，所谓的“全球史观”达至“史观”层面，尚任重道远。

我们“熟知”（其实未必）的唯物史观，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也是我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唯一明确要求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历史观。曾有关心中学历史教育的学人撰文讨论唯物史观，但意犹未尽，且认可诸多史观。笔者试图随机地援引若干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当下文献，以说明其“史观”层面的经典性与科学性。

“唯物史观包含三个维度。①结构维度：一系列概念术语及其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②方法维度：对物的关系及其人的社会关系的辩证批判；③人学的维度：对人是历史的起点也是目的的论述。这三个维度是有机统一的整体”。②“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从实践过程中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按照历史本身的尺度来认识历史，立足现实基础来把握历史。它把人的实践活动和生产方式理解为社会历史的基础。人在整个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现实的生活生产和从中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则是历史运动的内在尺度和现实基础。马克思反对把社会历史的分析变成一种纯粹的思辨，他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①显然，现实的人及其生存于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的辩证统一），由此而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实证科学的分析方法，这些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元素，它解决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趋势问题，它用三个维度、诸多核心元素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②

既然唯物史观涵盖了“史观”的语词要件，具有经典的成熟的“史观”形态，其基本的史观表达有哪些？

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文献，经典的概括性表述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但决不能把唯物史观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决定论。”③

值得重视的是：“第一，讲历史要讲人的活动与人民大众的状态。含有人的生产力和人的交往活动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第二，是交往活动的开拓性促成了‘世界史’的形成。如果说，世界历史有横向与纵向两种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更重视横向发展趋势。第三，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三大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由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进程贯穿在三个社会形态之中，它们之间有交错的衔接关系。在此，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统一的。”④

需要关注的新发展是：秉持其“现实基础”，关注时代和现实的重点发生转移，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球化进程等；秉持其“实践论”，历史判断的实践标准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和方法论；秉持其“实证”与“描述”，历史唯物主义逐渐自觉地把宏观叙事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更加重视日常生活；秉持其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尺度”，在关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日益关注正义、平等、自由等价值理念；秉持人的发展与社会形态发展相结合的学说，进一步阐释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探讨现代化进程与具体的社会发展模式。⑤“即便是面对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资本、消费主义、虚拟世界、个体的自我关注等当代场景，仍然可以适用如下基本原理：生产方式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基础，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的根本动力。”⑥

重读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披览当代研究成果，当前的唯物史观并不是苏联版的那套简单公式和社会形态说。它既有“现实性”“实践性”“实证性”和人的“主体性”，也有历史发展的动力、价值与趋势（规律）的追问，更没有回避历史的横向性、交互性（互动性——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的互动）。它无疑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论整体。它在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上的新发展，还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史观”层面上的经典与成熟。它不仅“是史学研究的理论根据和基本方法，是指导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的基本史观和根本理论”。⑦更应当是中学历史教育“史观”运用上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以“全球史观”来对照唯物史观，其“互动”的理念，“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全球的—世界的”立场，这些也是唯物史观所做的类似表达。“西方的全球史注重不同地区的人类文明的传统和交流是可取的，但它不重视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和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表述，不展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目标’，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史观有着原则的区别。”①“在全球史的顶层会有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野，在具体地叙述整体的世界史时，不同的人还会有不同的观念。所谓‘全球史观’，跟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不是一个层级的概念。”②再说，史观应该是一个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体系，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看法，要回答历史发展的动力等基本问题。目前的所谓“全球史观”尚未进展到这一程度，而创立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经阐释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却具有“史观”的全部要义和因素。

再说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它主要是价值论层面的表达，而且罗荣渠并没有“创造”这个概念。“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现代化应该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范式。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跳出革命范式，在现代化的视角下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替、经济结构的转型、意识形态的更新等，都可以获得新的解释和价值意义。”③罗先生强调的显然是“范式”“分析框架”和“视角”。罗荣渠的“《新论》用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现代化概念，他提出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新论》十分重视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历史地位，反对把革命化和现代化看作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以及那些以现代化否定革命化或以革命化排斥现代化的认识。”④

至于所谓的“文明史观”，也难自圆其说。只要回顾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摩尔的《古代社会》，“历史的文明进程”一说，就不陌生；只要认真阅读马克■《世界文明史·导言》，“文明史只是重构历史的一种方式，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也就非常清晰；只要关注文明史的相关专论，就可发现，文明史常常和全球史、现代化进程史交错驳杂；只要反刍全球史的著作，“文明”的分析与立场也非常显眼。杨宁一先生谈及文明史观，所谓“文明史观”的现实性、生产力、整体性与长时段等表述，并没有特立独行于唯物史观之外。笔者看来，它是基于人类学的新的历史研究单位，也未能达至完整意义的真正的“史观”。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史观只能是目前“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本文坚定地确认唯物史观符合“史观”要义，也未必出于什么“意识形态警觉”，而是出于对“史观”原典的理解，是在文献梳理、辨析和解读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有一点维护中学历史教育乃国家主流意识载体的意愿。毕竟历史观影响着对历史教育内容的知识选择，影响着历史教育过程中对知识的解读和分析，从而决定着其价值判断的方向。反映着中学历史教育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我们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侧重方法论的全球史、侧重价值论的现代化史和侧重研究单位的“人类”文明史，它们对于历史的阐释作出了各自的思维创新的贡献，但尚不具备“史观”要义。

对历史内容的科学、正确和主流阐释，是实现课程目标的基本保障。历史教育中的阐释需要史观，需要建基于唯物史观，并使用“全球视野”“文明维度”“现代意识”等多个分析方法或评价视角。概括而言，中学历史教育中历史阐释的基点是：一个史观，多重分析框架，或者称为“基于唯物史观的多层审视”，暂且命名为“一元多层”阐释。

本文开头提及的“多元史观”，也有非理性之处。学界或语词领域，有“多元论”和“多元文化”之说。作为哲学学说，“多元论”认为事物的产生、发展是由多种本原因素构成和决定的，在历史观上，认为诸多社会维度对社会发展具有同等的意义。我们能够看出其中的“多头”“同等”，各“元”等量齐观。作为人类文化学学说，“多元文化”意味着多个不同文化类型具有同等的平等地位，它表达了对不同文化或文明类型的尊重。我们也能看出其中的“多个”“同等”。

由此推论，中学历史教育界“创建”的“多元史观”，也就意味着多个不同史观处于平等的等量齐观的地位，意味着多种本原因素的决定。从“历史观”的语词辨析和唯物史观的梳理来看，这一“创新”，既不是历史进程的事实逻辑，也不合思辨的形式逻辑。阐释某一史事时，方法或分析维度可以多元，但当从价值论、价值判断的层面去阐释（尤其是解释历史动力等根本性问题）时，就可能发生价值冲突甚至出现价值判断的二律背反，除非你是遥据月球之端、不讲自我主体的全能上帝。然而，这又是不可能的！

倡导多种视角并不等于多元史观。如果一种视角、一个方法，一项价值标准、一个研究领域就构成所谓的“史观”，史观将如过江鲫鱼，浩荡而恣肆。康德的“批判哲学”告诫我们：理论的运用有它的边际疆域，思想的自由越界，需要面对并解决越界的矛盾，否则就会面临二律背反，难免“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挂羊头卖狗肉的“语言腐败”也就难免。当某某史观，尚未确证、尚未铺展到“史观”的高度和宽度时，就先交给史学家们去争论，我们就老老实实地使用“某视野”“某范式”之类的说法，否则中学历史教育可能面对没有基点、没有支点、没有原点的历史阐释，再多的“开放”，也只是浮云的多变游荡。

笔者在想：多元史观诸说，是创新冲动、科研职称体制压迫所致，还是学理淡忘、中国式的浮躁的拿来主义所致？中学历史教育应然地包含科学的历史观和严谨的科学精神与学理素养的教育目标。历史教育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自信，视唯物史观为“过时、陈旧、教条”，恰恰是“视者”自己陈旧、教条了。历史教育也应该有审慎和本真的学理素养，采取合乎理性规则的开放与拿来的态度，无论是史事、史论还是史观。

【作者简介】束鹏芳，男，江苏丹阳人，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高级教师，江苏大港中学历史教师，苏州大学教育硕士（历史）兼职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苏派中学历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