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电影理论史实际上是关于电影的四种认识论的历史。王志敏先生有关“电影可以是什么”的命题解析，描述了电影迄今为止的四种身份和功能；他的“全思电影”和“哲学研究的电影转向”进一步明确了电影的第四种身份；西方当代哲学理论陆续开展了作为哲学实验的电影研究，以德勒兹、巴迪欧等理论家等为代表，为推进“哲学研究的电影转向”提供了具体的学理论证，开辟了理解“电影之思”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电影；哲学实验；德勒兹；巴迪欧；物哲学；主体
中图分类号：J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8）03-0021-07
国际DOI编码：10./j.cnki.gdxbysb.2018.03.003
20世纪哲学发生的语言转向包含两个重要但又互存差别的线索。一条是古典现象学向现代现象学的转向，这其中以反思语言的问题为主要导向。另外一条是语言学转向，凭借列维·斯特劳斯、索绪尔（甚至可以包括弗洛伊德）等开辟的结构主义思想，反思语言作为一套表意体制在人类话语实践中的决定性地位。这一思潮在20世纪广泛的文化研究（包括电影文化研究）中，对理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去蔽作用。在此期间，电影成为了重要的理论对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电影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其野心不在于艺术学本体的研究，而在于借电影这一最广泛的大众媒介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政治批判。如电影理论家克里斯汀·麦茨所言，电影第一次体现了它对于人文科学（哲学而非艺术）的重要贡献。
当然，此时我们还不能说哲学发生了电影转向，因为结构主义电影研究的影响范围略显狭隘，它仅仅意味着电影对20世纪才发掘出来的（无意识）表意体制的再次征用。而表意体制的揭示，也就是上述第二条线索，仍然与第一条线索之间存在着针锋相对的对立，这一对立就是语言哲学和语言学（语言主义）的对立在电影中的交锋。语言学式的电影研究仅仅关心感性素材被利用的语言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遗产不足以对20世纪的整体哲学产生根本性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造成语言式电影研究（电影的宏大理论）走向终结的内在原因。“终结”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双重尴尬，一种呈现为电影理论本身的资源匮乏，电影研究因此转向了五花八门的文化研究，用以观察琐碎的日常生活背后权力关系的细微痕迹；另一种则呈现为一般哲学研究的离去，哲学不再像20世纪60-70年代那样把电影作为最亲密的感性素材。
一、从艺术到文化：电影的三种传统身份
按照电影理论界公认的看法，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之前的电影研究在总体上被称为电影的“艺术学理论”，它要关注的对象是作为艺术的电影存在。这一研究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以电影自身为出发点开展研究，另一个则是把电影放进20世纪主流的艺术史背景中，以文学、美术等为参照展开比较研究。在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对电影的形式、结构、技巧、美学潜力以及观众的心理机制等问题的关注，构成了阶段性研究的主要课题。
安德烈·巴赞是一个经常被曲解的少数派。一方面，其理论与先前的研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关注，使其研究带有了清晰的“电影艺术理论”的特征。另外一方面，他的研究又交杂着广义的文化学因素，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一种时代文化的症候：一方面，基督文化传统在20世纪50-60年代随着战争及动荡的社会巨变全面凋敝，强烈的断裂感使他的理论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拯救意识；另一方面，法国身处苏联和美国阵营的对垒之中，这使得作为相对边缘化的法国文化被迫确立了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特别是在对抗好莱坞电影表意体制的过程中，其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产生了某种不自觉的回应，体现出鲜明的精英文化特征和批判姿態。当然，如果从哲学维度考察，其在理论策略上格外强调的长镜头可以理解为其全部理论旨趣的一个鲜明征兆。特别是在长镜头理论与苏联蒙太奇学派比较参照时，巴赞理论背后的现象学传统清晰可见，这也直接造成了关于电影的两种基本表意体制——长镜头背后的现象学传统和蒙太奇背后的语言学传统——之间的尖锐对立。
巴赞之后西方理论界开启的电影语言学研究，则完全清空了经典电影理论的关注对象，即不再把电影的艺术性和美学问题当成核心话题，而是要在“普通语言”层面探讨“电影作为符号”或“影像作为语言”的根本属性。其研究的结果，在第一符号学内部倾向于认为电影和一般的语言体制存在明显的差异与共性：差异体现在电影这种符号缺少文字语言的固定符号单元，电影符号在与观众和泛文化的互动中才能呈现自身含义，共性则是“电影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表意的语言”。电影叙事学，作为考察电影叙事行为根本话语规律的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应运而生。电影第二符号学则引入了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其方法论，在考察银幕与观众关系问题时，推进了电影表述机制的研究。而这一研究以电影修辞理论为主要成果，将电影话语推至人类普通表意实践的高度，从而以鲜明而直接的方式回应了米歇尔·福柯关于人文科学的根本构想。麦茨曾在《想象的能指》中精确地指明了电影修辞研究在表意实践领域的认知价值：“不是因为如今的某种研究要用到修辞学（以前它们也是无用的），而是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两千五百年以来，它构成了历史上对于语言这驾令人生畏的象征机器最感人和最彻底的反思。” 布鲁诺·莱萨德.“末日降临！”：希区柯克《群鸟》中事件与身体的悖论[J].电影艺术，2013（01）.
[9] 杨北辰.电影与物：是否存在一种以客体为导向的电影理论[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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