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唐李贤以来,对于《后汉书·党锢列传》“刊章捕俭”一语的解释存在着三种误读:李贤谓削去告人姓名,王幼学等则言刻写“榜板”之类,今人曹之以为“刊”当为“刑”字之误。结合历史语境,“刊章捕俭”,即删削去刻在石上的张俭等人的名号并拘捕诸人,是为“正解”。于是,基于“刊章”刻版一义上的“雕版印刷术始于东汉”说便不攻自破了。
关键词:中国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后汉书》;刊章捕俭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6-0097-05
雕版印刷术究竟发端于何时?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张秀明先生将相关的纷争归纳为“七说”,并一一加以考辨,其中唯清人郑机的“雕版印刷术始于东汉”说将雕版印刷术的产生时代上推得最早。在《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卷12《杂考》中,郑机言“汉刊章捕张俭等,《集览》‘刊章,印行之文,如今之板榜’,是印板不始于五代”。郑氏依据《通鉴纲目·集览》对于《后汉书》“刊章捕俭”中“刊章”一语的解释,认为雕版印刷术不始于五代,而早在东汉灵帝即位初就已经发明了。张秀明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持此说者乃清人据元人对“刊章”注解而立论,证据过于“间接”,并质疑道“假如二世纪真有印刷术,为什么对于后四五百年再也不发生一点影响呢?”
约40余年后,当代著名版本学家李致忠先生却接过张先生的这一话题,根据“刊章捕俭”及相关文献,推论说“雕版印刷术发明在我国历史上的东汉后期,即二世纪中叶,是有可能的”。较之于张先生笼统的否证,李致忠先生却通过文献考证,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使得“东汉说”可备一说。另一位版本学家曹之先生却不同意李致忠先生的看法,同样立足于文献进行了反驳,不过曹先生却有改字求解之嫌,多少不能令人满意。
面对张秀明先生质疑,乃至曹之先生的批驳,从清人郑机到今人李致忠先生对“刊章捕俭”一语的解释果真能支持“雕版印刷术始于东汉”说吗?或者至少为此说成立留下一定余地呢?
一、“刊章捕俭”事件的原委
“雕版印刷术始于东汉”说的文献支持来源于元人《通鉴纲目·集览》,但其最终的源头出自《后汉书》,即清人郑机所谓的“汉刊章捕张俭等”。《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共有三处,其中《党锢列传》两则,《孔融传》一则。这三则史料都是围绕东汉张俭事件而展开的。
《后汉书·张俭传》载:“延熹八年……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览等乡人朱并,索性佞邪,为俭所弃,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24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注:刊,削。不欲宣露并名,故削除之而直捕俭等)俭得亡命,困迫遁走……”从这则史料我们大概可知,张俭因弹劾中常侍侯览及其母的罪恶,于是得罪了侯览。后来,张俭被朱并诬告“结党”,于是张俭落得个“刊章讨捕”的结局。但这则记载略显支离。事件中人物关系尚不很明了。
《后汉书·孔融传》提及此事:“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注:刊,削也,谓削去告人姓名)以名捕俭。”显然,张俭的获罪是由侯览亲手经办,用以公报私仇。
《后汉书·党锢列传》总论在简介第一次“党锢”事件的同时,又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党锢列传》言:“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候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
原来,张俭及同郡24人被诬告“结党”而获罪,发生在第一次“党锢”事件之后,乃是侯览蓄谋已久的陷害。张俭因秉公检举、弹劾侯览,从而得罪于侯览,于是侯览便指使朱并诬告张俭等结党,对张俭实施打击、报复,随后这一事件升级为新一轮的“党锢之祸”。《后汉书·孝灵帝纪》载:“(建宁)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制诏州郡大举钩党……”可知,张俭获罪大约发生在建宁二年,即169年。尽管《孔融传》作“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党锢列传》总论作“刊章捕俭”,二者文字稍有不同,但是,关于“雕版印刷术始于东汉”说的论争焦点“刊章”一语却是一致的。
这里的“刊章捕俭”或“刊章讨捕”之“刊章”一语应如何理解呢?
二、历代对于“刊章捕俭”的解释
现今能看到的对于“刊章捕俭”最早的解释出自唐章怀太子李贤。在《后汉书·党锢列传》总论注释中,李贤说:“刊,削。不欲宣露并名,故削除之而直捕俭等。”后又在《后汉书·孔融传》的“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句中,李贤解释得更为明确,“刊,削也,谓削去告人姓名”。显然,在唐李贤看来,“刊”可释为“削”,那么“刊章讨捕”中的“刊章”就是指为了不暴露检举人朱并的身份,故将其姓名削去。这是一个令人颇为费解的注释。侯览奉诏逮捕张俭等时,要将举报者的姓名削去,难道怕举报者遭到打击、报复吗?
对于《后汉书》中“刊章捕俭”事件及唐人的注释,宋人基本上没有异议。《资治通鉴·汉纪·孝灵皇帝》。只是将这一事件编辑得更有条理而已。大概因为宋代政坛同样存在党争,故而东汉的党锢事件,作为“不忘”的“前事”总被提及。
由宋人元,对于“刊章捕俭”事件,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仍照搬唐人,胡注言“刊章者,刊去并姓名而下其章也”。不过,真正对唐人的相关注释开始怀疑的为元人王幼学,在《通鉴纲目-集览》中,王氏言“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榜板”,这里的“刊”即刻,刻印的意思,“刊章”被解释为雕版印刷通缉张俭等人的章表,大约相当于元代通缉犯人的“榜板”。显然,王氏的新解较之唐人《后汉书》注,在文意上显得较为通达,但毕竟是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上,多少有些以今况古的嫌疑。
至明代,杨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元人以“榜板”比附“刊章”之误。在《升庵集·俗用刊字误》中,杨慎言“《说文》‘刊,音丘寒切,颡也,削也。’《刘歆答扬雄》(按,应作《扬雄答刘歆》)‘悬诸日月,不刊之书’。言不可削除也。今俗误作刻梓之用。是乃消除,非梓行也。此误虽大方之家亦然……”有鉴于此,稍后,方以智对于王幼学的新解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在《通雅·器用》“饮章,飞书,匿名书”条下,方以智说:…侯览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注‘刊章’谓‘削去告人姓名’,愚谓‘刊章’若榜行郡县,因朱倩‘刊定州奏’,遂以刊为削,盖刊即刻也,汉即无今印板,或刻书其大章于板,以遍行捕之,《汉书》言‘章大者数千’,若文书全案也。”显然,方以智较之元人王幼学要严谨些,他在训释“刊”为“刻”的同时,考虑到了汉代板牍书写的实际,以《汉书》为据,认为“刊章”并非雕刻印板,而是刻写包含许多“逮证”的“文书全案”。
王幼学“刊章讨捕”新解,经方以智的补缺,似乎
更趋严谨。加之,“刊章捕俭”一事发生在蔡侯纸出现约60余年以后,于是清人郑机独出机杼,最先发明王氏新解与雕版印刷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雕版印刷术始于东汉”说,这似乎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张秀明先生对于郑机的“雕版印刷术始于汉代”说的文献解释不以为然,却没有正面回应有关“刊章讨捕”释读,这为此说成立的可能性留下了一席之地。于是才有李致忠先生以为“雕版印刷术始于汉代”的推测。然而,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曹之先生却说“‘刊章捕俭’的‘刊’字是非刻印之意。或系‘刑’字之误”。这里,曹先生不仅为张秀明先生观点补充了文献考证环节,甚至改“刊”为“刑”,对于“雕版印刷术始于汉代”说的核心证据“刊章”,进行了几乎是釜底抽薪的否定。曹先生在文献上追求信而有证,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其结论,尤其是改字求解,多少显得有些牵强。
三、“刊章讨捕”中的“刊”字并非“刑”字之误
在所有对于“刊章捕俭”的解释中,曹之先生的“‘刊’字或系‘刑’字之误”的揣测是最具颠覆性的。倘若果真如曹先生所言,那么此前所有的解释都会被消解,沦为“无的”之“矢”。因此,“刊”字究竟是否系“刑”字之误的问题则是我们讨论“刊章捕俭”时不得不先行澄清的问题。
曹之先生改字求解,源于对《后汉书》中有关“刊章捕俭”记载可信度的怀疑。他的依据有二:一是《后汉书》围绕张俭的相关记载略有出入,所以曹先生推论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后汉书》关于‘刊章捕俭’的记载还有其他失误之处”;二是曹先生先论证了《后汉书》关于“刊章捕俭”的记载不是来自《东观汉纪》,而现存文献中,除《后汉书》外,更原始的相关记载分别见于孔融的《卫尉张俭碑铭》和《初学记》的相关引文。其中《卫尉张俭碑铭》并无“刊章捕俭”一类文字,而《初学记》引司马彪《续汉书》却作“览为刑章下州郡”,也无“刊章”之说,且与《后汉书-孔融传》行文相近。于是,曹先生认为“《后汉书-孔融传》中‘刊章下州郡’当是‘刑章下州郡’之误,‘刊’、‘刑’二字只有一笔之差,因形似而致误。古人抄书,形似致误之例实在太多,不值得大惊小怪。”
仔细考察曹之先生的论据及论证过程,其中不乏可商榷之处。他的第一点乃或然性推测,可置之不论。关于第二点,曹先生的论证却存在逻辑上的漏洞。他在论证中明言“范哗写《后汉书》曾参阅过班固等《东观汉纪》、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纪》、司马彪《续汉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纪》、袁山松《后汉书》等多部著作”。由此可知,《后汉书》的记载渊源有自,且《初学记》所引司马彪《续汉书》亦列其中。既然资料来源相同,为什么用《初学记》这种发蒙书来否定正史呢?进一步言之,《后汉书》围绕张俭的记载不止《孔融传》一条,且其他两处记述方式及内容与《初学记》相差较大,且均作“刊章”,难道《初学记》所引司马彪《续汉书》也能将这两条史料一并予以否定吗?且孔融所书张俭碑铭仅言“君为览所陷,亦章名捕逐”,这与《后汉书》中“刊章捕俭”的记载并不抵牾,又怎么能作为旁证呢?
另外,曹先生以为《初学记》成书于唐中期,此时诸种记载东汉一代的史书尚未亡佚,故《初学记》所引应该较为可靠。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此时范晔《后汉书》最早的注本——梁刘昭注全本尚存,《梁书·刘昭传》言“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接踵其后,唐初章怀太子李贤为范书作注时,曾专门为《党锢列传》与《孔融传》中的两处“刊章”分别作注。显然,至迟于唐李贤时,经两次注解,范书中的“刊章”一语尚仍其旧。《初学记》成书于唐玄宗时期,是应玄宗为诸子作文时检索事类而作。在记录东汉一代的史书尚存的背景之下,显然,经两次注解的史书——范晔《后汉书》较之晚作《初学记》更为可信,《初学记》所引“览为刑章下州郡,召捕俭”中的“刑章”一语当为“刊章”之讹误无疑。这也就是为什么此后凡提及“刊章捕俭”的相关记载,除一人例外,历代都用“刊章”的原因。宋人秦观受《初学记》影响,或系刻书之误,言“刑章”以传讹。
今中华书局在重印《初学记》时,仍未察觉其中“刑章”一语的讹误,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曹之先生,使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与曹之同时的徐培均在《淮海集》笺注里,尽管提到了《党锢传》的相关记载,但仍传其错讹。直到后来周羲敢作《秦观集编年校注》,方才将“刑章”改正作“刊章”。
既然曹先生的改字求解在文献考证中难以成立,那么,讨论《后汉书》中“刊章捕俭”的正确解释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四、《后汉书》“刊章捕俭”正解
历史上,对于“刊章捕俭”解释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刊章”一词上,以唐人为代表的李贤以为“刊”当训为“削”,“刊章”即是削去举报人朱并的姓名。另一方则以元人王幼学为首,经由方以智补充,他们认为“刊”应释为“刻”,“刊章”指印行逮捕张俭的逮捕令。这两种解释究竟哪一种为确解呢?或者说“刊章捕俭”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一)《后汉书》“刊”之释义考察
“刊章”一语最早见于《后汉书》,因此从《后汉书》中去寻找答案或许是最稳妥的。翻检《后汉书》,我们发现,“刊”字共出现约20次,其含义大致分为两类:
其一,“刊”可训为“削”,与《说文解字》的释义大致相同。《说文解字》言:“‘刊’,划也,从刀干声,苦寒切”;“‘叕’,刊也,从刀叕声,陟劣切”;…删’,叕也,从刀册,册书也,所奸切”。由此可知,“刊”、“叕”与“删”三者互训。《汉书·贾谊传》有“盗者叕寝户之帘”,颜师古注曰“叕,谓割取也”。显然在东汉时期,“刊”为删削、削割义。李贤除注“刊章”之“刊”为“削”外,《马援传》“随山刊道千余里”注中还有“刊,除也”;《班彪传》“文重思繁,故其书刊落不尽”注曰“刊,削也。谓削落繁芜仍有不尽”;《朱乐何列传》引朱穆《崇厚论》言“名显身荣,载不刊之德”注云“刊,削也”。如此之类多为“刊”字之删削、删割义或引申,共13处之多。
其二,“刊”可释为“刻”。《后汉书·窦固传》引班固《封燕然山铭》有窦宪“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而在交代班固写铭文的缘由时,又言窦宪“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曰……”这里,描述的是同一事件,无疑“刊石”即“刻石”,故“刊”即有“刻”义,这在东汉为达诂。还有《后汉书·儒林传》言“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这一事件《灵帝纪》中作“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两相参照,“刊于石碑”即指“刻石”。另外,《法正传》记法正去世后,人们“乃共刊石颂之”,而马援死后得到相同礼遇,《马援传》言“吏民刻石颂之”,同样证明《后汉书》中“刊”、“刻”互训,如是之类共7处之多。
若以《后汉书》为尺度来看,“刊”既可训为“削”,又可释为“刻”。因此无论是唐人李贤,还是
元人王幼学对于“刊章捕俭”中“刊”的解释,二者都有文献上的依据。显然,单从字面上考察,并不能解决这一历史聚讼。不过因为《后汉书》中“刊”为“刻”之用例,无一例外都与石质书写对象相联系,所以清人段玉裁言“凡有所削去谓之刊,故刻石谓之刊”。显然,在段玉裁看来,“削”系“刊”之本义,“刻石”之“刻”,乃引申义。
(二)从历史语境看“刊章”之义
由《后汉书·灵帝纪》与《党锢列传》等相关记载可知,延熹十年,因得罪宦官,以李膺为首的“党人”遭遇了第一次“党锢之祸”。一年多后,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辅政大臣密谋诛杀宦官,事败被杀,这标志着在与以窦武和陈蕃为首的朝官斗争中,宦官集团大获全胜。时灵帝年方十二,于是朝中大权落入曹节等宦官之手。次年,即建元二年,即以“刊章捕俭”为导火线,发生第二次“党锢”事件。李贤注“刊章捕俭”时言“刊,削,不欲宣露并名,故削除之,而直捕俭等。”这里,李贤以为“刊章”即削去举报者——助纣为虐的朱并姓名。而此时,宦官权倾朝野,气焰方炽。新一轮的对“党人”更残酷的迫害则如箭在弦,对于检举“党人”的同谋者,配合当权宦官搞“白色恐怖”的帮凶——朱并,非但不予表彰,反而被当权者藏掖起来,这显然有悖常理。
也许王幼学正是觉察到这一点,所以他言“刊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其后,方以智不仅指出李贤训“刊”为“削”源于《后汉书·朱偏传》“贿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并以《汉书》为证,言“盖刊即刻也,汉无今印板,或刻书其大章于板,以遍行捕之,《汉书》言‘章大者数千’,若文书全案也”。
王氏新解经由方以智发明,较之于唐人李贤,虽显得更为通达,但仍有三点令人疑惑。
其一,方氏所引《汉书》的记载大概来自《杜周传》。《汉书-杜周传》载:“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方氏在排除了王幼学“刊章,印行之文”的解释后,即以《汉书》为据,推测“刊章”应为刻书“大章”于板。然而,《杜周传》中的“章”,应为地方上报最高司法机关的公文,其内容包含有案情与“逮证”,是否一并书写于板予以公布不得而知。
其二,倘若真要公布如“逮证”之类的告示,当时书写工具乃毛笔,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修改时方用刻刀,并非如方氏所谓“或刻书其大章于板”。
其三,即便方氏揣测正确,但正如今人曹之先生所言:“汉代党锢之祸受迫害的人很多,然而奇怪的是,‘刊章’二字在《后汉书》中仅见于张俭事迹,其他人均无‘刊章’之事。如果‘刊’字当‘刻’讲,为什么逮捕其他人不用‘刊章’呢?”不错,不仅《后汉书》中“刊章”一语只见于张俭一处,而且,历史上类似东汉的“党锢”还出现在宋代,且迫害之人不在少数,为什么惟独“刊章讨捕”仅发生在张俭等人身上呢?显然,在这些疑问前面,方以智对王幼学新解的补充仍略显苍白。
于是,曹之先生的疑问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张俭事件的独特性之上。
通过重新翻检《后汉书》有关张俭事件的记载,《党锢列传》中一则史料浮出了水面。在历述“党锢”事件的缘起,尤其是在简述第一次“党锢”事件后,《后汉书·党锢列传》接着说:“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乾为‘八骏’,田林、张隐……为‘八顾’,朱楷、田槃……为‘八及’,刻石立坛,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这里,以张俭为首的24人,不仅效法帝舜时贤士的“八元”、“八恺”称号,自相署号为“八骏”、“八顾”、“八及”,大概还在一定的仪式之下,将24人的姓名与署号镌刻于石上,即“刻石立坛”。也许正是这样的一次刻意的公开标举活动,为他们的对手——邪恶势力——宦官集团深为忌惮,最终成为获罪的口实,被以“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之名惨遭迫害,故有“灵帝诏刊章捕俭”。
宋人秦观似乎也多少觉察到这一点,他说:“东汉钩党之狱,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至于李膺、陈蕃、王畅、张俭之徒,遂有‘三君’、‘八顾’、‘八俊’、‘八及’、‘八厨’之号,人主不复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节、侯览、牢修、朱痖,得以始终表里,成其奸谋……”
张俭等人“别相署号”且“刻石立坛”,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当权倾朝野的宦官集团在矫诏问罪时,对于公开向他们叫板的这次事件,不可能置若罔闻。于是,可以推想,下达迫害张俭等24人的诏令大概包含两项内容,一为“刊章”,一为“讨捕”。前者是针对张俭等人“别相署号”且“刻石立坛”的公开标举活动,结果无疑只有一个,即将石上的24人的名号削掉或删除。李膺等虽有署号,但并没有像张俭等人那样“刻石立坛”,故受牵连被捕时并无“刊章”之语。
倘若上述解释成立,那么即可明了为什么绝无仅有的“刊章讨捕”一语会和张俭等24人联系在一起。唐人李贤训“刊”为“削”,应为确解。但是并非如他所言“不欲宣露并名”,或“谓削去告人姓名”,而是削去张俭等人刻在石上的姓名署号。这样唐人李贤对“刊章”有悖常理的注解得以纠正,从而不再令人费解。
值得注意的是,元人阴劲弦、阴复春对于“刊章”的注解。在《韵府群玉》,有“诏刊章捕张俭等,《党锢传》,刊,削。不欲宣露直捕”,似乎阴氏同样觉得李贤“不欲宣露并名”,或“谓削去告人姓名”的注解有违常理,故阴氏言“不欲宣露直捕”,倘若非阴氏漏抄,这里“不欲宣露”似指不使张俭等石上的名号仍公开存在。
此外,《后汉书》中不乏先有“刻石”,后才有刊削之“刊”的用例。《后汉书·卢值传》载:“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日:‘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纰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这里,卢值提出对石刻五经进行“刊正”可再添一条旁证。
综上所述,从字面的意思看,《后汉书》中“刊”字既可训为“削”,亦可释为“刻”。但结合“刊章捕俭”的历史语境,显然,李贤训“刊”为“削”,作删削义更为恰切。但李贤认为“刊章”即“不欲宣露并名”却非达诂,而将之理解为对刻在石上的张俭等人的名号进行删削,似更合理。相反,经由元人发明与明人补充,释“刊”为“刻”却不很切合历史语境。那么,清人乃至今人所谓的“雕版印刷术始于东汉”说,因没有了文献上的依据,也就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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