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我国人力资源的总体竞争力，而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则是衡量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2007-2015年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的分析，检验和探讨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是负向影响，财政分权度越高，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比重就越低；政府竞争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是负向影响，但财政自由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對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具有正向影响；中部与西部、东部区域性差异非常显著，财政分权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负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凸显“中部凹陷”现象。
关键词：中国式财政分权；高等职业教育；投入
一、引言
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尤其在解决劳动力需求结构性短缺，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总体竞争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职业教育投入的政策发展脉络来看，1996年，《职业教育法》指出，“国务院制定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各省级政府应当制定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职业院校举办者按照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国务院要求多渠道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中央财政增加职业教育专项经费”；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多渠道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各级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落实教育经费支出逐年增长，逐步增加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明确提出，“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指出，“2015年底前，依法出台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职业教育经费绩效评价制度、审计监督公告制度，预算决算公开制度”；2014年，《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 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指出，“中央财政引导各地建立完善公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从2014年起，中央财政建立‘以奖代补’机制，综合奖补包括拨款标准奖补和改革绩效奖补两部分，目的是通过中央专项资金带动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推动省级政府建立和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投入机制”；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指出，“落实生均拨款政策，建立多渠道筹资机制，提高经费保障水平，至2017年，本省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平均水平不低于元”；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到2020年，各省要制定和落实区域内各级教育生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健全教育经费统计体系，推动地方建立教育经费统计监测公告制度。”以上一系列决定彰显了加大职业教育经费对推动整个职业教育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经济发展脉络来看，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有较高的贡献率，杭永宝（2006）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丹尼森模型，估算出1993-2004年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897%、1.922%；[1]蒋文（2010）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罗增长模型，估算出1993-2007年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862%、4.4144%，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于高等教育。[2]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尤其职业教育生均预算经费投入是衡量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3]政策层面和经济实证层面都为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提供了较好的注解。但职业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重依然偏低。2005-2015年，职业教育支出占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一年为13.13%（2009年，高职高专为5.6%，普通本科教育为22.7%）；2013年，职业教育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46%（高等职业教育为1%），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10.38%（高等职业教育为3.36%，普通本科教育为16.22%）；2015年，职业教育支出占全国教育经费支出的10.7%（高职高专为4.7%，普通本科教育为20.5%）。职业教育的投入远远低于对普通本科教育的投入，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比重不高？
在反思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比重不高的问题上，学者们主要指向政府投入层面和政府管理层面[4][5][6][7]，认为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财政的主导作用没有突显出来。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政府财政主导功能的弱化？是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分权给地方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的影响，还是以财政增收和晋升竞标赛为主的政府竞争带来的地方政府财政投资偏好的扭曲？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我国职业教育包括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三种类型，分别培养低端、中端与高端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美国麦肯锡《全球劳动力报告》指出：“全球高端劳动力的潜在短缺量约为3800万～4000万，至2020年，全球发达国家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缺口为1000万～1800万，中国的供应缺口估计为2300万，约占劳动力需求量的16%，劳动力需求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鉴于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发展趋势，本文特从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供给者”——高等职业教育的视角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验证和思考。
二、文献综述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其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结构和自由选择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进而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由于更接近当地居民而可以提供更符合其偏好的公共物品，因此将财政责任向下级政府转移能够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8]1994年之后的分税制改革，“财政上移，事权下移”，该财政分权改革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却陷入了过度分权的悖论，造成了政府在公共教育支出方面的扭曲，开始更加注重“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权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府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进而阻滞了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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