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新见的唐《王翊元夫妇墓志》，是李商隐撰写并书丹的墓志作品。本文根据拓片，结合传世和出土文献，从录文校订、历史钩稽、书迹刻工、文学成就等方面对墓志所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考论。
关键词李商隐王翊元墓志文学书法
〔中图分类号〕I206.2；K87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恭申冈极，俯效忠勤者也。”“冈”即“罔”。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19页。罔紊绳纪，即不乱纲纪。
其他可商之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指出。
二、历史钩稽
志主王翊元（775-820年），字子慎。其父王栖曜、兄王茂元，新旧《唐书》均有传，父兄二人皆以武功见称于世。王翊元其人，史书中亦有零星记载。据墓志所言，王翊元平生最可圈点者乃为协助平定卢从史之乱，此事亦见新旧《唐书》裴垍、乌重胤、吐突承璀、卢从史等传。今通过王翊元夫妇墓志，可使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其一，可详平定卢从史之乱的重要细节；其二，可补王栖曜家族之世系。
唐朝后期在河北地区出现卢龙、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史称河朔三镇。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除中央政权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④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26页。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病死，其子王承宗自称留后，与中央抗衡。元和五年，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亦奉诏征讨，却“勒兵逗留，阴与承宗交”，且“上书求兼宰相”，颇有僭越之举。唐宪宗对此事颇为忧虑，遂与宰相裴垍、吐突承璀等计议，欲除此患。
在此前提下，王翊元的出现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转机。《旧唐书·裴垍传》载，“从史遣其衙门将王翊元入奏。垍延与语，微动其心，且喻以为臣之节，翊元因吐诚，言从史恶稔可图之状。”刘昫等：《旧唐书》卷148《裴垍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991页。此与墓志所载“及卢从史有谋，公因持奏入谒”颇为吻合。王翊元回潞州后，即往见乌重胤，其时乌重胤为潞州牙将，亦效力于卢氏帐下。王翊元“以乌重胤深重，可付事，因出上意”，从这里看，王与乌氏当素来相识，亦相知颇深。此番策动非常成功，《旧唐书·裴垍传》：“垍遣再往，比复还，遂得其大将乌重胤等要领。”④史、志互证，若合一契。
但在擒拿卢从史者究竟为谁的问题上，史志出入较大。此中隐情，似尚待发覆。我们不妨先看看墓志的记载：
既而承漼至，会从史。前五日博得枭，使不胜者出负酒，且大歌舞。公掌樽居中，约承漼食时伪醉，重胤自外入，立缚从史。
从志文看，擒拿卢从史当在卢氏自己帐下，而擒拿者为其部将乌重胤。这一段记述合情合理，王翊元作为密切的参与者，是知道此事内幕不多的几人之一。又平卢从史之乱乃是王翊元平生的最大功绩，其中详情对家人当无秘而不宣之理，墓志所言似可依从。
而《旧唐书·卢从史传》所载与此并不相侔：
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与对垒，从史时过其营饮博，承璀多出宝带、奇玩夸之。从史资沓猥，所玩悦必遗焉。从史喜，益狎不疑。帝用裴垍谋，敕承璀图之。承璀伏壮士幕下，伺其来，与语，士突起，捽持出帐，后缚内车中。从者惊乱，斩数十人，谕以密诏。而大将乌重胤素忠果，部勒其众，乃定。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41《卢从史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660页。
传文对如何擒拿卢从史交代得非常细致。卢从史前往承璀帐下博采宴玩，而益狎不疑。后承璀伏兵于帐下，待从史至，起而缚之。地点当在承璀帐下，擒拿者当为承璀。
然而事实只有一个，在面对二者的分歧上，究竟当如何取舍呢？这有赖于对史料的全面把握。除二者记述外，其他材料也可参照：
首先从封赏看，《册府元龟》卷一二八《帝王部·明赏二》载：
五年四月，以昭义军都知兵马使、潞州左司马兼御史中丞乌重裔为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河阳三城怀州节度等使。以节度使卢从史潜通镇州王承宗，重裔镇抚，军情无变，行赏典也。以前昭义将王翊元起复左龙武军将军知军事，王献为右神武军将军知军事，以功次重胤也。王若钦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2010年，第1540页。
乌重裔即乌重胤，为避宋讳而改。“重裔镇抚，军情无变”，交待得非常明白，乌重胤主要的功绩在于镇抚军情，而防止生变。这一点，与卢从史、乌重胤传所载完全一致。王翊元在整个事件也有所贡献，而以功居次，但因何领功，并未详言。
除此，我们尚可以举一份更为坚实的证据，即来自于韩愈所撰《乌氏庙碑铭》，碑文开篇即言其事：
元和五年，天子曰：“卢从史始立议用师于恒，乃阴与寇连，夸谩凶骄，出不逊言，其执以来！”其四月，中贵人承璀即诱而缚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趋哗，牙门都将乌公重胤当军门叱曰：“天子有命，从有赏，敢违者斩！”于是士皆敛兵还营，卒致从史京师。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95页。
碑为乌重胤请托所作，当为其亲自函告或口述。碑文以此开端，足见此事对乌重胤意义非常，是乌氏平生功业的重要基石，故不惜笔墨，详加叙述。据碑中记载，是庙告竣于元和八年八月，距平卢从史之乱仅三年，而事件碑中明言“中贵人承璀即诱而缚之”，当确凿可信，不至虚妄。
通过以上资料的爬剔，可以推断，《乌氏庙碑铭》关于吐突承璀擒拿卢从史一事确凿无疑，而《王翊元夫妇墓志》所载或有偏差。从时间上看，墓志所撰，当以大中三年八月迁祔王翊元夫妇之茔为上限，即849年，其时距事件发生已近40年，各方当事人如卢从史、裴垍、乌重胤、吐突承璀、王翊元皆早已过世。而平卢从史之乱发生时，李商隐尚在襁褓，王琯亦当年幼或尚未出世。李后为王茂元之婿，王琯为王翊元之子。故关于此事件的遥远记忆，李氏更多的可能来源于王氏家族，在转述中不免掺杂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李氏也在强调王翊元在事件中的主导地位，因而有意无意地在墓志中采用了饰笔，形成了同一史实的不同版本。
另外，墓志记载了王翊元父母、兄弟和子女的情况，对补充王茂元家族世系亦有重要价值。《全唐文》收有权德舆撰《唐故鄜州伏陆县令赠左散骑常侍王府君神道碑铭》，墓主即王翊元之祖父王崇术，志文对世系和子嗣记载较详：
公讳崇术，字敬方。其先太原晋阳人，晋司徒浑之后也，中以阀阅，徙于帝邱，今以名数，籍于毂下。曾王父皇集州司仓参军元素，元素生朝散大夫滑州卫南县令瑰，瑰生蔚州司法参军宏效，皆用儒行自守，故缨毂未华，仕不过郡掾史县大夫，而休问四畅。公即司法府君之子。……有子三人，长曰奇哲，次曰栖荣，幼曰栖曜。《全唐文》卷500，嘉庆十九年扬州全唐文诗局刻本。
碑、志合参，王氏之世系概然可见，今列图表如下，以清眉目：
三、书迹刻工
唐代是诗歌最为繁盛的时代，同样也是书法高度发展的时代。科举铨选，唱和往来，则词章、翰墨洵为寻常之事，操觚之士皆能为之。千载以来，李商隐诗名显赫，而书名不彰。关于李商隐书法的品评也各执一端，莫知孰是。《王翊元夫妇墓志》的出土，使我们得以拨开历史尘埃，窥其庐山面貌，岂非今日之幸欤！
李商隐的书法作品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笔者穷搜金石谱录，发现从著录来看，石刻文献凡5件，纸本文献凡2件，总计7件。虽然数量不多，但李氏兼擅众体，转益多师的书法面貌当不难想见。现按时间先后，胪列于下：
作品著录文献著录时代书体
《灵佑禅师碑》《宋高僧传》卷二十北宋题额，篆书可能性较大
《商于驿记》《小畜集》卷二十北宋题额，篆书
《四证堂碑》《墨池编》卷六北宋疑为正书
《月赋》《宣和书谱》卷三北宋正书
《四六藁草》《宣和书谱》卷三北宋行书
《太仓箴》《通志》卷七十三南宋疑为正书
《弥勒院记》《舆地碑记目》卷四南宋疑为正书
《宣和书谱》卷三记载：“李商隐，字义山……观其《四六藁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声律。笔画虽真，亦本非用意。然字体妍媚，意气飞动，亦可尚也。今御府所藏二：正书《月赋》、行书《四六本藁草》。”《宣和书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郑樵《通志》载：“《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李商隐撰。又《樊南四六》乙集二十卷。”盖此处《四六》即当指《樊南四六》的稿本。又，前称《四六藁草》，后称《四六本藁草》，有所出入，颇疑后一“本”字衍。评者以为其行书“字体妍媚，意气飞动”，说明满纸跳跃飞动，颇有生意，而“亦可尚也”，尚者，即评者尊奉、推崇之意。
除《四六藁草》外，尚有《月赋》一帧，著录者对此未予置评。直到清代，王澍《竹云题跋》才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唐李商隐书《月赋》：“率更书法多尚修长，行书为甚。义山此书出自率更，而比于率更，尤觉长而踰制。盖自魏晋来，无有如此书者。义山作人绝跌宕，不可绳以礼法，书亦犹尔。余于此，聊为书中増一殊观。”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627～628页。
王澍所见《月赋》，真伪不得而知。他认为，李氏楷法出自欧阳询，而愈加修长，难以以礼约制，可以称为书法中的异类。
而元代王恽《玉堂嘉话》却谈到他看到李商隐的另一种感受：李阳冰篆二十八字后有韦处厚、李商隐题，商隐字体绝类《黄庭经》。刘学锴、余恕诚校注：《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1854页。
可见，李商隐的书法水平不低，惜其书法作品已失传，书法真迹无缘得见。今《王翊元夫妇墓志》的重见天日，无疑为研究李商隐书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从墓志来看，李氏楷书结体宽博，笔力遒拔，以魏晋正楷为基，而稍参欧虞颜柳等诸家体势，布局讲究参差避让，行间茂密，粲然可观。整通墓志平和恬静，端庄儒雅，章法严谨，意气相聚，精神挽结，与王羲之书法亦息息相通。以书家许之，当不过誉。
值得一提的是李商隐所处的时代环境，当时颜真卿声势尚余，而柳公权风气正盛。柳、李二人生活时代相当，二人同朝为官，甚至共同参与过书法活动。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商于驿记后序》载：
会昌中，刺史吕公领是郡，新是驿。请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文其记，太子宾客柳公权书其石，秘书郎李商隐篆其额，皆一时之名士也。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编：《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1年，第11页。
会昌之时，柳氏已年届六旬，人书俱老，声誉盛隆。而李商隐年仅而立，能一并为时人延请题额，足以说明李氏书法已饮誉当时。柳、李书法联成双璧，可资美谈！
从《王翊元夫妇墓志》来看，李氏楷书来自颜柳的影响无疑也是深刻的，颜柳字多存碑版，颜筋柳骨，各逞姿态。而墓志所见，结体多中宫收紧，重心上移，方整平正，稍存颜真卿《颜勤礼碑》、柳公权《金刚经》之余韵。钟明善先生谓“直可与裴休《圭峰定慧禅师碑》相媲美”，亦不无见地。
李氏楷书的另一大特点即强调字际的协调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通墓志内，一部分重复出现的字之间作异体处理；二是相邻的重字，则稍作点画润饰，而生错落参差之感。比如，异体字：
卒卒杀杀
归归归归
以上几例字皆采用了不同的写法，正中求变，充分反映了李氏有意地经营布置。而“归”字，碑中凡四见，却出现了四种不同的写法，可见李氏在字形处理上之精妙。
再看点画上的变化，志文“恪恪愔愔，以为本表”，其中“恪”“愔”皆为叠字，我们来看李氏的处理：
恪恪愔愔
细致比勘，不难发现“各”之捺笔，前字作反捺，而后字作长捺。“音”之上点，前字作撇点，后者作顿点。再看四个“忄”，两点之间的关系各呈姿态，互不雷同。唐孙过庭《书谱》谓：“和而不同，违而不犯。”以此美学主张进行审视，无处不合。
李氏参择变化，化身万千，其基础正是来自于恢弘广博的学术涵养和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李商隐尝作《字略》一书，原书早佚，而部分散见于《汗简》和《古文四声韵》。而墓志所见，亦有部分来自古文。有此根基，李氏何以能大量采用古字、俗字，也就容易理解了。
李商隐诗文声誉隆盛，而妙迹零落，人间罕闻。前人披沙拣金，偶有得见真容者，明王士祯《渔洋诗话》尝言：“《宣和书谱》唐诗人善书者贺知章、李白、张籍、白居易、许浑、司空图、吴融、韩偓、杜牧，而不载温飞卿。然余从它处见李商隐书亦绝妙。知唐人无不工书者，特为诗所掩耳。”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编：《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1年，第354页。
此诚可谓不易之论。唐代诗家，今有书迹流传者不乏其人，李白之《上阳台》，贺知章之《孝经》，杜牧之《张好好诗》，久闻千秋之誉。而今之所见《王翊元夫妇墓志》平和醇厚，神完气足，比之以上诸家，犹当雁行！
然就碑版书迹而言，其产生必经过书丹和镌刻工序，刻工和书家关系极为密切。如说书家的书丹是一种创作，那么，刻工的镌刻亦可以说是一种再创作。刻工技艺的高下，极大地影响书迹在石刻上的效果。启功先生曾言：“刻工的作用不能不列入每件碑刻艺术品的成功因素之内。”启功：《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文物》1973年第7期。显然，我们在惊叹李商隐书学成就的同时，亦不能忽略将其书丹付诸于石上的刻工。
回到原墓志，铭末题署“宜阳鱼元弼刻”。检近年新出墓志，屡见鱼元弼所刻，如《唐符澈墓志》题署：“刻字人鱼元弼。”据墓志可知，志主符澈，乃唐云麾将军、守右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琅琊郡开国侯、上骑都尉、河东节度使加兵部尚书；志文由白居易之弟、宰相白敏中撰文。志主、撰者、书者皆为朝中重臣，镌者亦绝非凡庸之手！再如《唐韩复墓志》，题署：“堂舅金紫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上柱国公权撰……柳内弟宣义郎行太常寺协律郎晓骑尉仲年书，鱼元弼刻。”赵力光：《新出柳公权撰〈韩复墓志〉考释》，《文物》2009年第11期。据墓志可知，志主韩复乃唐宰相韩休曾孙、唐书法家柳公权堂外甥。撰志者乃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而将此内容刻勒于石者乃鱼元弼。今摩挲原石，其刀工娴熟，巧传笔墨神韵，效果逼真。《石刻考工录》《石刻刻工研究·〈石刻考工录〉补编》皆未辑录，盖受当时客观条件限制，无从得见，今当据上述考述辑补。
四、文学考论
作为晚唐文学的代表人物，李商隐在诗歌、古文方面皆粲然可观，清人吴乔《西昆发微序》谓：“唐人能自辟宇宙者，唯李、杜、昌黎、义山。”陈良运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843页。其诗文奇谲瑰丽，自能凿破鸿蒙，击穿肺腑。
唐代崇尚厚葬，树碑立传蔚然成风，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碑志的创作。但中唐以来，其痼尤深。陈寅恪尝直指时流之弊：今观两志文（指《安师墓志》和《康达墓志》）因袭雷同公式化之可笑，一至若此，则知非大事创革不可。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3页。
陈言务去成为墓志创作的首要任务，解骈为散成为志文发展变革的重要手段，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以及开时代风气的白居易、元稹，乃至于与李氏一时瑜亮的杜牧，都在墓志创作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尝试，激流冲荡，气象万千！置于时代之洪流，李商隐亦革故鼎新，纵生笔底波澜。《王翊元夫妇墓志》：公，成公第四子，善餋，喜书，知兵。
善餋，则知孝敬。喜书，则广见闻。知兵，则善谋略。寥寥数字，志主之禀赋材质跃然纸上，笔简而意繁。相反，我们再来看看同时代众多文人的作品，如同样作于大中三年的《郑錀及妻王氏墓志》：
公气钟端厚，才适变通。谅直足以通神明，清贞得以贯金石。怀事君之大节，资奉主之公心。动必依经，言皆合礼。
骈俪之句，比比皆是。句式规整，字数繁多，却不得要领，实乃中唐之风气使然。其中所见，乃千万人之面目，而非志主之一人面目。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其实，李氏乃骈俪之高手，颇有盛誉，《新唐书·文艺传》载：“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03《文艺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792页。
因此，墓志之骈俪，李氏非不能，实不为也。从这里看，李氏针对不同文体，是有所取舍的。墓志的对象在人，则凸显人物形象至为关键，质胜于文，方才得其精髓。且看墓志的铭文部分：“公骇曰唉，走马来朝。帝能其言，前属之筹。公曰有谋，可使溃销。不俾众惊，一夫之趫。帝曰繄汝，勿缓汝劳。”
我们同样可与作于大中三年的《胡芮妻刘氏墓志》对比：“夫人淑慎，贞烈难比，似月透波，如莲出水。四德谦慎，六姻和美，人之常伦，孰无生死。”
作墓志铭文，就常理而言，执笔者往往恃才逞能，尽繁缛之能事。而李商隐将铭文部分本有的骈俪色彩，也同样散文化，试想非如李氏“自辟宇宙”之才，孰能至此？
目前所见，出于李氏一人之手的墓志，唯《白居易墓碑文》与《王翊元夫妇墓志》两篇，二者相互比勘，亦可通消息。《王翊元夫妇墓志》载：“公姓王氏，讳翊元，字子慎，年四十五。元和十五年闰月三日卒升平里第，从先太师成公讳栖曜葬万年曹村。”
《白居易墓碑文》载：“公以致仕刑部尚书，年七十五，会昌六年八月薨东都。赠右仆射，十一月遂葬龙门。”李商隐：《樊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67页。
两篇志文开宗明义，交代墓主年齿、卒时、葬地。这与志前述名讳、籍贯、家世，志后述年齿、卒时、葬地的通常做法并不吻合，大抵可看做李氏个人的行文习惯。针对志主不同的身份、地位、经历，其写作策略也径庭有别，白居易一生著作丰富，声誉隆盛，多可叙录，李氏落笔则执简御繁，时起波澜。王翊元一生可资叙录者无多，李氏则围绕平定卢从史之乱一事，大肆渲染，入谒皇帝、托乌重胤、约吐突承璀、缚卢从史，事件之枝叶本末，宛然在目。由此可见，李氏熟谙详略之法，谋篇布局，至为深稳。
在一般文体中，李氏好用典故。宋吴炯《五总志》：“唐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史，鳞次堆集左右，时谓为獭祭鱼。”通篇志文，李氏将墓主事迹娓娓道来，语言平白精炼，为加强叙事甚少用典，这一点看似与李氏惯有文风不合，本质上透露的却是李氏在撰写碑版、传记方面的写实精神。随文不守陈规，不设虚辞，别具一格。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先生曾经指出：表述对死亡达观的墓志铭，容易定型化，一旦确定了题旨，形成了规矩，就谁都会来一番矫揉造作，鹦鹉学舌。可谓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撰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能够于千万人中开一生面，是墓志写作成功的重要表现。李商隐所撰《王翊元夫妇墓志》解骈为散的创作尝试，化繁为简的用笔，详略得当的谋篇布局，让墓主形象跃然纸上、深入人心，别出机杼，堪称唐代墓志的杰作。
据统计，李商隐所撰墓志或墓碑，今颇为少见，唯《白居易墓碑文》与《王翊元夫妇墓志》2篇。与李氏大约同时之人如韩愈所撰墓志现存55篇，柳宗元约45篇，白居易14篇，元稹14篇，杜牧14篇，与诸家相较，李氏的墓志作品颇不成比例。而在李氏现存三百余篇文章中，这样的数量也是微不足道的。何以如此，尚留待我们深入探讨。
综上，《王翊元夫妇墓志》，让我们领略到李商隐在文学和书法上的巨大成就，志文解骈为散、化繁为简，取法高古，粲然可观；书法体势俊逸，顾盼生姿，堪称妙迹。刻工鱼元弼，刀工娴熟，点画传神，亦非凡庸之手。而志文所载王翊元家世生平，有裨于补史证史，足资考索。由此可见，李商隐书《王翊元夫妇墓志》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马瑞，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张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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